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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连手无寸铁的民盟都容不了，遑论“小米加步枪”的中共，更遑论联合政府！但是联合政府乃是战后和谈的基础，基础既不存在，则国共停战不过是暂时的，虚有其表耳。至国共在东北公开兵戎相见，一发而难以收拾矣。
苏联军队进据东北后，最初阻止中共接收，然而由于蒋介石的过度亲美以及美军出现华北，使苏军延迟撤兵（斯大林要求美军同时撤出未果），乃不再阻止新四军与八路军发展。苏军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撤出长春，即由三万中共军队进入，逼投降国民党的伪满军退出。蒋遂以“俄国已决心在北满制造共产党伪政权”（见蒋介石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反省录）为理由，密令徐永昌进剿。此时虽距公开内战还有好几个月，但“停战”变成断断续续的“休战”，和平基本上已名存实亡。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苏军撤出东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回到南京，五月五日宣布还都，五月六日斯大林邀蒋介石访俄，蒋竟然认为是“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而加以拒绝。五月十九日开始在东北发动攻击，先后攻克四平街与公主岭，又于二十三日攻占长春。蒋原说共军非撤出长春不能继续和谈；马歇尔乃要求蒋下停战令以免扩大，而蒋以视察东北为名，告诉马歇尔回来再说。蒋显然觉得一举夺取长春，证明中共实不堪一击，乃想大打一阵后再停战。宋美龄陪蒋介石于五月二十四日抵达沈阳后，致一英文长函给马歇尔，除表示仍将遵守前订停战协定外，提出三项要求：一、中共让中央政府接受东北主权；二、中共不干涉恢复全国交通；三、国共代表意见不一时，美方有最后决定权。马将此函交周恩来，周于二十六日回信，原则上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只对所提三项要求略做澄清，并要求停战。但停战须等蒋回京，蒋到六月五日才回到南京，马歇尔立即要蒋宣布停战以便和谈，而蒋仅允休战十日，说是所有条件谈妥后再正式停战。马要求无限期停战，但蒋仅略做让步，允多休战五日（参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Ｖｏl 1，Ｐ．１３６—１３９）及休战期限将满，在各方压力下，蒋再延八天。最后中共对宋美龄提出的三项要求多少做了让步，但蒋介石又提出新要求，就是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蒋不仅要共军自苏北撤走，而且共方警察、保安以及行政人员也须撤走，完全由国民党接收。中共不答应，只允按照政协决议原则选举改组政府之后，由新政府来接收。至六月二十九日休战期满前夕，虽经马歇尔苦心劝说，蒋仍不肯接受马氏的解决方案，也不肯暂行保留未有协议部分，不肯签字停战。也不愿宣布谈判破裂，于七月二日要国共五人小组：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去商谈未了问题，谈了十天仍无结果，蒋借此下令开火，并立即登上庐山，显然是要躲避马歇尔。
马歇尔于七月十四日跟上庐山，此后飞来飞去，到九月一日为止，一共九上庐山（幸而马歇尔夫人也住在庐山，尚可公私两顾），一再向蒋进言停战，仍无办法。（见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 1，Ｐ．１９０）蒋却于八月十一日又向中共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自苏北、皖北撤退；二、中共自热河朝阳撤出；三、中共自胶济铁路全线撤退；四、中共于六月七日以后所占晋、鲁各地须撤出；五、中共须于十月十日之前自兴安省撤退，自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这五项要求又超出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远甚，真是没完没了。中共则要求停战后才能谈，到九月底，蒋终于答应停战，马歇尔正感高兴，而此时蒋军进攻张家口打得顺手，中共抗议，若不立刻停止，和谈全面破裂，责任由国民党来负，顿形紧张。而蒋于十月二日又提出有关国府委员名额与驻军地点两点声明。这两点连马歇尔都感不妥，要求见蒋，蒋则避而不见，马将这两点声明交给周恩来后才得与蒋见面，此时马已气蒋，要求杜鲁门把他召回，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氏进军张家口，同时又利用马将军和我继续和平谈判，这会连累及美国方面的信誉的”。（《司徒雷登日记》，页九）最后马与司徒雷登大使于十月六日和蒋谈了八个钟头，连饭都没有吃，蒋仅仅答应停战十日。（见梁漱溟《忆往谈旧录》，页二Ｏ四）
