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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手中。至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召开时，“改造”完成，除蒋介石当然连任总裁外，蒋经国已跻身中央委员，名次仅在陈诚之下。
蒋氏父子初到台湾时，惊魂未定，草木皆兵，为了他们的“安定”，杀戮尤惨。政工干部学校出身的江南（刘宜良）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有颇为具体的透露，如谓：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布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五十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锒铛入狱。（页一八三）
此一“恐怖世界”即为蒋经国指挥下特务们的“杰作”。在“恐怖世界”里，朝野诚惶诚恐，以蒋氏父子的马首是瞻。特务势力是蒋介石在台湾的权力基础，是蒋经国继承权力的阶梯。
在此一背景下，任何“左”倾思想固然十恶不赦，格杀勿论，连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思想，在蒋氏父子控制下的台湾也绝无容身的空间，其荦荦之大者，就是发生于一九六Ｏ年的雷案。雷案的主角雷震字儆寰，原是老国民党员，大陆撤退来台后，与一些拥蒋的自由派分子如胡适、毛子水等办了一份以《自由中国》为名的半月刊。胡适在赴美的船上还替这份杂志写了发刊词，并由胡适担任发行人，后由雷震继任。《自由中国》这一名称是很好的宣传，以别于大陆上的共产中国，许多人便把台湾称作“自由中国”，其实蒋介石的台湾既不“自由”亦不“中国”！更具讽刺性的是，蒋介石终于把《自由中国》扼杀了，判了雷震十年徒刑。
《自由中国》的宗旨，原是要“支持并督促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蒋介石在嘴巴上绝对不会反对“自由民主”，但骨子里关切的是巩固权力以及替儿子接班铺路，而这种“关切”往往与自由民主不搭调。《自由中国》的一个主要笔杆子殷海光（原名殷福生），原来也是国民党员，后来成为罗素的信徒，大唱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自然与封建独裁的现实相扌干格，逐步增强对现实的批评，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各个层面。一九五四年，《自由中国》批评到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控制青年学生，蒋介石“勃然大怒”之下，于是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亲自开除了雷震的党籍（见《雷震回忆录》，页三六Ｏ），雷震被迫成为党外人士。
《自由中国》在蒋氏父子特务势力的阴影下，生存多年，主要利用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而打出的“民主”招牌，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以“言论自由”之矛攻“党化教育”之盾、以“自由经济”之矛攻“金融管制”之盾、以“多党民主”之矛攻“一党专政”之盾。一九五六年十月是蒋介石的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又利用了蒋氏“婉谢祝寿”、“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的声明，出刊了《祝寿专号》，对蒋介石个人提出直率而又剀切的建议和批评。专号的社论更明确地劝蒋不要违宪连任总统，并要求党部退出军队，使军队国家化。（见第十五卷第九期）
面对这些挑战，蒋经国直接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动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运作，《自由中国》的台柱胡适尤成为“攻击”的大目标。……（略——编者）胡适在围剿声中，感到回台湾比留在外国更重要，遂于一九五七年年底答应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参阅《胡适致赵元任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院长一职是由蒋介石圈选的，蒋任命胡为台湾最高学术机关的首长，未尝没有以“高官厚爵”笼络之意，使胡多少有所顾忌，最后胡适果然未能以“去就”争“自由”。
《自由中国》的命运也未因胡适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回台长住后得到改善。特务们反而由“围剿”进而迫害，而胡适竟要《自由中国》的执笔者多“容忍”，引起殷海光的不满。雷震则在胡适回台以及美国舆论的鼓励下，更向民主的方向迈进，进而要想组织反对党了。至此，蒋介石不再顾民主的招牌，撕破脸皮，命特务制造匪谍案把雷震抓了起来。雷被捕后，胡适不肯主持组党，其他的人在齐世英的影响下主张“稳健”，新党遂胎死腹中。蒋介石达到“杀鸡警猴”的目的。
雷案发生的时候，胡适正在美国，曾公开支持雷震。他回台湾后，蒋介石故意冷落他，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比他晚回来，却先见到蒋，而胡适却得在“不谈雷案”的约定下，才见到蒋。蒋平常与胡适见面，通常是两人密谈式的，这次却是秘书长、秘书、副官全在的官式谈法，显然是有象征意味、表示有距离了。但是见了面，胡适仍然忍不住要谈雷案，很诚恳地想说明雷案如何在外国产生“很不好的反响”，胡适在一九六Ｏ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说：
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绝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这是他在九月十四日对美国西岸报人的谈话，今日重说一遍。
