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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和约对战败国之宽大已属史无前例，而我方约稿甚至放弃服务赔偿，是较之金山和约不及则有之，绝无过分之处，有何令贵国难于接受者？自贵我两国开始谈判以来，贵方所提异议者均属金山和约之条文，换言之：贵方所要求者无一而非更改金山条约之提议，是诚有令人难于索解者。
本人日来夜不成寐，阅读史料，至李合肥（鸿章）春帆楼马关议和一段记载，见李相国（鸿章）始终出诸至诚，不但尊重日本战胜国之地位，且视日本为朋友。此种高瞻远瞩之精神诚足为法。此次贵我两方交涉，我方未以战败国视贵方，处处着眼中日将来之合作与友谊。我国对贵国作战最久、被祸最深，人命之损失更难数计，依惯例要求赔偿自属当然，今竟并服务赔偿而自动放弃，其欲与贵国永敦睦谊，已极显然。今本人感觉贵方非但不承认我之盟国地位，即相互平等之地位亦尚斤斤计较。
叶公超何能上比《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国以战败国保持尊严；《中日和约》却是以战胜国受尽屈辱，而这种屈辱，如果蒋介石没有媚骨与私心，是可以不接受的。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议和，丢的是台湾；蒋介石在台湾与日本议和，丢的是中国人胜利者的实质。这种“拙”作，求诸古今中外的为政者，可谓只此一家。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不同任何中国人商量，单独决定“以德报怨”，在退守台湾时又同党羽群谋佥同“放弃赔偿”。照《中日和约》谈判时日本首席随员木村四郎七的回忆，最初“中华民国”提出的，只是要日本承认他们是“正统政府”等三项，根本没提出赔偿问题，后来加入这一问题，乃是作为谈判筹码换取条件，换到手后，赔偿都可以不要，这不是“沽券”（日语“死要面子”），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蒋介石正是如此。问题比较复杂的是，他在死要面子之时，对日本又总是一摊媚骨。抗战以前的不必论，抗战期间的也不必论，光看抗战胜利后的一些雨丝风片，就令人叹为观止矣！以他对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例。冈村宁次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无罪呢？可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要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打派司”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希勿客气的告诉我或何总司令”。最后，当蒋介石兵败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蒋介石这种“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倒真是名副其实的“服务赔偿”呢！只可惜竟是战胜者干出来孝敬战败者的！
跟蒋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蒋廷黻后来论断说：“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蒋介石从“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除了对日本的媚骨外，为了保住他的政权，因而私心泛滥，一再丧权辱国而不惜，也是主要原因。蒋介石的不幸是他遇人不淑，对象总是无情无义的日本人，结果纵然一身媚骨，却未能免于被出卖，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中共时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消息传来，蒋介石灰头土脸可想而知也。最谑画的是，在蒋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约》的秘密文件，进一步出了蒋介石的东洋相。
《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张群对日本代表谈话，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竭力消弭战祸，惜无所成。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但有悲哀警惕之怀，从未以战胜国自居。”好个“从未以战胜国自居”！如今战败国在《中日和约》上无异是一个战胜国了，看到“中华民国”外交部这一密件（《中日和约签订后各国之反应》，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怎不令人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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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挡不住的经济起飞 / 690
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政治上高高在上，意犹未足，还想身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高帽一顶顶送上来了。我们信手一抓，就可来上一大堆：照国民党中常委谷正纲说，“蒋公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驻美“大使”董显光说，“我民族领袖蒋公介石，为近代最伟大之军事政治家”（《蒋总统传》）；照国民党国大代表蒋一安说，“蒋公发明力行哲学”，是“大哲学家”（《先总统蒋公哲学思想之研究》，页一），照国民党理论家林桂圃说，“蒋公是当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总统蒋公政治思想之研究》，页四十八）；照国民党“教育厅”“厅长”刘真说，“蒋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页八十七）；照国民党训导专家洪同说，“蒋公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实行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页七十一）；照国民党新贵魏镛及国民党教授缪全吉说，“蒋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动行政现代化的理论家与实践者”（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台北市“议会长”张建邦说，“蒋公是都市管理学家、未来学家”（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新生报》）。此外，照修泽兰说法，蒋介石无异是艺术家；照蒋复璁说法，蒋介石无异是书法家；照于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经济学家……以上所列的种种家中，其实蒋介石只能跟政治家、军事家沾上边而已，并且，他还够不上是水准以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最不相称的无疑是“经济学家”那顶高帽，没有迹象可以显示他具有像样的经济学知识。然而台湾最足称道的却是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对蒋氏而言，可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因为蒋介石一门心思在“反共复国”，而非“经建台湾”。有意种的“反共复国”之花，早已成为昨日黄花；无心栽的“经建之柳”，倒是处处成荫。
