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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国民会议，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现，而本党为人民谋解放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在会议中与人民意志合为一体。此同人等认为党国目前切要之图，谨以精神结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立中枢，俾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之筹备，与夫一切党务之进行，得所指挥；望我全体忠实同志，一其心力，以济艰难，一切睚眦之见、意气之争，皆当去之务尽，内以自固，外以御侮，党国安危，实系于此，敬布腹心，惟共鉴之！
这是说国民党已沦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文中之“某”，即蒋介石也。
十七年间，本党于军事上既统一全国，其在同志，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欣欣然望训政之实行；其在国民，亦本于厌乱思治之心理，相与为永久和平之祷祝。然曾不一年，而内战复起：十八年间，长江黄河西江三大流域，满染国民革命军相斫之鲜血，人民生命财产，随以荡析者，更不可胜记；至于今春以来之大战，战区之广、战祸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与拟，即民国以来绝无其例，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呜呼！此诚中国之浩劫，而中国国民党之奇痛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国民党内斗不已，“战祸之烈”，“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也。
南京诸人，于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党员之选举权，剥夺无余。全国代表大会既非法，则其所产生之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权之故，认约法为不便于己，置总理“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之遗训于不恤，使人民竟无依法以监督政府之途。于是，对于政府之失望与极端愤激，遂不得不横决。以上二者，实为构成内战之原因，南京诸人不惟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为压迫之具。于是，一方压迫，一方反抗，而内战乃一发而不可 收拾矣。凡我国民，苟一回溯去春以来内战之所由，度未有不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所谓“南京诸人”，通俗地说即“蒋介石那一帮人”，非法妄为，违背了孙中山的遗训。人民也不能依法监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则内战之责任在压迫之南京蒋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扩大会议的最终要求是：
此后关于一切设施，先之以公开宣传，自由讨论，继之以严正之决议，纵落少数而退为在野之反对派，亦必以法律规定为活动范围。庶几内战原因永远消除，革命建设，得以从容开始。国利民福，悉系于是。而不然者，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必欲使内战延长以为快，则误国殃民之罪，必有所归，而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正义也。谨布腹心，惟共鉴之！
汪草此宣言虽未指姓道名，但蒋介石处处呼之欲出。汪寻于七月十五日自香港经日本抵塘沽，转往天津。途中曾向记者表示，“蒋介石如认识其负两年来内战的责任，当自动辞职。”（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一八三）汪至北平后，又多方商谈，交换意见，原拟待党务处理完善后，再组政府，然而由于津浦线战况逆转，济南得而复失，遂决定提早组府，以激扬士气。扩大会议遂于九月一日，举行第五次会议，通过政府组织大纲，推定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于九月九日在怀仁堂就职。张学良虽名列国府委员，但尚未表态，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汪精卫曾特派郭泰棋、陈公博等为代表，前往致意恳谈。张学良于九月九日宴请南方代表张群、吴铁城等，复于翌日宴请北方代表贾景德、傅作义等。仍然表示中立。但至九月十八日，突发巧电，呼吁即日罢兵、静候中央措置（见《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三十七期），虽向《大公报》记者说：“衷心极愿蒋、阎、冯三公各退一步，共议大计”，其实已偏袒蒋介石，故有“静候中央措置”云云，颇出扩大会议诸子意料之外。他们不知分化收买的招数，岂蒋之比！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蒋介石以五百万现款和一千万公债，收买张学良出兵入关。（见页三三六）此事居然为近年所出刘心皇辑注的《张学良进关秘录》中的蒋介石密函所证实，而且款数完全正确。蒋屡电部下促张出兵，一口答应巨款，认为宋子文可以办到，当宋子文于九月十八日起，每日汇一百万元，张学良决定出兵援蒋。（参阅页七十三、八十、八十五、九十七、一O一、一O五、一O七、一三七、一四一、一四二至一四三）张学良态度既明，战局彻底改观，鹿钟麟于十月十五日通电罢兵，李宗仁桂军亦自湘撤桂。扩大会议则于九月二十五日移至太原，继续开会，起草约法，于十月二十七日完成八章二百一十一条的《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以为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此次中原大战耗时七月，死伤三十万，换得此法，故邹鲁有诗曰：“百万头颅换得来，行间字里血成堆；漫云大法都须价，举国疮痍剧可哀。”（邹鲁《澄庐诗集》）
蒋介石打胜此仗，更加趾高气扬，十月三日于开封军次，致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捷，并于十月十日告全国同胞文有云：“此战之中，逆军集全国各派反动之大成，而终不免于覆灭，则此战之后，绝不致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叛乱党国。”不过，所谓“反动派”、所谓“军阀”，皆昔日之亲密同志也。昔日之同志，如阎、冯、汪等可成今日之“军阀”或“反动派”，则今日之同志，如张学良、胡汉民等，又安知不会成为明日之“军阀”或“反动派”？问题根本出在蒋之独裁野心，因此不惜代价排除异己，然异己不息，纷扰正无已时。他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显然言之过早。
