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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重要性当然促使蒋介石染指，想用他的绳索套在龙云的脖子上。蒋以龙云为委员长滇黔行营主任，逐步把中央军调入云南，到一九四三年中旬，在云南的蒋军已四倍于滇军。蒋又派特务进入云南，因昆明于战时已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并受到龙云的礼遇与保护。龙云虽想把特务赶出云南，但并不成功。实际上蒋于抗战后期为了加强独裁，政治迫害在特务的安排下益趋剧烈。表面上看，特务打击的目标是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事实上包括所有的地方实力派，而龙云显然是最大的一个地方实力派。
地方实力派以及民主人士看到蒋介石对内不对外，趁抗战吃掉异己，遂于一九四三年春酝酿反蒋，但一年后尚在酝酿中，而日军突然发动“一号攻势”，至一九四四年九月，豫湘桂战斗极为激烈，日军有进寇四川、云南之势。蒋介石不肯把美式装备的嫡系军队拿出来打，造成大溃败！暴露了中央的无能，也大大打击蒋委员长在国内外的声望，自由派民主人士尤对蒋失去信心。就在一号攻势接近尾声之时，地方实力派人士李济深、龙云、张发奎、余汉谋等，拟在粤桂之间组织自治、民主政权。同时在昆明的民主人士如罗隆基、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等人，虽未直接参与，均表赞同，至少于重庆蒋政权崩溃之后，有所取代。他们想召开国民大会，包含各党各派的代表，筹组国防政府。这场反蒋运动虽未能付诸实施，蒋介石与龙云之间的关系却日渐恶化。直到一九四五年的一月里，重庆与昆明的关系才得到改善。蒋介石允许美国租界物资装备滇军三个师，龙云则让蒋介石的特务增加活动空间，并限制民盟行动。不过，此于蒋而言，只是权宜之计，他早已决定于战后消灭共产党，以及一切半独立的地方政府。从一九四五年四月蒋介石把杜聿明自昆明召回重庆密授机宜，以及五月间密命李宗黄任云南主席可知，抗战胜利之前就已准备把龙云撵走。日本突于八月九日投降，反而延迟了既定阴谋。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乃命卢汉率领三个军自云南就近入越南受降，以调虎离山。为了更加减弱保护龙云的兵力，蒋又与美国人一起怂恿再增加一个军入越，于是龙绳武的“龙家兵”也跟着卢汉去了越南。龙云身边只剩下龙绳祖的一个师、一个宪兵团以及警卫大队了。易劳逸说，龙云自知无力抗命，“于是他请求重庆派他的四个师的部队，由他的亲信助手卢汉指挥，去印度支那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页二十九），是不确实的。如龙云果真听天由命，当九月三十日拂晓时分，杜聿明突以兵戎相见，又何必登五华山待援，拒绝下山呢？从事后看，龙云显然因为疏忽大意，连八月间美军在昆明戒严都无警觉，终成蒋介石权术下的牺牲品。
蒋介石于战时掌握川、黔两省之后，就在云南下大工夫，曾亲至昆明，据陈布雷说，“蒋公对龙主席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并嘱龙云“全权负责”建设西南国防。（见《陈布雷回忆录》）但是龙云“坦易”，蒋介石却不“坦易”，使龙云猝不及防，阴下毒手，以兵刃相迫，只好于十月四日下午在昆明登机飞渝，接受蒋介石强迫他接受的空头衔：“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一口把龙云吃了，但吃相毕竟难看，死了几百条人命，于是指责奉命办事的杜聿明擅自动用武力，并撤杜昆明警备司令之职。但用替罪羊来遮羞，并不能瞒天过海，骗过明眼人。龙云本人于事后更是一清二楚，了然冰冻三尺非一朝之寒，曾写了一篇《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登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其中说道：
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对我的阴谋已逐渐暴露。记得有一次，一个美军的少校乘吉普车经过昆明小西门外的十字路口，被暗枪击中左臂。司机立即停车救护，在附近巡逻的宪警闻到枪声，也同时赶到，但凶手已无从查寻，即将受伤的美军官送往云南省立医院，他不愿入院，要回美军营房，只好把他送往美军医院。当日施行手术，取出弹头，详细检查，经美军检定结果，认为这种枪弹非云南军警所有，是特务使用的德国制造的枪弹。
很显然的，蒋介石想在美军与龙云之间制造矛盾，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杀，受伤的美军不愿进省立医院，已可见其疑。这种暗杀行动，若非出自老蒋的授意，谁能相信？抗战胜利后，蒋命杜聿明挟持龙云飞往重庆，便顺理成章了。龙云成了又一个张学良，幸而得到陈纳德的帮助，脱离虎掌，逃到香港，最后投共去也。
蒋介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也不计代价，然而代价实在不小。从蒋的长远利益看，也是得不偿失的。他夺取了云南的地盘，却失去了云南的人心，最后全省向共产党起义。他把云南精锐部队送到东北去打内战，心怀怨愤的云南官兵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全部（应为一部，即潘朔端之一八四师，一九四六年三月在海城起义。——编者）投奔了共产党。蒋介石在云南花的心机，岂不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拆自己的台吗？
蒋氏枪口向内，最后打着自己的脚，固然活该，但也损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当初中国远征军赴缅，英国有所顾忌。哪知抗战一结束，蒋就迫不及待把所有在国境外的军队调回打内战，宁愿抢龙云的云南，不要送上门来的越南。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时，曾要把中南半岛（即印度支那半岛。——编者）给中国，蒋介石却说在“任何情况下”（ｕｎｄｅｒ ｎｏ ｃｉｒｃｕｍ ｓｔａｎｃｅ）都不要。（参阅Ｔｕｃｈｍａｎ，Ｓｔｉｌ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５２５）……
归根究底，还是一句老话，即此公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他的眼光一直是对内的，而不是向外的。如果他要了中南半岛，他必须要派军队到那边，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那边，这样就不能集中力量打内战了，更怕在云南的龙云近水楼台先得月，何况龙云与法国有密切的军事渊源，或将大大扩张龙云的地盘与势力，岂蒋之所愿？所以，他不要中南半岛，也反对罗斯福美、苏、中托管朝鲜的主张，更不愿驻兵日本。总之，他的精力绝不要“外用”。后来，为了打内战，连日本的赔款也不要了，连“魔鬼”也可做朋友了（王世杰签订了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
