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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氏译音颇与胡近，其书既以英文出版于北京，复以德文出版于柏林。日人展转迻译致讹为胡某，国人不察亦以胡某受之。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一之为奇，宁复有偶，必为辜氏之讹无疑。”李大钊紧接写道：
愚读欧人对于辜说之评判，不禁起数种感想：第一，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扦格不入，诋诽之惟恐不及。而我以最无价值之梦话，一入彼欧人之耳，彼皆以诚恳之意迎之。或则以促其自反，或则以坚其自信，虽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要皆能虚心袒怀为他人之助。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之吾人，度量相越之远，非可以道里计者。故吾人对于欧人之注意辜说，惟当引以自愧，切不可视为“惊动欧人之名论”以自荣。第二，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质主义，宜否取东洋之理想主义以相调剂，此属别人问题。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例如以不洁净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不重物质之证，则吸食鸦片之癖亦何不可数为相同之例，是非欲腐化世界而何？）断不许舍已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第三，希望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勿令欧人认此陈腐固陋之谈为中国人之代表。第四，里乌司氏谓“人虽有采用新税制新服制者，而无轻易采用新世界观者。”斯言诚不尽妄。但愚以为于东方静的世界观，若不加以最大之努力使之与动的世界观接近，则其采用种种动的新制度新服器必至怪象百出，不见其利只见其害。
恕我将此段全部抄录，以避断章取义之嫌。很明显，李大钊坚决反对辜鸿铭观点，认为是“最无价值之梦话”、“陈腐固陋之谈”。这篇文章发表于1918年《言治》季刊第3册，但今日并不难见：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上）就收有此文；影响甚大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也收有此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此文也是研究的重要文献。
然而，观点如此鲜明、且并不难见的一篇文章，却被“误读”，殊使人憾。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这段文字有几百条，仅从我点开的近百条来看，都是：“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吴宓亦称赞他道……”有趣的是，这近百条竟都是李大钊“尝言”，而没有“曾说”、“曾写道”、“曾认为”、“曾说过”、“曾写过”……都是“吴宓亦称赞他道”，而没有“也称赞他”、“曾称赞他”、“曾赞扬他”……可以判定，这种“误读”都来自同一“出处”。当然，李大钊对辜氏的批评究竟对不对大可以“见仁见智”，但这与本文无关。本文只想说明《迟来的清算》所引李大钊这段话对辜氏并非赞扬，而是讽刺，切莫把讽刺当赞扬。
知识分子之自觉
■ 郑也夫
今天讲的题目是“知识分子之自觉”。我要讲的是我们怎么看自己。
我在十年前的时候，就是1995年，整理我从1985到1995年的杂文，汇成了一本文集《走出囚徒困境》，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心理学家提出过一种分析模式，叫囚徒困境，后来被经济学家接过来发扬，几乎使整个社会科学界都知道。我们社会中的很多问题确实很像囚徒困境。另一原因是我觉得在青少年时期自己一直处在“囚徒困境”当中，不是说我是刑事犯，而是说在心情上、思想上，似乎被四围的墙壁包围着。因此想用这个书名保留住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那种心情的记忆。
我是1950年生人，1966年遭遇了“文革”，那时初中三年级。1968年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一个农场，在那里当农民，呆了8年半，1977年返城后参加高考。我的青年时期就是这样在东北农场中度过的。当时身体上吃了很多苦，但是最苦不堪言的还是精神上的状态，回想起来，觉得就像一个囚徒一样。当时我和其他很多年轻人一样，不满意成年人或是权威给予我们的生活答案。我感觉生活中有很多荒诞的地方，成问题的地方。但是我们领受到的教导是没有问题，形势大好。我觉得当时的社会已经乱了套了。而媒体上总说“形势大好”，还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当时的年轻人所能感受到的每一个问题，权威们都给出了答案在等着我们，不需要我们问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被一堵堵墙包围着，我的整个青年时代，一直在做着用脑袋来撞墙的尝试。进大学时28岁，当时同龄的同学多数有工资，我是以待业的身份考大学的，也有工龄，但是考学后没有工作单位，所以没有工资。大学读了一年半，为了饭票考了研究生。研究生的补助相当于当时二级工的工资。我清楚地记得，考上研究生以后，读了威廉·詹姆斯的一本书《实用主义》，书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人的需求磨砺着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人的满足伴侍着我们的每一个答案”。读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受感动，我想不是每个人读这句话的时候都会像我一样。就是说这句话和我特别有缘分，好像是它一直在等着我，等着和我遭遇。我自己的很多问题、很多困惑，被这句话开导了。这句话说得非常好，这个世界上本来有很多很多问题，特别是对一个敏锐的少年。什么时候一个人满意给他的全部答案？他要安息的时候。在他还想往前走的时候，他是不会领受那些答案的。因为那些答案显见是荒诞的。而安分是和年龄有关系的。我们那时是处在一个富于想象的年龄，思维上疯狂的年龄，精神上的狂飙期，不太可能接受前辈的很多答案。我想我们的很多答案你们也不会接受的，因为你们正是这样的年龄。新陈代谢总是一轮一轮地进行着。新一代少年不可能接受父辈教导的一切。他们要按着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对生活的问题做出解答。我从青年时代这样走来，我不幸遭遇“文革”，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四人帮”时期，我觉得包围着我的很多答案都是谎言、诳语。我在和它们冲撞当中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下面我就从分析几条实为诳语的答案，开始我的演讲。