张学良一身左右战局，虽云左袒蒋氏，尚以和平与顾全大局为说。汪精卫经大同出亡，过雁门关有句曰：“剩欲一杯酬李牧”，似犹指望于张学良。李牧主和，然以和为制敌之手段。但是蒋介石并无和意，于阎、冯尤不留余地，继续轰炸，要求他们无条件下野，并于停战之后的十月二十五日，令杨虎城攻克潼关，策反西安守备刘郁芬，阎之晋军以及冯之西北军均遭改编，阎冯两人的军事实力瓦解殆尽。至此，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终于将其他三集团军全部吃掉。早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蒋介石曾向冯玉祥抱怨，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冯回答说：“同是一家，何分彼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五七八）蒋显然未以国民党内的四军为一家，“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亦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于党、于国、于民都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双方死伤约二十五万人，后遗症更绵绵不绝。最凄惨的，则无过于普通百姓，在大战最激烈的八月下旬，冯玉祥在日记中记下： “人民之苦，苦到万分；人民之困，亦困到万分，日日要兵要钱要粮还不算，而捆抬之祸，又日甚一日，如何得了！”（《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三三二）这是参与者的良心之言。至于后来的学者则认为，中原大战 使国家元气大伤，直接影响到整个三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中外关系，并为日本侵华提供了机会。（参阅李静之《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页二一九至二四七）即就蒋介石本人而言，似亦得不偿失，从阎、冯那里抢到的华北地盘，实际转换到张学良手里。滥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之谬，此见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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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搞特务 / 205
内地学者众口一词，强调蒋介石与江浙财团以及帝国主义间之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没有，但是不能强调。凡以利害相接，有利亦有害。蒋两次勒索上海中国银行，一叶知秋，可知与江浙财团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蒋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沟通，但亲自率师至济南，仍遭日帝羞辱，举一反三，可知与帝国主义之关系，也不是那么一厢情愿。蒋介石也并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江浙财团”和“帝国主义”的篮子里，他最可依赖的无过于完完全全替他服务的特务组织。
其实任何想搞独裁的人，都会重视特务，以为耳目。蒋介石的特务观就是如此。他一生培养特务，成立特务机关，不遗余力。但是一切都严守秘密，讳莫如深。戴笠（雨农）是他生平最心爱的头号大特务。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由一个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八万人而成为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跟蒋介石关系之密，已到了蒋介石罚他跪，骂他下贱的程度（这是保密局秘密出版《戴先生遗训》中戴笠自道的情况），但在公开文献中，一本又一本的蒋介石言论集中，除了《西安半月记》中一次提到戴笠名字外，好像完全没有这个人似的。这种严守秘密、讳莫如深的动作，真是耐人寻味极了。因为连戴笠都被蒋介石罚跪、骂下贱，特务人员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找到一篇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蒋介石的秘密讲话，是在杭州对特务人员讲的，题目是《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讲话中，蒋介石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两点“吩咐”是：
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地服从主官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地绝对服从主官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惟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第十三卷，页六至七）
这两段非常露骨的讲话，真使我们大开眼界！蒋介石毫不掩饰地指出特务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并且只不过是“耳目与工具”而已，一点也不是别的。正因为蒋介石的尺码不过如此，所以，从戴笠以下，奉行力行社“为领袖做耳目”的信条，甘心为“耳目与工具”而不辞！晋见蒋介石时候，被罚跪也、被骂下贱也，也就不以为异，其身价在蒋介石其他奴才眼中，更为低下，因为特务毕竟是奴才中走狗化者也！（戴笠自称走狗，可见之于《中美合作所志》第一册，页二六二、三六七至三九九）于是，豪奴欺猢犬的情况，便有趣地发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保密局的后身情报局秘密出版了《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有这样几段，写一九二八年戴笠的地位：
戴先生常一大早出门，有时半夜三更才回来，一回来徐亮便手忙脚乱，因为戴先生这时便将他在外面所搜集到的一些情报资料，指示徐亮即刻撰成报告，经过戴先生核阅后，再由徐亮在灯下誊缮正楷，而戴先生便在核稿完毕才去睡觉，天还不亮又得起床，拿着徐亮写好的报告匆匆出门而去。
那时候，领袖的官邸在中山门外的陵园，戴先生摸黑出门，到陵园实在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如果身上有钱时，便花三块大洋坐部出租汽车赶去，要是没有钱的话，便得徒步前往，风雨冰雪一概无阻。到领袖官邸去送报告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当时的那位侍卫长尤其对戴先生大不高兴，曾命令警卫人员不准戴先生进出官邸，但是戴先生照样进出不误。有一次，戴先生正陪着一个人到官邱去晋谒领袖，出来的时候，在大门口正好遇到侍卫长，当时侍卫长指着戴先生忿然骂道：“……戴某人你下次再来时，我一定非关起你不可……”但是戴先生却不做一声， 默默而去。
这有趣的故事，活生生地显示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