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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仁昨到华府，事前顾大使已奉台方令，通知国务院以副总统名义代表蒋先生往聘，但杜总统向记者宣称仍以代总统地位对仁招待午宴，席间与杜总统及国务卿、国防部长畅谈甚欢，举杯互祝。三人均称仁为李大总统。餐后杜单独与仁谈话，不令顾参加，内容未便于函电中奉告。特闻。宗仁，江。（原件）
电函中一再说美国政府以总统相称，以无视蒋氏复职，当然不仅仅是给那些国民党大员看的，也是给蒋看的。这一招可说是李宗仁对蒋介石一再作弄的最后反击，以证复职的非法，一个“临去秋波”！
杜鲁门如此做法，也可略见他对蒋氏之深恶痛绝。然而由于反共与冷战，美国终亦不得不与狼共舞，美援不断送到蒋介石独裁下的台湾了。
四年以后的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蒋介石又利用在台湾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第六次大会讨论监察院提“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才以一四八六票对八十三票，通过罢免了他。但是，“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他最后用回到大陆的行动，答复了他不屑答复的一切。其实他早已“副总统”继承为“总统”了，他又没有自己退回到“副总统”的职务上来，再罢免他已不存在的“副总统”，又是演一场戏而已。
国民党宣传众口一声，说蒋介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台后，副总统李宗仁只是代总统，不是总统，但在中外有识之士眼中，却明明认为李宗仁是总统，而蒋介石下台后已是平民。既已为“国民一分子”了，说回头重任总统就重任总统，而不依《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程序，自然是站不住的。因为蒋介石下台明明是《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缺位”的情况，纵李宗仁在美构成“缺位”，依法仍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依本宪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既然宪法硬性规定如此、既然当时已“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行政院长是阎锡山），则蒋介石的复职，即属违宪。
一九五Ｏ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在《复行视事文告》中说：“李代总统自去年十一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五四至二五五）事实上，李宗仁当时是开刀割十二指肠发炎，他在一九五Ｏ年一月间，健康已大致复元。他能在蒋介石复职第二天就去白宫做客，足证所谓“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之说，不能成立。萨孟武《中国宪法新论》里说：“林纪东教授把第四十九条分析为四种场合：一、总统缺位，二、总统及副总统均缺位，三、总统因故不能视事，四、总统及副总统均因故不能视事。缺位谓因死亡辞职或罢免等，无法再于任期内行使职权。因故不能视事谓卧病或出国等，暂时不能行使职权。”李宗仁当时才真是符合总统“不能视事”条件的人。若照《中华民国宪法》延续“不能视事”的情况，理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第五十一条），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一款及第二项），以补足原任总统未满的任期为止，绝无“国民一分子”蒋介石突然复职之理。
中外有识之士眼中明明认为李宗仁是总统，是不乏证据的。李敖藏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胡适给李宗仁信的原本，信封上明写“敬乞代呈李大总统”（Ｈ．Ｅ．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信中也明写“德公总统赐鉴”。原文是：
德公总统赐鉴：
今午因宿约出门，无法赶到机场迎候大驾，十分歉疚。昨曾托郭复初兄（现仍住公所在医院，一一五四号）转达歉意，想已达尊览。顷见友人赫德曼夫人，她说，医院特邀她去照料我公住院初期看护的事，我很高兴托她代带短信，欢迎我公与夫人同行诸友，并祝我公早日康复！赫德曼夫人曾看护我七十七日，其人最老成谨慎，可以完全信任。主持诊断的医士梅伦尼先生也是我的老友，最同情于中国，可以完全信任。匆匆敬祝
痊安
胡适 敬上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明午去美京，明晚在彼有演说，两三日后可回纽约。
敝寓电话是Ｂｕ－８－５１９９
适附上
李敖还藏有胡适当时给李宗仁的一张名片，原文是：
德公总统赐鉴：
明天大驾飞到，适因有宿约，不能到机场奉迎，十分抱歉。敬留字奉候大安。
胡适 敬上
在这些文证里，足见李宗仁在有识之士胡适眼中，是道道地地的“总统”、是“李大总统”，并不是什么“副总统”或“代总统”！蒋介石非法复职已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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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亡命又亡国 / 649
蒋介石下野原是情非得已，在国内，徐蚌惨败，精锐尽失，权力基础大受冲击；在国外，美国总统杜鲁门态度冷淡，宋美龄出访，毫无成就。国内外局势既已大大不利，和谈的呼声又甚嚣尘上，然而蒋介石又如何能厚颜再与共产党和谈呢？所以只有叫李宗仁出来顶。但这位下野的平民竟能使“代总统”的权力架空，照样以总裁的头衔行“总统”之实权，和谈代表出发前还须先到溪口，向他请示，国民党内部于是更加纷乱，和谈一破裂，共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横渡长江，不到两天，南京就被解放。亲蒋的美国司徒大使，故意不走，意欲与中共对话，果然与燕京的黄华见了面，并得知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他以私人身份访平，他亦有意，并积极进行，只因美国国务院反对而未果。但司徒坚持不去广州，直接自南京飞返华府述职，结束了他的大使生涯（参阅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 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５，３３３，３４１），他显然不愿意再给蒋介石抬轿子了。蒋介石得知南京易手，第二天下午就决定离开溪口。
