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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过报之后，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九日携未婚妻宋美龄、小舅子宋子文，以及一大批随从由上海乘海轮前往日本长崎。一行人游览云仙、奈良、神户、汤本、热海、东京等地。到神户后特赴有马温泉，拜访养疴的宋太夫人，并得其允诺婚事。蒋介石在日时，忽谓将留半年、忽谓将赴欧美，结果都是障眼法。他觉得复职时机已到，即于十一月八日离日回国。
返抵上海，积极筹备婚礼，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登出如下一则结婚启事：
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遑家室之私……兹定十二月一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宋平《蒋介石生平》，页二○五）
此则启事之妙，可谓“吹牛不打草稿”，“未遑家室”吗？早已有二妻一妾。更妙的是要“发起废兵院”，他们结婚之后，废兵院没有下文，倒是兵连祸结，中国老百姓无有宁日。
十二月一日那天的婚礼，有二重仪式，先是宋家亲友聚集在宋宅，举行基督教宗教仪式。美国驻沪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Admiral Mark Bristol）也来观礼。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其《宋家王朝》中说，主持牧师姓江，即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原是宋家老友，但西格雷夫不知江牧师很认真，对于蒋介石的婚姻状况不满意，拒绝主持，只好改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博士来主持，余虽是基督徒，却非正式合格的牧师，也只好将就了。
这个仪式结束后，便是在外滩大华饭店的盛大婚礼，豪华饭店的大舞厅里，有来宾一千三百余人，众多的圆桌上摆满了鲜花，还有鲜花制成的钟铃。礼堂上挂着巨幅孙中山的遗像、青天白日党旗以及巨幅喜字。礼堂的另一边坐着白俄乐队，于下午四时十五分开始演奏，主持婚礼的蔡元培走到孙中山遗像下，十几个国家的公使一一到场，代表美国的仍是海军少将布里斯托尔。杜月笙也在宾客之中。
当孔祥熙陪伴四十岁的新郎蒋介石出现时，一身笔挺西服，引起一阵骚动。接着宾客入座，电影机发动，白俄乐队奏起门德尔松的曲子，三十岁的新娘宋美龄冒称二十七，一身白纱礼服，手挽宋子文，踏在红地毯上，缓缓向前。走在后面的有穿着粉红礼服的四位女傧相。
在孙中山的圣像前，美龄走到蒋介石的身边，然后新郎新娘向遗像鞠躬，向国旗鞠躬。当此时也，照相机声喀嚓不断。接着蔡元培宣读结婚证书，读后，新人用印，新人相互鞠躬，向主婚人、证婚人以及众宾客鞠躬，同时一个叫霍尔（E．L。Hall）的美国男高音，在白俄乐队的伴奏下，高唱《噢！答应我》 （Oh！Promise Me）。最后在掌声雷动中结束婚礼，当晚带着二百多名保镖，乘车到莫干山度蜜月去也。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第一页上刊出蒋宋结婚消息，上海三家英文报纸也竞相报道，称之为近年来中国人最显赫的婚礼，礼物之多更不在话下，消费在数百万元以上，这个婚礼本身足以显示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已经十分资本主义化了，已经向现实妥协了。
美国记者斯诺曾访问宋庆龄谈起这桩婚事，庆龄认为两人起先都是“投机”（opportunistic），但结了婚多少有爱情，应属实情。蒋介石与宋美龄即使在公众场合也互称“达令”（darling），虽说是学洋派，总还有一些票面价值。然而无论如何，蒋宋联姻的政治色彩仍是十分浓厚，尤其对蒋而言。对宋美龄而言，蒋之人品与学识俱不足取，但他权势熏天，不久贵为一国元首，风光数十年，也足以满足她的需求。至于对蒋介石而言，娶宋之后立即把孙中山变成自己的姻兄，由“弟子”摇身一变为“兄弟”，为革命法统平添一层“裙带关系”，使他更能够将“死中山”作为“活护符”，以号令天下。再通过宋美龄，不仅把财政部长宋子文争取过来，而且还搭上美国人的关系。不过美国关系常被人过于夸大，认为从此蒋与美帝挂了钩。宋家在美国政界哪有这般大的影响？只是在人际关系上有所沟通而已，当然由于亲美派宋氏兄妹的中介，美国以及美国人对蒋政权的影响，倒是与日俱增。还有许多人指出，宋美龄对蒋介石有两大影响：一是使蒋增多一些国际知识，扩大了他局限的见闻，不过照马寅初教蒋介石经济知识的经验，蒋光头像电灯泡，里头真空外面进不去，则增广知识也颇有限。二是使蒋成为基督徒，于一九二八年受洗，不过受洗入教原是结婚的条件之一，我们很怀疑蒋介石是真正的基督徒，更怀疑他完全扬弃了他母亲的佛教和民间邪教信仰。据他的亲信张明镐在《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回忆，明说蒋介石在一九二八年——信基督教之年——还是非常“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的。张明镐回忆：
蒋介石老宅内设有“祖堂”，并出资重修蒋家新祠堂，在祠堂两旁各建十间楼房，作为武岭学校教职员家属及本族近房的住宅，并自题“忠孝传家”四字悬于祠堂外门上。他不但喜欢结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一九二八年，蒋偕宋美龄回籍时，到雪窦山上野餐。蒋到隐潭庙时，走进龙王神像大殿前，向龙王作揖行礼，口中还念念有词，似在默祷着什么。根据多年来的情况看，他每遇时局动荡，须以决策应付的时候，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他绝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祷祖上及神明保佑，或与亲信密谋定计，把这里视作“陇中决策”的场所。
对照起蒋介石多年在雪窦寺等佛寺的行踪，乃至他一生中跟一些佛教大师、法师等的关系，张明镐所回忆的种种，自属可信。
还没完呢！在蒋介石一生中，他跟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神父等的关系，也非比寻常。最有趣的是，在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一文里有这样一段：
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戴之圣母像，吟读唐诗，有时，或于晚餐后朗诵大学、中庸。父亲一生为国，一无私念，一切为公，此皆余所当学习与实践者也。
蒋经国文中提到的“平时常戴之圣母像”，可真太有趣了！圣母像云云，岂不正是天主教的玩意儿吗？
由此可见，蒋介石其实绝非一个只信基督教的教徒，他信的是上下古今四方神，所有的神能信全信、所有的宝能押全押，这才万无一失啊！