周恩来见到蒋之两点声明已不高兴，及知马要中共于停战十日之内实行这二点才能停战，更感有助蒋为虐之嫌，于十月九日给马歇尔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明不能接受两项要求的原因，并责怪马阴助蒋，无意和平。马歇尔辛苦一场，结果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据董必武和王炳南告诉梁漱溟，马帅大发雷霆，气得发抖。（见《忆往谈旧录》，页二Ｏ七至二Ｏ八）
正在此危机时刻，国民党军队于十月十一日攻克了中共重要据点张家口，蒋介石得此佳音捷报，高兴之余，更不顾中共反对以及政协决议，拟于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国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势力仍想做最后努力，蒋于十月二十一日接见中间派人士后，又立即飞往台湾，显无谈判诚意，至二十五日国民党拿下安东，大家才明白蒋早已决定大打特打了。
马歇尔声望极高、信心极强，对于调停失败当然耿耿于怀。连亲蒋的国民党学者邵玉铭，在他的司徒雷登传里，也不得不指出，马歇尔对蒋一意想用武力解决感到非常愤怒。（见 Ｓｈａｗ，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M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１７１）黄炎培于一九四七年元旦写的一首绝句：“去年一月政协开，今年决议烧作灰；借问将军马歇尔，将军端为何事来”（见许汉三《黄炎培年谱》，页二Ｏ一），很可表达马帅离华前的落寞心情。马歇尔最大的败笔是他以大力促成政协完成自由民主的决议，而不能大力使决议落实，他谴责国共双方的“极端（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派”破坏了和平（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Ｖｏl．１，Ｐ．４３１—４３３），实系外交辞令，因中共方面的意见相当一致，固然没有什么“极端派”，国民党方面派系虽多，一切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他若要和平，谁敢破坏？所以和战的关键人物无过于蒋。蒋一心要“消灭共匪”，原无意要和，然逼于情势，震于马歇尔的威名，不得不加以敷衍，后来发觉美国因战略关系，冷战形势已成，不会主动放弃蒋政府，也不会断绝军援、经援，更因反共的“麦卡锡主义”（ＭａＣａｒｔｈｙｉｓｍ）抬头，亲蒋的“中国游说团”（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ｂｂｙ）在华府实力强劲，乃有恃无恐，大耍起“瑞元无赖”的性格，令马帅九上庐山，吃尽苦头，而和谈不成。马歇尔于和谈失败后，曾于十二月一日与蒋介石见面，坦白警告蒋，内战将导致整个经济崩溃，绝不可忽视中共的力量，而蒋不同意马之悲观看法，认为中共在他的攻势下，不可能维持八至十个月。一周之后，蒋又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即使没有美援，他亦将在十个月内消灭中共！（参阅Ｓｈａｗ，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１８４）蒋既一意要打，劝阻不成，打输了又怪美国人援助不力，又再度呈现了“瑞元无赖”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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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自知之明在哪里 / 533
当年蒋介石江西“剿匪”，以十倍之众，打不赢毛泽东，屡败者四，最后博古、李德插上一脚，毛泽东无用武之权，使蒋第五次围剿得逞。也许毛也不能挽救此败，然而毛竟将惨败的“流窜”转变为胜利的“长征”，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又重新建起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叹为观止，视为神奇。蒋若有自知之明，应知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绝非毛俦，而蒋竟一直视毛为山野草寇，以为可能一举歼之。