这最后二十五字，写得极见内功！不温不火，但把蒋对他的态度，画龙点睛了。为了雷案，他显然被蒋介石“见外”了！不过，胡适在蒋面前一再“盼望此案能够司法审判”，未免书呆！军法或司法审判，在国民党内定判决结果下，又有何不同？又有什么好争的啊？胡适对蒋介石苦口婆心，而蒋介石居然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听后，激动了起来，说是话说重了，在这天日记中，犹情见乎辞。胡适“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始终不渝。他早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蒋政权危急时，力求美国支持蒋作战，且在美国人面前流了泪（见司徒雷登函载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９２），有点像秦廷之哭。如此拥蒋使他根本没有多少旋转余地，却有无限伤感。他对国民党和党外，都有雾里看花的一派天真。中国政治中像他这种有地位的清客，最后是及身而绝了。最可怜的是，以他最后的苦口婆心，竟连一雷三毛都不能救，他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雷案”发生后，胡适应该以不回台湾为抗议、以辞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为抗议，这样多少会给蒋介石一些压力。但是胡适回来仍做他的院长，甚至不便去探雷震的监，终于在蒋介石的权威下妥协了。胡适写文章喜欢宣传黄以周“实事求是，莫做调人”的立场，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免于“调人”之讥。
《自由中国》被封闭之后，言论自由更无一点空间，怎么又冒出一个轰动一时的“文星事件”呢？文星书店是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星》杂志是一九五七年创办的。在《文星》杂志创刊后的前四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成绩平平。真正的突破，在李敖进人《文星》以后，自此四年中杂志变色、书店改观。在李敖影响之下，《文星》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表现在《文星杂志》上、《文星丛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出版品上。《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实在是思想冰河中的异数，文化沙漠中的奇迹。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除了照例扣红帽子外，更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出身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陨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最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中常会上，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要萧同兹负责！”萧同兹在国民党里的老面子，延缓了《文星》之被消灭，并不能使《文星》免于被消灭。大祸临头像一张禁网，它是慢慢扣下来的。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那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杀身之祸”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查禁命令，内容洋洋大观，《文星》被停刊一年。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被封，就在眼前。不过，《文星》的问题是李敖，如果李敖与《文星》脱钩，《文星》仍然有救。在此一“希望”下，在蒋介石秘书长张群的“党党相护”下，萧同兹向蒋介石上了报告，“为《文星》杂志办理不善，受有停刊处分，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拟即由同兹负责整理，谨报请鉴察”。萧同兹的报告措辞谨惟，虽为《文星》上报告，却处处站在蒋介石利益进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这种立场进言的。报告文字洗炼，是出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种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相应的签呈，张群的签呈和萧同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面前后，蒋介石在张群、萧同兹、黄少谷、黄杰四个人的老面子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终于网开一面，批示“可如拟试办”五个字。于是张群得令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以“极机密最速件”，写信专送给萧同兹，报告佳音。就这样，《文星》由萧同兹“老年人接青年人棒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由萧同兹出面来挡，使《文星》度过险境。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文星》杂志停刊一年处分已满，依法原可以自动复刊的，但是二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四组以“五六宣五ＯＯ三七”号密件致萧同兹，说是“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杂志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蒋介石纵使一时看老同志的老面子，放过《文星》，但蒋经国率领的一批政战系、情治系、党政系的人们，绝不放过《文星》。因此，萧同兹虽“心力交瘁”的挽救，《文星》改组仍不会成功。拖到一九六八年，官方终于忍不住了，首先，官方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出逃税漏税的证据，用做借口。不料，《文星》早防到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在这种简直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官方除非走栽赃嫁祸的路，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硬来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下午，警总纠合各路人马，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三天以后（一月二十八日），萧同兹座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一月二十九日）起，《文星》书店门口有“计程车”两部及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可见蒋经国他们的确不经过张群，“直接上报而要径自执行”了。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