至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蒋介石“遗嘱”中，说他“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李敖在《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千秋评论》第五十一期）一文里考证出：蒋介石“遗嘱”中的话是完全与事实不合的。“遗嘱”中所谓他在“束发”之时就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的说法，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不过，不论他何时信教，真信或假信，他受洗入教一传出去，立即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赚到政治本钱，使山姆大叔大有虽不“同种”而“同文”的感受，《时代杂志》老板卢斯（Henn Luce）一生力捧蒋介石，便事出有因了。总之，蒋宋结婚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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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有名无实的统一 / 168
蒋介石于下野之前，固然已做了复出的准备，如果真归隐山林，宋美龄才不肯嫁给樵夫渔父呢，不过运气也确在他的那一边。共产党大搞广州公社暴动，给吴稚晖那一帮人大肆攻击汪精卫的借口，将汪逼走。诚如李宗仁所说，汪一走，蒋复出便稳坐第一把交椅。
蒋于复出之前，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制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南京惨案。当时南京政府的当权派是“中央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利用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他自兼校长，教务主任戴季陶、训育主任丁惟汾、总务主任陈果夫）煽动学生闹事，于二十一日捣毁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翌日党校学生又聚众示威游行、高呼口号，由于军警开枪镇压，造成血案。事后，蒋接连发表措辞严厉的谈话，抨击政府，极具火药味，更于二十四日策动组成惨案后援会，要求严惩凶手，接着各地党部发表通电响应。十二月三日，蒋于二届四中预备会议时议定组织特别法庭，指控居正等十人有罪。蒋身为党校校长，学生滋事又如此袒护，其幕后导演之事实已呼之欲出。蒋为了东山再起，必须要打倒新当权派“特委会”，遂命陈果夫运用其组织部和党校势力，鼓动“反特委会”运动，走上街头，酿成南京军警开枪的“一一二二惨案”，使当权派声誉扫地，促使蒋重掌大权。（见王克文《陈家党比蒋家天下更早画下句点——从现代史观点看陈立夫在国民党史上的角色与影响》，页三十）至此，惨案由蒋主导已属定论。一般史论认为蒋借此事打击西山会议派，其实西山派只是遭池鱼之殃，那些顽固政客无拳无勇，因蒋反共，早已投靠，蒋要重掌大权，绝非障碍。度蒋之意，只是打击现政府的威信，使其复出更具迫切感，真正造成斯人不出奈苍生何的情况。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为了造势，也不惜人头落地，并殃及居正等老同志，亦云厉矣！
居正字觉生，是湖北广济人，生于一八七六年，那正是清朝光绪二年，民国成立前三十二年。他在中国受旧教育，后来到日本留学，念的是法政大学，并且从事革命运动。当时中国的革命，有两大家：一类是边缘革命家、一类是中原革命家。边缘革命家只会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侧击，结果作秀有余，动摇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则主张打硬仗，他们深入民间、腹地和内陆，冒真险、犯大难，进行革命。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断正确的明证。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蒋介石而唾弃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札记》序中就说：“武汉为南北关键，一旦动摇，则四方瓦解。”武昌起义终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在此。而武昌起义的大功臣之一，就是居正。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居正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并代理部长。一九一三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长，《民国杂志》经理。一九一六年到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总司令，占潍县，攻济南。在这段期间，他手下有一位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所以，在国民党的伦理中，居正是蒋介石的上司。尽管是上司，照样无辜被整肃。居正夫人钟明志说，居正虽名列中央特别委员会，并不常住南京，于惨案全不知情，却仍被株连，存心罗织，最后不了了之，然而一年多以后在上海又莫名其妙被收押在警备总部，“脚镣手铐，如获江洋大盗。”（钟明志《我的回忆》稿本）直至扩大会议失败，南京有人关说，始准家属会见，不久起解南京，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自由，并且当上了司法院长。他有诗记此奇遇，说：“御侮当前耻阋墙，精诚团结为非常。槛车甫脱容登阁，惭愧夷吾笑楚狂。”写的就是这回事。真教居正哭笑不得，能无伴君如伴虎之惧？
蒋于复出之后，又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借北伐需款，大量发行国库券，亲自致电上海总商会以及中国、交通银行，强力推销。中国银行的张嘉璈于前一年已被蒋敲去一大笔，不愿再轻易介入，不肯应命赴南京商量。蒋竟大怒，于二月二十八日致宋子文电文中，指责张不来宁即是“阻挠北伐”，并限张于一星期内承销一千万元。张也动了肝火，措辞强硬地回复宋子文，说是：
此等电文，余无法承受。若转与余，只好复电决裂。试问：国民军自粤而湘而赣而浙而宁，中行帮助逾千万；去年第一次库券，中行允八九百万；第二次库券，中行允六百余万；龙潭之役，孙军过江时，中行帮助几何？此次上台，中行助力几何？去年过年，中行又借几何？此谓把持何？北伐失败之罪，系于何人？非严重诘问不可，否则如此无信无义之人，何能当我辈首领！我辈牺牲为行，一生穷困，至于今日，所望事业有成、国家有裨，若因此二者而绝望，则既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