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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一接受，并以蒋严重打击右派为慰，遂全力支持蒋。内地学者一般认为俄国顾问与中共方面对蒋之退让，视为“右倾错误”（若见卢晃持《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原因和蒋介石两面策略》，页八十一），殊不知此乃斯大林的既定政策，并非一时的错误。苏俄想利用蒋介石，竟不知被蒋介石耍了。《中国革命之悲剧》一书的作者艾萨克斯 （Harold R·Isaacs），将蒋介石譬作守地狱门的“三首犬”（ cerberus），一首向右，实属戴季陶的头，第二首向左，乃蒋戴假面具的头，满口“左”倾与革命。第三首在左右之间，面向猜忌与野心（见艾氏著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90），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左派将军”或“红色将军”蒋介石的脸谱，绝对是张假面具，只是俄共被蒙在鼓里而已。斯人之内右外左，早可见之于自俄归国后写给廖仲恺的信，见之于与右派巨子戴季陶、张静江等的不寻常关系。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蒋介石日记处处可见对汪精卫与季山嘉的怨愤、疑惧和批评，觉得自己在左派设计的阴谋之中，以至于容易被认为“自一九二六年一月起，蒋介石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遽尖锐”。（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一）然而这种急遽尖锐的矛盾，汪、季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他们一直是把蒋当作反右的左派同志看待的。一些具体的不同意见，原来并不尖锐，如北伐问题并无要不要北伐的政策性问题，而是到不到时机的策略性问题。由于季山嘉觉得北伐尚非其时，尔后有蒋北上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系以及练兵的建议，汪精卫岂有反对之理？蒋本人亦一度甚为赞同，最后却作为季、汪要把他送往海参崴阴谋的“事实根据”！最根本的是，档案资料充分显示，无论汪精卫或俄共方面，对蒋绝无阴谋之可言。即以理据而言，俄共于事变之后还要支持他，有何理由要于事前搞掉他？然则，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前三个月日记中所表现的心态，显然是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左派势力当作假想敌，不断而剧烈地自制矛盾，把一些寻常的事刻意扩大与扭曲，把疑虑转化成阴谋，几成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自然把自己心目中被激化的敌人，当作斗争的对象，并作为采取断然军事行动的借口与根据。此一心态实已见诸事变前一日蒋氏的日记：“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奉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又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牟谱初稿》，页五四七）是以若认定国民党右派之挑拨和煽动为引发中山舰事变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蒋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里，一贯以左派为敌的事实。
蒋介石以左派为敌，并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于其个人权力有碍，如果真诚合作下去，固然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却不免为他人做嫁衣裳，绝对建立不起蒋家王朝。国民党右派自一九二四年改组后即处劣势，可为己用，而不致受制于人。右派显然于中山舰事变前后兴风作浪，为虎作伥，然当老虎与北极熊谈妥条件，却又被虎鱼肉；后来老虎称王，卒成虎帐之下的虾兵蟹将。蒋介石左顾右盼而左右逢源，处处有利于个人权势的缔造、野心的满足！
中山舰事变可说是蒋介石生平的一场豪赌，虽一家独赢，然赢得险象环生，并不如一般强人强悍作风的印象。事发当晚何香凝曾向蒋责问，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四三）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页三十四）只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坚持国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顾问遂千方百计向蒋妥协，以为反蒋会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卫已着手组织的“反蒋联盟”。设若“反蒋联盟”组成，获得中共与俄国顾问的支持，岂蒋介石及其第一军可敌？如果蒋因“中山舰事变”弄巧成拙而一败涂地，则其政治生命势必就此结束，更无论蒋家王朝之兴，亦云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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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 123
孙中山晚年一直梦想北伐，曾身临粤北韶关督师，终未如愿。所谓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统一，与吴佩孚的自北而南的军事统一雄图，主义虽异，动武则一。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许多地方上的领袖遂倡导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后联省自治，最后达成邦联式的和平统一。陈炯明即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孙中山闹翻。
蒋介石绝非唯一继承孙中山北伐遗志之人，所有中山党徒，无论左右，都想北伐以统一中国，国共合作之目的，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亦非北伐莫办。苏俄军援中国国民党，更是要加强北伐的军力。问题是有没有武力统一的实力。蒋介石与俄国顾问季山嘉的争论，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问题。如果俄人反对北伐，则派军事顾问为了什么？送来大批俄制军火，又是为了什么？所以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说，蒋介石屡次提北伐，但为“俄顾问及共产党徒迭次阻挠”，是岂有此理的。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大举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事实上，蒋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对北伐仍是十分犹豫不定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广西的军队已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李宗仁于十日抵达广州，劝蒋北伐，蒋居然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李跟蒋反复辩论很久，蒋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OO至二O一）后来，李宗仁说动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始助长北伐的声势。同时二李明告蒋，推举他为北伐的总司令。其实最有力的荐蒋者，乃是俄国顾问鲍罗廷。
