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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婉言相劝无效。翌日张又得蒋之电报催募，遂以“感触太深、精神不济”为由，隐居不出，避不见面，以抗议“威权相逼”。三月四日，蒋亲自到上海施压，声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张嘉璈虽心不甘情不愿，但是还是怕决裂而引起金融风潮，最后议定中银垫款六百万，分三个月付清。蒋终于表示“融洽谅解”，再次平白获得巨款。（参阅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二一四至二一六）其行径何异强盗勒索啊！
蒋介石于一九二八年元月四日回到南京，宣布将于九日恢复总司令职务，并预告四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是一月十三日到二月一日。此会虽一直由汪精卫坚持要召开而未果，但现在召开完全在蒋介石笼罩之下，听其意志办事。宁汉合流，原是取消宁伪府，以便汉府迁宁，而现在蒋取得权力后，实际上等于是他擅立的宁伪府，把汉真府给消化掉了，不仅中共被赶尽杀绝，国民党左派被扫地出门，汪派人马也被排除在权力的大门之外。
蒋安排好政治权力后，即准备继续军事行动，统一中国，完成孙中山的遗志。他称之为“第二次北伐”，但北伐的性质已大大改变。他仍称之为国民革命，但革命的性质与原有的相比更背道而驰。广州誓师时，国民革命军北伐仍秉承孙中山的遗志联俄容共，但现在是反苏反共，对共党与“左”倾分子格杀勿论，蒋氏反赤情绪比孙传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反共，同时压制了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乃是当年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如省港大罢工，震动一时，也是北伐迅速成功的推动力。然后在蒋主导下的二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党部中有关工、农、商、妇女、学生等组织都被取消了。他不再靠群众，而依赖一直在建设中的特务组织。再说，原来的革命有两大目标：“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旗帜鲜明。但蒋一到京沪，立即与帝国主义妥协，甚至屈服。他复职后不到几天，就枪毙了五十余名士兵，指控他们是在共党嗾使下于前一年（一九二七）攻击外国人的罪犯，还逮捕了不少军官接受军法处置。（见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P．125）是知蒋不仅不与帝国主义严正交涉南京惨案，而且杀人媚外。其欲保障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态度与政策，更毫不隐饰。至于打倒军阀，蒋早已收编了不少军阀为己用，虽然还须打倒张宗昌、孙传芳，以及奉系旧军阀，但国民党内新军阀集团亦已形成。蒋介石自领第一集团军，以其亲信黄埔学生为班底组成的嫡系部队，聚合了六十师之多，完全听命于蒋。蒋为了展示大家长的威风，于复出之时，向何应钦施了下马威，令何惊羞交加，告假两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又称西北军），于北伐节节胜利时集体加入国民党，就像令全部士兵受洗入基督教一样，组成第二集团军。阎锡山及其山西部队到一九二七年九月才加入国民党，组成第三集团军。李宗仁与白崇禧的桂系部队，于“第一次北伐”中战功卓著，势力不断扩张，组成第四集团军。这四个集团军各有地盘、各有军头，名为党军，实听命于军头，非新军阀云何？而“第二次北伐”的军力就是靠这四个新军阀集团。
蒋在南昌抗命时，武汉中央曾拟取消总司令以削其兵权，惟力不从心。而今蒋恢复总司令职之后，竟自动改为平行的四个集团军，各称总司令。不仅此也，蒋还主动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设立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分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出任主席，实同政治分权。李宗仁认为蒋于下野前曾被人骂独裁，故复出伊始，做此安排，以杜人口。我们觉得并不尽然，独裁乃其一贯目标，为达此目标，自有其迂回的权术与战略运用，所谓“夺之先予之”。一九二八年年初的形势，冯、阎各据一方，而二人资历都在蒋之上，为了尽快底定华北，绝对得罪不得，而李、白桂系于击溃唐生智后，控驭两湖，军容甚盛，亦必须拉拢笼络。更何况直鲁军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张作霖的奉军以东北为根据地，实力仍然强大。简单言之，蒋为了清除旧军阀以完成北伐，必须团结新军阀不可。
蒋介石所谓的“第二次北伐”，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开始总攻击，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攻掠京汉路以东与津浦路以西地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自太原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自武汉循京汉铁削匕进，与友军会师北京。如此庞大的军团，南北夹攻，声势浩大。孙传芳与张宗昌的直鲁军于龙潭一役后，已一蹶不振，然而蒋介石及其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时，左翼忽被孙传芳残部突破、顿感惊惶失措，幸冯玉祥的孙良诚部及时截断孙军退路，始得解围，蒋冯两军遂于四月二十二日在泰安会师，并于五月一日进占山东省城济南。
蒋介石进驻济南，当时济南有日侨两千人，日本田中政府遂以护侨为名，不顾蒋之外交部长黄郛一再保证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蒋复于三月六日欢宴日本记者演说时，强调“中日亲善提携”（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鳊（一），页一一四），仍于四月十八日决定派五千远征军到山东。北京、南京两府俱向日本抗议侵犯主权。蒋到济南后立即与日将获致协议，日军撤退，蒋保证维持和平，并令各军“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见同书，页一二四），但五月三日一早就发生冲突，引起枪战。蒋介石害怕，同意撤至城外，以换取停战。根据英美公使的密件报告，冲突的发生实由于蒋军入城后纪律太坏之故。（见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P·179）然而蒋虽撤兵城外，日军仍借题发挥，派遣生力军，声言惩罚，并于五月七日递交第一次通牒，要求处置有关官员，解散有关部队，撤去济南城内部队，查禁一切反日宣传，以及所有中国部队向济南至青岛铁路南北两侧撤退二十华里等，并限十二小时内答复。（见同书，页一三三）蒋介石在日帝横蛮威吓下，居然答应一部分极具侮辱性的条件，但日方仍不满意，于五月八日下午向济南实施攻击，至十一日蒋军无力抵抗而屈服，济南城内外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军民死亡数千人之多。（据《蒋总统秘录》，日寇杀害中国军民三千二百五十四人，见第七册，页五十一）
