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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后，先总统蒋公决定掘开黄河堤防，造成泛滥，阻止日军西进，自策划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之，时值季春，正当枯水时期，先在河南封城北赵口掘堤，失败三次，最后始在郑州北之花园口成功。“失败为成功之母”，信不虚也。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页一一○至一一一）
其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说法，早已被“水”没矣，当然魏汝霖不肯面对这种真相，所以他在《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中，还来了三段“揭穿中共歪曲说法”的“检讨”：
一、黄河决口成功，造成广漠无比之大泛滥，宽约数十里，水深仅数尺。尤以决口初期，水行极缓，开封南北，全为沙地。故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铁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耕地之破坏，村落房屋之湮没，当所难免。当年全国人民都有焦土抗战之决心，只要能阻止敌军，有利抗战，任何牺牲，绝无怨言。
二、当时敌军乘徐州会战之余威，期图以机械化部队与骑兵占领郑州，继续西进，以拊武汉之侧背。故我最高统帅部（在武汉）日必长途电话多次，询问黄河水势东进到达情形，最后竟以水行太慢，疑决口并未成功，特派第一军军长李铁军（现居美国）至决口工程地，视察实情。李军长初见余等，情急有怒色，大呼：“狗撒尿！狗撒尿！”余与蒋师长在珍及黄河水利会人员，共同详细说明后，李军长似渐明了，始半信半疑而去。数日后，先总统蒋公又派胡宗南上将携其参谋长罗列再来决口工程处视察，罗参谋长列为汝霖陆军大学十期同期同学，战场上遇故友，畅谈决口经过，胡上将始相信成功，报告先总统蒋公而去。
三、中共前数年，曾在大陆区及香港报章上宣称：抗日之战黄河决口时，淹死人民数十万，造成重大灾祸等之痛恶攻讦。此固为当年参加抗战，实地眼见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伪惯技。回思当时若非由黄河大泛滥阻止日军，郑州早已陷敌，西安可能不保，“毛酋”巢穴延安亦将遭受日敌袭占。
这种检讨，可真滑稽。一百万老百姓都淹死了，魏汝霖居然还说“灾区人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放水的效果，也是害民远过于困敌的，这由“水行太慢”、“狗撒尿！狗撒尿！”等情况可以概见。据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所收总统府机要档案《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徐州会战经过——民国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也不过说“六月开封失守。次日敌续陷中牟、尉氏，并进扰新郑；同时，以飞机对我黄河沿岸守军滥施轰炸。六月八日，花园附近黄河决口，洪水夺贾鲁河南泛，中牟尉氏一带尽成泽国。敌我乃隔黄泛两岸成对峙之局，徐州会战遂告终结”等话，看不到魏汝霖所描绘的那样神话式的画面与效果。魏放霖的“战史”，实难令人相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论“黄河掘堤阻敌”说：
五月三十一日，中国军避免在豫东的平原上和日军决战，第一战区的主力也向平汉铁路以西撤退。这时，决定掘毁黄河堤防，构成泛滥，阻止日军。六月四日，中国军就在中牟县境的赵口掘堤。原定当天午夜可以放水。不料掘了三昼夜，水流不畅，而日军已进占了开封，情势危急。七日晚上，中国军改在花园口掘堤，到九日上午九时掘开了缺口，冲出的河水在十时以后就逐渐增多，缺口愈冲愈大，黄河主流就蔓延开了：从中牟、尉氏、扶沟，直到安徽和江苏是一片汪洋。（页四四七）
这片汪洋，因为黄河含沙量过大，地势多变，水流靡定，自决口以来，河南省的中牟、通许、尉氏、太康、鹿邑、淮阳、西华、商水、沈丘等十县；安徽省的亳县、太和、涡阳、阜阳、颍上、凤台、蒙城、怀远、寿县、凤阳等十县，或沉沦经年、或忽涨忽退，偶可耕作，亦无补于实际，灾区之广，竟达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又如黄淮同时并涨，则运海不能容纳，且危及江苏省里下河一带。一九三八年开放归海坝，汛区及于高邮、泰县、东台、盐城、兴化等五县；灾区面积达六千平方公里，合计二万九千平方公里。灾区主要都地处豫东、皖北、苏北一带，正好是农业要地，这样子下去，其惨可知。拖了七年，才算完工合龙。据一九四七年九月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出版的《黄河花园合龙纪念册》中张群题词，全文是：
荡荡黄河，溥利万世，
中更兵革，遂荒遂敝，
溃自花园，毒痛岁岁，
哀我孑遗，生命如缀。
倾天捍御，竭地收功，
万人悉力，庆此合龙。
民其有瘳，国运无穷。
惩前毖后，永式崇封。
一点也没错，在“生命如缀”的“孑遗”下，重新合龙了黄河。但是坏心眼还有外一章。据徐福龄写的《蒋介石在黄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文中说：胜利后国民党堵花园口决口，使黄河复归故道的主要目的是想水淹解放区，因中共已在故道内开辟建村，居民已有四十余万。幸而国民党的秘密作业被揭穿，引起社会公愤，才谈判协议，签订了开封协议。但不久国民党又不遵守协议，引起中共强烈抗议，以“将被迫采取必要自卫措施”相威胁，遂又在南京谈判，迟滞而少进展，到内战爆发，国民党正好水淹解放区，乃立即在花园口强行堵口放水，悍然使汹涌的黄河之水流入故道。不过中共已有准备，早已开始自行复堤，提出“反蒋治黄，保家自卫”的口号，蒋介石的阴谋并没有得逞。（见李敖编《清算蒋介石》，页一三一至一四二）
话说自徐州弃守后，日本侵略军已控制从东北、内蒙一直到杭州湾的中国东部领土，蒋介石却应知而未知日军可避开豫东滔滔之水，改从蚌埠、合肥南下，沿大别山与长江南北进攻武汉。于是他又开始忙着保卫大武汉。早于七月十八日，他就向外国记者斯诺说，“武汉必能坚守”，然同时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必能坚守”与“或不能守”是两歧的，可见他原无定见。当日军于二十五日在九江登陆，更失去了坚守武汉的信心，在二十六、二十九两天的日记先后说，“余对防守武汉，绝不做无谓之牺牲”，“此次保卫武汉战略，当取韧性”！但是在三十一日向武汉各部队长官训话时则说，“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说了许多为什么要保卫武汉的大道理，然则又回到非坚守不可的论调，并宣 布处决失掉马当要塞的师长薛蔚英。蒋介石原想在武汉外围的大别山、长江阻遏敌军，然而虽然将士用命，仍节节败退。日寇还用毒气弹，而我军全无准备，死伤甚惨，难以抵挡敌人攻势。蒋介石早在八月间向英国记者说，扬子江战斗，“吾人深信必能获得较四月间台儿庄一役更大之胜利”，又成了不能兑现的空言。