四月二十五日的一别，竟是蒋氏父子永别故里。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显然已有预感：“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蒋氏父子一行于当日下午抵达宁海县东北角的团堧村入海，先乘竹排，再改坐汽艇，登上久已等候的太康舰。（参阅王舜祁《蒋介石引退溪口始末》，载《拆穿蒋介石》，页五四五至五四七）
太康舰把蒋介石送到上海，召集汤恩伯以下军官训话，表示要亲自指挥大上海保卫战，再度侈谈与城共存亡，及至五月二十五日，共军攻入上海，即乘静江号军舰逃出，再从澎湖马公坐飞机飞往台湾，于六月一日在高雄降落。当时蒋已成惊弓之鸟，降落后却不敢下机。孙立人将军晚年亲口告诉汪荣祖，他曾亲自上飞机报告蒋，“这里都是自己人”，蒋才下机。休息数日后，转往台北草山第一宾馆居住。据侍卫室特别警卫组中校警卫区长赵秉钰的回忆，蒋听说是草山，大发脾气，不甘心“落草为寇”，乃下令改称“阳明山”。（见《追随蒋介石逃台的点滴回忆》，载《拆穿蒋介石》，页五六二）当时闽粤重镇均先后为共军所占，台湾的二二八事变才发生两年，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感。
蒋介石为了稳定内部，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别组办公室，以便指挥、调遣与安保。对外则于七月出访菲律宾的委里诺总统，以及于八月往见韩国的李承晚总统，想组成一个国际反共联盟。但是由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不感兴趣，乃无疾而终。 （见Ｃroziｅｒ，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ｈｏ Ｌｏｓｔ Ｃｈｉｎａ，Ｐ．３４０）不过他在台北至少暂时站稳脚跟，他于下野之前，早已有所布置，省主席是心腹陈诚，国库黄金亦已私运抵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无从“染指”。
七月中旬，阎锡山在广州继何应钦“组阁”，计划坚守湘南粤北，以保住广东。适于此时，蒋介石突率大批随员从台北飞抵广州，以国民党中常会名义通过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代总统反居副主席。此一组织显然成为太上政府，掌握最高权力，直接控制党、政、军、经大权。蒋虽然尚未复职，但“非常委员会”由他主持，一切实已完成复归其个人独裁之下，诸如在军事方面，他擅自撤走吴琏兵团、延宕刘安琪兵团，使防守广东徒托空言；在财政方面，他控制存台金钞，使广州国府求之不得，穷于应付，仍不免大军缺粮，通货膨胀。更彰明昭著的是，他可以一介“平民”，以手令叫汤恩伯撤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的职，并立即押解来台，形同绑架，而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事前均不知情，独断独行连法统都不顾了。
蒋介石把兵调走，把钱扣在台北，破坏了防卫两广的部署，令粤籍将领十分愤慨，特别是张发奎一再建议李宗仁，趁蒋于穗台之间飞来飞去之时，乘机把他扣起来，怎奈忠厚的李宗仁不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六五四至六五五）其实，“其人之道”是平民乱政，破坏军事部署，李宗仁大可以“总统”的职权，将其拘留，付诸司法机关公平审理，何至于“徒招恶名”呢？
就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还要离间李（宗仁）白（崇禧）。白氏反共心切，保卫两广之心更切，经蒋一番慰勉，动之以情，白尽释前嫌，信其诚恳，促李归政于蒋，真心合作。最后白崇禧显然误信蒋介石晚来的“诚恳”，失败后前往台湾与蒋共患难，结果不但当不上官，还遭到冷漠与歧视而又不得离境，郁郁以终。
广州撤退之前，李宗仁忍无可忍，把蒋介石约来，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顿，一五一十数说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蒋最初显得“紧张尴尬”，接着“唔唔诺诺”，尔后“面色转现轻松”，令李大感意外，原以为“必定要反唇相稽”，“大闹一番”，最后竟是“含笑道歉”。（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六○）这种反常以及与其性格决然相反的表现，未必如李宗仁所说，由于以元首的名器压服了一生专横的蒋氏，很可能由于多少年来无人敢在他面前有所批评，突如其来的“严厉教训”，令他初感惊诧，继觉新鲜。李氏有备而来，所举事证确凿无疑，使六十二岁的蒋介石天良一闪，问心有愧，反而有被申斥后若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远远谈不上痛改前非，蒋介石毕竟还是专横至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十二日共军已临广州市郊，“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嫡系部队接管四川防务，李宗仁怕被逼劝进，甚至失去自由，乃决定出国就医，于十一月十三日离渝。翌日，蒋飞渝想部署西南保卫战，但军心民心早已涣散，同月二十九日重庆市内已闻炮声。蒋介石父子在危城中，虽有专机“美龄号”等候，仍有一段异常的亡命经历。蒋经国在《一位平凡的伟人》一文中说，蒋介石“起身赶到机场”，沿途并无阻碍，说是当“座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显然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而不是“机场”。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说法相同。然而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的说法，则是“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则是沿途已有阻碍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一书，收有秦孝仪的一篇《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操持》文中说：
领袖的行动，平时为着安全关系，虽然有车护从，但机动而简单。除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