蒋介石于五月五日晚上，当日机轰炸济南时，就仓皇逃出城外，把总司令部迁至党家庄车站，翌日冯玉祥来晤（见《冯玉样日记》第二册，页四五八），黄郸、王正廷、杨杰、杨永泰、蒋作宾等参与会议。蒋介石居然在会议上提出放弃北伐，与奉张划江而治的主张，但遭冯玉祥等反对。最后决定避开日军，绕道北伐。五月十日，南京政府党政联席会议在兖州召开，与会国民党要员一致表示必须对日妥协，满足日军一切要求，并诉请国联调停。有趣的是，蒋介石再度提出放弃北伐，此次冯玉祥不在场，由谭延力言不可放弃，蒋介石无辞以对，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再度肯定绕道北伐的前议。但他自己不肯再在前线指挥了，把任务交给冯玉祥后，即返回徐州去也。（参阅蒋致冯玉样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页一三九）
济南惨案毫无疑问地暴露了日帝横蛮凶残的真面目，不过一片反日情绪却也模糊了蒋介石举措失当的真面目。这件惨案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他一开始就采取极为软弱的对策，不惜卑躬屈膝，在五月二日的日记里自认：“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他又于五月六日电告南京政府，“转饬所属，对各友邦领事、侨民生命财产，须加保护，凡有碍邦交之语宣传，宜随时取缔。”（《见国闻周报》第五卷第十八期）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屈辱，并未稍减日帝的暴行，更未得丝毫善意回报，可称国耻。（参阅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页七十五至八十九）他于失败屈辱之余，竟忧惧丧志，二度想放弃北伐。他还掩饰第一集团军的军纪废弛。前次汉口事件与南京事件，他有共产党可以指责，而此次共党既被他清除干净，已无代罪羔羊，只好加以掩遮。其实蒋军的纪律绝不会比一般军阀的军队好。
蒋介石于兖州会议后回到徐州，把绕道北伐进兵河北的任务交给冯玉祥，让第二集团军去应付京津一带的帝国主义，以及号称百万的奉军。他又约冯玉祥与白崇禧到郑州，于五月二十一日开军事会议，以地盘与军饷来鼓励冯、白积极进攻。白返汉口后，即率第四集团军北上。白回忆称：“奉军之侦察机发现我方之援军有百余列车，才退回关外。”（《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页九十）张作霖奉军足与阎锡山晋军周旋，但桂系大军压境，势必退守东北。不过由于张作霖极度敌视冯玉祥，故于离京前所做撤退安排，故意有利阎锡山进取京津。奉军于五月底即弃守保定。蒋介石于五月三十日到石家庄晤阎，许诺京津地盘。六月一日张作霖通电出关，六月三日清晨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张学良于六月四日至天津，安排奉军退出山海关。同时北京的“和平维持会”电请在保定的阎锡山进京。八日阎属商震部先入京，翌日阎偕白崇禧进京，设立卫戍司令部。十二日阎以部将张荫梧任北京市警备司令，命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完全控驭京津地区。蒋介石先促冯玉祥进取河北，后让阎锡山据有京津，自有制造阎冯间矛盾之嫌。冯玉祥于六月二日电蒋，“谓我军是为革命而牺牲、为统一而作战，非为争地盘而革命”（《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四六八），已露意气，冯的不开心，不仅表之于电文，而且付诸行动，命韩复榘故意阻截北京公使馆所请维持秩序的一旅奉军，并缴其械。公使团与南京政府几经交涉，才逼使冯玉祥放人还枪。显然冯生此事端，令蒋难堪。
蒋介石以南京政府名义，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事实上，统一并未完成，新疆至十七日始易帜；张学良退据东北，至岁暮才内属。日本早已警告南京政府，不得染指东北，蒋岂敢进兵？由于当时感到统一东北无望，才会于六月十五日宣告统一。他未料到张学良国仇家恨，不顾日帝的威胁与阻挠，毅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宣布东北易帜，归属中央。（见《申报》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报道，另见同日上海《新闻报》）然而即使东三省内属，南京政府成为唯一的中央政府，但是各个集团军雄踞一方，派系林立，军令与政令均未真正统一。所谓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根本是有名而无实。
李敖研究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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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比旧军阀更黩武 / 177
有名无实的统一之后，蒋介石虽高高在上，控制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但事实上不过是占领东南几省的一个诸侯。他环顾当时的中国，自南至北，除他之外，还有五个权力中心：广州的李济深、武汉的李宗仁、开封的冯玉祥、北平的阎锡山以及沈阳的张学良。这种国民党内群雄割据的局面，多少由蒋一手助成。他为了建立个人的军事势力，不惜一再打击党的威信，甚至否认武汉党中央而别立南京中央，开了国民党内军头主义的先河。他又为了早日完成北伐，不惜容纳军阀余孽，并与各派军头妥协，允诺地盘以及其他政治与经济利益，最后造成以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北洋旧军阀的后果。
更糟糕的是，北伐完成，若论战功，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无论如何摆法，必然在四个集团军中“憾”陪末座。号称第一，实居第四，若论功行赏，欲以第一集团军通吃其他各军，必难以服众。“功”之外，蒋之“德”更不堪闻问，即连始终帮蒋抬轿子的丑角吴稚晖，私底下也说：“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九四至三九五）“黄袍加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于《宋论》中畅言，宋太祖取天下自知无德、无功，乃重一“惧”字，即懂得谨慎小心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