蒋介石如果能真心团结，不要阴谋手段，不做小动作，推诚相见，组织联合政府，而中国更能一致对外，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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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判冈村宁次无罪 / 461
五十年代，在台北阳明山的国民党高干训练班——革命实践研究院——里，有一个特级军事教官，这个人黄面孔，有中国名字，可是不是中国人。国民党高干要向他行礼，叫他老师，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侵略中国元凶——日本冈村宁次大将！这个大罪犯怎么会成为蒋介石座上的贵宾呢？
冈村宁次是当年发起“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少壮军人。“九一八”事变的秘密作业，在日本陆军省方面，有三个重要负责人，就是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后来做到首相）、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和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当时冈村宁次是大佐（上校），但是他主管日本所有校级尉级军官的调补，权力之大，可以左右局面。果然他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上台后，就分别安插党羽，积极侵略中国。据高宫《军国太平记》的纪录，冈村宁次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和同班的永田铁山在德国温泉有密约，要大干一票。他和永田铁山掌权后，自然加速了这一“樱花社”思想的节拍。所以两年以后，“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冈村宁次有功，从关东军副参谋长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而仙台师团师团长、而华北陆军最高指挥官，最后做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头子——派遣军总司令。
冈村宁次在中国横行的时候，他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珍珠港事变后，又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号召，努力把中国作为侵略世界的基地。在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方面，他更是积极。据《日军在中国方面之作战纪录》第二卷，明说：
十二月一日宫崎参谋返部，向总司令官冈村大将报告大本营案之概要，总司令官之全盘作战指导与大本营之所示完全不同，遂具申攻略重庆之意见。
这表示冈村宁次对侵略中国，跟大本营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是有独到的心得的：
冈村总司令官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对派遣军各参谋，宣示进攻四川、昆明，建设大陆要塞（对西方），覆灭中国空军基地，及中国东南沿海之作战准备等意见，以做一九四五年之作战课题，特别指示大东亚战争获胜之道，惟有在太平洋上与美军死拼，并使中国政府迅速屈服。派遣军应排除万难，达成屈服中国政府之目的，并对此迅速研究，俾向大本营具申意见。
在“使中国政府迅速屈服”的方法上，冈村宁次主张“进攻四川”。在《中国派遣军今后之作战指导腹案》里，有这样的决定：
太平洋方面美军之反攻，虽已及于中国大陆，然因日军一号作战之结果，中国政府已形动摇，其西正面之总反攻，预期可能延至本年中期以后，派遣军判断彼时中、美联军将由陆、海两面实施总反攻，作战态势对日军至为不利。故现下应捕捉政战两略上之最后时机，以最大决心，覆灭中国抗战根据点之四川省要域，制止中国军之总反攻于未然，并促使中国政府之崩溃，以利全盘之战争指导。
但是，日本大本营基于全面作战的考虑，使冈村宁次的积极侵略中国计划打了折扣；冈村宁次手下的第六方面军也不赞成进攻四川。在《沿海岸对美作战准备纲要要旨》里，有这样的纪录：
关于进攻四川之建议，始终未获大本营之完全同意，而于一月二十二日下达大陆命令，但总司令官之作战思想，毫无变更，经研究结果，为打破一月二十二日大陆命令及大陆指令之限制，决再相机向大本营具申意见，于一 月二十九日命第六方面军研究进攻四川作战——最低限度须依一月二十二日大陆命令及大陆指之规模——速行提出报告。
然第六方面军冈村司令官之见解，原与总司令官不同，一月二十九日在南京集会时，曾面谒总司令官，拟提供中止进攻四川，专心对美战备之意见，但因总司令官先已宣布大陆命令，并命第六方面军倾注全力准备进攻四川，故不便再行申述，但迄六月前后冈村司令官与总司令官之作战思想，仍未一致。
冈村宁次这种目无上级也目无下级的专横，由此可见！记录上说：
第六方面军迄未呈出有关四川作战之研究报告，故总司令官于三月底，巡视汉口、衡阳，以资督促，对方面军司令官之消极态度，颇表不满，于四月二日归还南京。
不久以后，日本就投降了，冈村宁次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对各司令部训示中，所谓“神州必灭，战争必胜”的气焰，也就不得不收拾起来了。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运气更好的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何应钦一直是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投降时情景说：
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页一一九二）
冈村宁次又在战后，《何应钦将军感谢会致谢辞》中说，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蒋介石派最亲日的何应钦去受降，原非偶然，因他要与打败的日本军头“亲近”，以为己用。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即致电冈村宁次，提出投降原则，其中包括不寻常的“暂保现有武器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的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换言之，他要日本人仅向他指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