抗战胜利之际，中共的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红军已逾百万，所辖人口近亿，更由于从事敌后游击，据有根据地，敌人一退，便可捷足先登，再加上严密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实已成气候。其军队虽仍是“小米加步枪”、其解放区虽仍是偏远地区，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雄心勃勃，显有问鼎中原之心。然而由于与国民党实力相比仍然悬殊、国际现实所逼、国内普遍厌战，不能亦不愿向国民党挑战，但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之政府，重组结合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庶几取得合法之地位，分享政权。但是蒋介石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他要中共于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就交出军队与地方政权，无异要毛泽东先率众投降，怎么可能？不可能，即欲以武力解决，重演当年江西剿“匪”的故伎，然而今昔异势，当年以十倍之众不能荡灭的“共匪”，而今能以三四倍之众来荡灭吗？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经坐大，不过他显然认为自己更加坐大。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大力援蒋，装备了不少精锐的嫡系师，而美国武器由于蒋之阻挡，未允一枪一炮进入共区。抗战胜利之后，又经陈诚的整编，把所谓杂牌淘汰殆尽。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军事援华法案》，赋予美国政府广泛权力为蒋编练军队，以及提供武器和设备。七月十六日，美国又赠蒋二百七十一艘舰艇；八月三十一日，美国又将八亿美元“剩余物资”以二折低价售蒋。而蒋开始大打内战之时，其陆、海、空军总兵力高达四百三十余万人。数量上固远远超过共军，装备之精良更非共军可望项背。在此一背景下，蒋才会在十月间南京军事会议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既然五个月内可以打垮共军，又何必要和谈呢？难怪他在六月十七日纪念周上，公然说：“有人以为中共问题军事不足以解决，此乃大谬不然，过去军事不能解决的原因，由于日本掩护中共捣乱，今日人已经投降，军事解决为极容易之事。”（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二三）又在七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可见和谈拖了那么久，完全是由于杜鲁门与马歇尔的压力，否则老蒋早开打了。
蒋介石对打内战如此有信心，主要是只见“军事硬体”的精锐，未暇细检其军队“软件”的窳败。早在抗战期间，随着美援的增加，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反而下降，原因是高级军官没有斗志，甚至沉湎于女色、赌博与走私，而士兵们由征召甚至拉夫而来，训练时间既短又马虎，伙食和医疗条件更差，往往必须忍受饥寒与疾病，对伤兵的处理也极草率与不人道。 （参阅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六章）著名美国记者报道说，国民党军官把士兵视若动物，任意殴打、处罚、甚至杀害。（见 Ｗhitｅ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ｙ，Ｔｈｕｎｄｅｒ Ｏｕ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１４０），美军顾问团也认为中国士兵的体质与营养均差。（Ｂａｒｒｅｔｔ，Ｄｉｘｉ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Ｐ． ６０）这种情况至抗战胜利并未见改善，这样子的军队又何来士气与战斗力之可言？
国民党军官的贪污腐败，在外国记者笔下，几乎是众口一词，似乎是只凭印象，没有实据。我们在此且举一个极具权威性实据的个例，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后，唐纵发现“雨农在神仙洞街之房屋，壮丽雄伟”，又发现“雨农兄在时有黄金千余条（或两），美钞十余万元”。（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Ｏ四、六Ｏ八）戴笠是蒋介石最信任当红的大特务，聚横财如此，上行下效，可见一斑。抗战胜利后接收成为劫收，五子登科，亦就不足为奇了。更糟糕的是，腐败的军队早已失去民心，而得民心者始能得天下。唐纵又在日记中有一叶知秋式的透露：
第九军自西北开赴贵州增援，步行已二月，人困马乏，多数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所见，部队尚未进城，全城店铺打烊，户户关门。军中所携锅灶有限，茶水粥饭，供应全成问题。黑夜无处客身，每在街头露宿，至壁山，始发棉上衣。彼等认为士气低落之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彼等以河南战役及此番行军之经验，深感老百姓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