第一条诳语实在是小小不言的事情。我曾问过一位职业下围棋的人：围棋是什么？他想了想，说，“围棋就是围棋。”大家听了不免一乐。他挺聪明的，他知道有陷阱等着呢，他不往里跳。我要说的诳语是什么呢？就是围棋是体育。围棋怎么是体育呢？他是职业棋手，操练了多年，他不想听也一直听到领导把围棋划归体育。当他听到一个学者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警觉了：真是岂有此理，问我这个问题，是个套吧。于是他说：围棋就是围棋。我觉得在他这样回答的时候，已经是在反叛了，他不稀罕重复领导的话语。他不愿意接受给定的答案，我们怎么是搞体育呢？他比聂卫平高明。为什么？聂卫平经常穿运动衣参加比赛，你是要动胳膊还是动腿？愚不可及。衣装有时是身份的提示。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后来穿唐装，唐装提醒你是中国人，不要一切场合都跟随洋人。衣装有衣装的效果。你是一个围棋界的大腕、领军人物，你怎么稀里糊涂穿着运动装去了？它对你有实际功能还是符号作用呢？他没有这个孩子聪明。这孩子没有经过理性思考，但是他的感觉好。
那么反过来问我，围棋是什么？围棋是智育啊。围棋显然是智育，而不是体育。有人可能被流行话语蒙蔽时间较长，会说围棋怎么不是体育？体能不足就发挥不好呀，老聂后来老走昏招就是因为体力不成，围棋不仅斗智，也斗力。我要反问，哪一项智力活动不消耗体力，不以体力为基础？再说，哪一项体育活动不需要智力作基础？没有一点智力能从事体育活动吗？体力活动需要智力作基础，智力活动需要体力作基础。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判断：哪项活动是智力竞赛，哪项是体力竞赛。我相信问题是清楚的，同学们不会和我争论，但可能会问：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不错，这是小事，孟子说了：弈小数也。但这关乎思想方法，如果思想方法出了岔子，会出大问题的。
我的题目是“知识分子之自觉”，相当于自问“我是谁”。毛泽东曾经说，知识分子是毛，要依附在皮上，多数知识分子依附了资产阶级。拨乱反正后，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充分理解当时这一口号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但是要深入细致准确地认识知识分子，就必须认识这一阶层的特征，而不是简单地将他们归属于一个更大的类别。所谓“自觉”也在于此。
我要分析的第二个答案兼诳语，就是“科学是生产力”。我在科技大学和大家谈这个问题就有特别的意义了。生产力的主要部分是科学吗？科学的内容都能构成生产力吗？说科学就是生产力有可能会误导一些人。科学和生产力二者不重叠。科学中有很多东西不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有很多成分不是由科学构成的。甚至科学的主要成分不是生产力，都是有可能的。这个命题对不善于思考的人会造成误导，他们会觉得，不是生产力的科学就不要做了。那样问题就发生了。我们综合大学中的很多学科，成不了生产力。是不是将它们取缔，不要再教了？对生产力而言，可以和科学类比的是技术。构成生产力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科学中的很多内容构不成生产力。那么是不是说大学里不是生产力的就不要教了。“四人帮”时期曾经批判知识分子的很多研究不实用，脱离生产。举过一些例子，说明你们这些家伙，吃着人民的饭，不为人民做事。比如某老教授研究马尾巴的功能，这对提高牲口的生产力或战斗力有何帮助？其实在科学的领域，近似的例子太多了。这些研究和生产劳动无直接关系，但可以提高我们对动物的认识，他们的直接贡献在学科内，促进学科内的人对该对象的认识。用得着说马尾巴的功能吗？可以捡大个的说。最大就是爱因斯坦了。你问问爱因斯坦，您的相对论怎样造福人类？怎么变成生产力？我不难为你，我不要求今天就有用，我问你：何年何月造福人类？当他打磕巴的时候，立刻追问：你还不明白如何造福人类，就做这项研究了？你有这么好的智力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亩地多产几斤粮食？陈景润是一样的事情。哥德巴赫猜想还未解决，就是解决了，你能告诉我们：它何年何月怎样造福人类？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干？第一辜负了人民对你们的养育。第二辜负了你自己的天赋，产生一个如此高智力的人不容易，这岂不是
极大的浪费。
今天人们几乎将爱因斯坦看作科学的化身，他全身心地投入科学，充分地体现了科学家的素质。爱因斯坦身上能发生这样令人不解的事情说明什么？科学中有相当大的成分是无用之学。暂时没有用处，以后也难说。陈省身先生做过一个演讲，他开篇就举了个例子，他说，欧氏几何里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即空间当中存在着五种正多面体，且只存在着五种正多面体——正四面体、正六面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正二十面体。在欧几里德提出空间中的这种可能性后，人类在现实中——无论是矿物的结晶还是生命体，从未见过正二十面体，只看见过其他四种正多面体。在欧几里德去世两千年后，人类在自然界中才发现了这样形状的东西。无论它有用没用，总算遇上了。有用成为可能了。大家知道现实中的那个正二十面体是什么吗？就是SARS病毒。只不过它经变异每个面上长出了冠状的东西。陈省身接着说，多数数学知识当下不能成为生产力。物理学和化学使用的数学知识是一二百年以前的数学成果。有些数学成果一两百年后才变成了生产力，有些已经上千年了，却依然没有变成生产力。起码，它的产生和应用之间有一个时间跨度，而有些数学知识可能永远也转化不成生产力，但它可以服务于学科本身，帮助该学科内其他研究者有所发现，而后者的成果或许将来被用于实践。
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化身，当初因为什么研究科学？因为好奇心，并不是因为要为人类造福。如果是后者，逻辑上就不通了，因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