日本侵略军于进攻武汉的同时，于十月十二日在大亚湾强行登陆，再于二十一日攻陷广州，粤汉铁路通海受阻，促使蒋介石放弃武汉（参阅蒋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页二五二四），并于十月二十五日于武汉近郊激战时，飞往南岳。以前强调武汉会战的成败，关系到抗战的前途，现在又改口说：“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令人莫衷一是。从唐纵日记得知，蒋介石飞抵“南岳时，已两点钟，轿夫也未预备，至山上，房间也未布置，委座大怒”。（《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七十八）战时还要讲究“布置”，真不可思议，应该想想遭大水大火无家可归之人。
武汉失守后，日本沿粤汉路南下，于十一月十一日攻陷岳阳。蒋介石以为日军的目标是长沙，遂于翌日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同时，张治中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一九五九年致郭沫若函）张既是省主席，唯有遵命，把这个任务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敌人尚在数百里之外，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士兵误以为是信号，大举放火，烧了三昼夜，烧死两万余人，城内大部分房屋焚毁。当蒋介石于十六日自南岳山中到长沙视察，但见此一名城一片瓦砾。此一乱来，不仅当地民愤极大，而且引起中外谴责。即使要焚城，亦得要有疏散民众的计划呀！这两万余条人命谁来负责啊！蒋介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枪毙了事。然而始作俑者、下令烧掉长沙者，岂非蒋介石乎？他为了有替罪羊，只好挥泪斩亲信爱将酆悌了。
蒋介石先放大水，又放大火，这个样子领导抗战，使本来已受灾受难的中国百姓更苦更惨矣！
蒋介石于失掉武汉后告诉国人，抗战已进入第二期，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说说而已。事实上，武汉会战之后，中国军队转入山岳地带，交通阻滞，日军不易进一步内侵，何况敌军战线已拉得甚长，无足够的兵力占据面积广大的中国，更不能征服恨日本人入骨的中国军民，唯有封锁与围堵以求逼降。中国方面则凭山丘形势整补，虽有时出击，即如长沙之捷，并无力反攻，扭转颓局。整个战局基本上形成相峙状态，较好的东半壁江山，沦入侵略军之手。一九四○年七月抗战三周年，失土约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三九），而且失土仍在持续增加。“转守为攻”云乎哉？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说，这几个月来的失败，“不是我们一般下级官兵不勇敢、不牺牲；而是由于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在平时缺乏研究、没有实学长技拿来教育部下；到了战时，对于一切战术战略，又不能根据基本典范纲领和战阵实际情况，随时随地研究改进，以致指挥失当，虽有很多部队，也不能发挥相当效力，所以被敌人打败！”这段话讲得正确级了，唯不知是否包括他本人在内。然而这段话本是下一段的引文，接下去他说：“我们高级将领中还有观望不前，图保实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敌人才敢进来。”这是逮捕与枪决韩复榘的“罪状”。抗战期间被处决的集团军令一级的将领，还有石友三。石、韩都有反蒋记录，所谓因违反军纪而遭处决，恐怕大有公报私仇的成分。而且抓人处决不是经由正当的军事法庭审理，而是由戴笠用特务手段来处理的；死罪与否，全凭蒋介石手批。再说韩复榘弃守山东，或罪有应得，然而抗战以来，弃守名城的高级将领不知凡几，包括蒋氏爱将刘峙在内，不闻有何惩处，则更难免双重标准之讥矣。他没有提到的是，自抗战以来，他唯有从苏联获致军援。自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三九年止，苏联送给蒋介石一千架飞机、二千名飞行员、五百位军事顾部，以及二亿八千万元低利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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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蒋汪双簧之谜 / 371
国民党宣传的历史中，都说抗战前后，汪精卫是主和的、是妥协的、误国的；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是抗日的、爱国的。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
汪精卫从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就以“跳火坑”的心情，处理国事。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受闲气。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骨子里本来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后，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出卖华北利权；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打击抗日分子；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使华北特殊化，这些都是蒋介石的作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锅的，都是汪精卫。事实上，汪精卫本人，对日本原是主战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且为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令的），一度忍无可忍，通电邀张学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国。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