台湾光复之初，满目疮痍，乃战后的表象，日本亦复如此。日本经营台湾五十年，为了有利可图，在殖民地建置了不少经济基础设施，特别是农业的开拓与增产，以及南北铁路交通、乡村水电等等。此外还留下大型工厂，如铝厂、糖厂等等。总之，蒋介石退据的台湾，物质基础之佳，远非毛泽东退据的延安可以想象。
蒋介石的大撤退，带来近两百万外省人，使台湾人口增至八百万。总的来说，此一人口增加，“财富”多于“负担”，其中大多数的军公教人员，正是台湾所缺乏的，而大批技术人员更直接有助于经济建设。不要忘记，蒋还以非法手段把全中国的国库黄金运到台湾，稳定了台湾的金融。
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便是美国因素。美国人并不喜欢蒋介石，甚至厌恶他。然而为了阻遏共产主义的扩张，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主动派第七舰队保护蒋介石的台湾，封锁毛泽东的大陆。为了使台湾成为西太平洋上的“不沉母舰”，美国又恢复对蒋提供大量的军援与经援。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间的经济援助，平均是每年一亿美元。凡耗资较多的建设，均由美援支付，如肥料工业、石门水库所需美元部分、交通运输设施、农复会项目以及文化交流、教育卫生等等。台湾经建的一个主要功臣尹仲容就承认美援的巨大功效：
美援一方面解决部分长期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又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如无美援支应，则不但若干经济建设无法进行，即台币内外值亦无法稳定……美援成为经济发展及经济稳定之主要支柱。（尹仲容《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页二八二）
尹仲容在此没有提到的是，美国的巨量军援承担了蒋政府庞大的军费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不致严重影响到经建。美国也为台湾的经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和市场。不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后的十余年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继续为台湾提供贷款达六十五亿余美元（据国府官方数字），对台湾的财政与工农生产，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日本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基础上，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加上众多而又廉价勤奋的劳力，使台湾于一九六Ｏ年初开始进入经济起飞时期。工业生产于一九六三年首次超过农产，确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经济，赚取外汇，引进更先进技术，增加就业机会，使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脱贫致富，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蒋氏父子对经建完全外行，他们的贡献应从对经建阻力的大小来衡量。就蒋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语见蒋介石《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并未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他的经济学知识浅薄，又要以孙中山的信徒自居，受制于闭门造车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即使不是共产主义，至少是一种社会主义，绝对不会是使台湾经济起飞的资本主义，以至于往往扌干格丛生，矛盾百出，必要时连蒋介石也只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义。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对此课题之意义，据我对总理平时训示所了解的，所谓平均地权之意义，第一，在交通发达之处及都市之土地，凡涨价者，借征收增值税之方法，以达到‘涨价归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贫富之不均，故增值税，亦可谓为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其次，则为现代都市政府如对其土地照价收买、区段征收、土地重划、超额土地之收购以及都市整建（如违章建筑）等之通例，亦皆为‘涨价归公’之手段，政府可以发行都市土地债券，以筹集基金而实施之。此种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实施，则不仅为平均地权，而实亦为消除贫富不均，并且为建设都市之张本。第三，在交通未发达以及土地未开发之处——即乡村土地，如农田山地，其地价变动性较少，则可征收田赋或实物，而免征地价税，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实行。”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一“机密”训词的立论，不但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有极大的出入，并且和蒋介石以前论列“平均地权”的文字有极大的出入。试看在这一“机密”训词前三十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在峨嵋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就指出：“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私人，则社会公共之努力无所获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尔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照孙中山的“创造”，四十年前台北东区的地价，地主申报，每坪也超不过一百元，如果“悉照此价，不得增减”，今日政府“收买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则无异打劫土地、作弄地主，当然是行不通的。蒋介石终于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机密”训词里，硬以“增值税”代替全部“增值”，而说“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殊不知孙中山的胃口，绝不止于“增值税”，而是“所增之价”的全部。蒋介石不得不违反总理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