鲍顾问于中山舰事变后，为了“团结”，刻意姑息蒋介石。五月间，蒋逼走胡汉民，逮捕吴铁城、欧阳格，做替罪羊，将他们与熊克武等一起关押在虎门要塞的横挡炮台。（见《郭汝槐回忆录》，页十七）鲍罗廷当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报告：“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阴谋。”（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六九）于是鲍罗廷大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惶愧力辞”！俄国人不懂“惶愧力辞”的传统中国文化，竟然以去就力争，声言蒋如不就，他也不愿意担任顾问，大有同进退之意。（参阅《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虽于六月四日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仍无北伐的迹象，直至七月一日才下北伐动员令；到七月九日才在广州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典礼，由孙科捧孙中山遗像，国府主席谭延授印，以及监察委员吴稚晖献旗；到七月下旬蒋介石才离开广州，鲍罗廷在欢送宴会上仍然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见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当蒋介石在广州轰轰烈烈誓师之时，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已据有湘南。李之第七军遂人湘援唐，七月十日克复长沙。当李、唐于七月十五日在衡阳会晤时，蒋介石还未离开广州呢。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当北伐攻势已取得成功后，才在广州誓师的。（见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73）换言之，蒋介石还未出师，李宗仁的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以及唐生智的第八军已在湖南打了胜仗，总司令无与焉。
当时李、唐主张一鼓而下武汉，蒋介石却要他们对鄂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显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战场，表显一下总司令别有妙计。但是在战术上，夺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毕竟是上策；在战略上，转攻江西，势必进入孙传芳的地盘，把原持中立的孙传芳逼向吴佩孚，自是下策。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虽已三十九岁，但基本军事训练原极有限，作战经验也无多。只是为了想阻挡李、唐直取武汉，竟暴露了他在战术与战略上的低能。李宗仁还特别于八月九日再赴衡阳，欢迎北上的蒋总司令，并解释直捣武汉的必要。（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蒋介石于八月十二日抵长沙开军事会议，在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影响下，最后才决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汉的提案。（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二三四至二三五；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八四）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各军正待命出发，蒋介石忽于八月十四召集第七、第八两军，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阅兵典礼，显然要表示一下总司令的威风。不幸得很，显威风结果变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座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单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蒋总司令的座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天，顿时翻鞍坠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页二三七）
在众目睽睽之下，总司令坠马落地，实在狼狈之至。不过，蒋介石还算有能耐，坠马以后仍继续检阅分列式，并对官兵演说后才毕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为“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而想入非非。（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八）其实蒋介石又何尝不迷信，在日记中抱怨入湘以后，与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愿”（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窝囊可知。
进兵武汉既定，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挥师北上，节节胜利，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控制通往汉口的铁路线，二十七日经血战夺取汀泗桥。蒋介石于二日后乘火车经过，犹见“死尸累累，惨目伤心”。迟到的总司令于九月四日在武昌附近涂家湾，又召集军事会议，但对敌情并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时之内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级将领面面相觑，不好说什么话。结果九月五日凌晨三时开始硬攻，伤亡惨重而不能下，只好又下令停止攻击。最后有赖第八军先取汉阳，于九月六日攻克，翌日再进占汉口，至此武昌已成为瓮中之鳖，不战而降。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总司令应该是十分风光，但是蒋介石心中有数，战功既属李宗仁与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面前出了丑，很不是滋味，遂决定“亲督江西之战”。（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日）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由于权谋运用得手，而非因其军事长才。事实上他的军事才能甚短。更不应忽略的是，迟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对北伐仍感犹豫，后来第四、七、八军已进兵湖南，北伐已成骑虎之势，才隆重誓师，形同绑鸭子上架。北伐军势若破竹，于两个月之内攻占武汉三镇，可称神速。虽说第四、七、八三军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