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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正是意识到了十九世纪东亚中的日本所面临的“外国交际”上的被动地位和危机状况，才有了对近代民族国家本质特征的透彻认识，并将“文明论”的最终结论落实到了以文明为手段达成一国独立的目的上。在子安宣邦看来，福泽对近代民族国家本质的透彻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在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关系背景下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用“重叠阅读”的方法，从《概略》提出文明论设计方案70年后日本国家的悲惨结局来反观福泽谕吉的国家论和战争观，就会看到其中深刻的矛盾和悖论，作为历史文本的《概略》也就可以成为我们重新反思二十世纪民族国家问题时的思想资源。例如，福泽谕吉认为，近代民族国家及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其本质特征是由“贸易和战争”这两条原则规定的。如果比照现代一般国家理论和国际关系学说对民族国家的解释，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百多年前福泽的国家论和战争观深刻地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方面。近代主权国家最主要的特征首先是对“内与外”做出明确的区分，对于国内主要依靠“民事”法规以保障市民的和平而有秩序的活动，推动商业发展以繁荣国民的生活；对于国外则依靠“军事”力量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不受侵犯，甚至以军事力量来维护和扩大本国的利益。近代国家间的战争正源自于此，即主权独立的国家可以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为发动战争提供合法性依据。福泽谕吉说“然而，从目前世界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个地方不建立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成立政府的。如果政府善于保护人民，人民善于经商，政府善于作战，使人民获得利益，这就叫作‘富国强兵’。不仅本国人引以为自豪，外国人也感到羡慕，而争相仿效其富国强兵的方法。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世界大势所趋，不得不然，虽然违背宗教的教义。所以，从今天的文明来看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关系……则只有两条。一条是平时进行贸易相互争利，另一条就是一旦开战，则拿起武器相互厮杀。换句话说，现今的世界，可以叫作贸易和战争的世界”（此处采用北京编译社《文明论概略》的译文，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可以说，福泽的以文明为手段达成一国之独立的文明论，即为近代日本所设计的国家发展方案——脱亚入欧路线，正是建立在上述对于十九世纪国际关系乃至民族国家本质的认识之上的。
问题是，福泽谕吉在上述认识中实际上已经察觉到了其理论的内在矛盾和悖论，才有“这是由于世界大势所趋，不得不然，虽然违背宗教的教义”一句无可奈何的解释性说明。如果说，面对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福泽所做出的文明论判断和一国独立的抉择，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而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当我们于1945年看到了这个文明化国家的设计方案与帝国日本一起遭到了毁灭性的后果，日本以天皇制国家为至上理念致使超过二百万的日本士兵死于战争（更何况无数亚洲其他国家的牺牲和被害者）；当我们目睹二十一世纪“霸权国家”，依然以“本国的利益”不顾世界和平势力的反对而发动战争（如伊拉克战争）时，则近代主权国家间战争的合法性连同民族国家的合理性就必须质疑。子安宣邦认为，这不是要指责和断罪一百多年前的福泽谕吉，而是前人遗留给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必须思考的课题。丸山真男的解读一味为福泽的“脱亚论”辩解，一再以认同的姿态诠释日本所要为伍的西欧“近代主权国家”的体系和内涵，而放弃从今天的角度反思“近代性”的努力。实际上，他遮蔽了我们通过福泽文明论而必须去追究的课题，这就是当今日本的出路和走向问题。
子安宣邦在挑战丸山真男的福泽谕吉解读的同时，提出了充满批判精神和思想冲击力的另一种有关《概略》的解读方法。由此，我们再从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史方法论及其独特的亚洲视角，也进一步领略了其强烈的政治关怀和对当下日本尖锐的历史批判。从他个人的学术历程观之，以1996年出版的《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与知识分子》为发端，其针对日本近代知识体系的批判工作，经过整整10年的时间，通过《作为方法的江户》《亚洲是如何被叙述的》《汉字论》《国家与祭祀》《日本近代思想批判》以及目前最新的《福泽谕吉精读》等相关著作，已经构成了一个整然有序的近代日本知识谱系学序列，它们涉及到民俗学、支那学（中国学）、近代化论、历史学、东洋社会论、东亚论、语言学、神道宗教学以及文明史论等等。子安宣邦发掘出的这个知识谱系，是在以西方为典范建立起日本近代国家制度的同时被构筑起来的知识体系，同时，这个知识体系所生产的一整套近代主义话语，作为一个深深影响人们思想心灵的意识形态化叙事，反过来又为日本国家的近代化包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战争提供了理论逻辑上的支撑与合法性依据。1945年日本的挫折和惨败给予国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使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不得不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动和扭转，但是这个知识谱系作为一个深层精神层面的制度并没有产生根本的动摇。换言之，比起国家制度的变革来，知识体系的革命或许更为艰难。因此，作为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子安宣邦以一己之力，去挑战乃至颠覆这个巨大坚固的知识体系，其反思和批判精神就特别值得关注和敬重。而他对丸山真男那种认同式福泽谕吉解读法所进行的挑战和对抗，正是其日本近代知识体系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理解、信赖，还是警惕？
■ 田 松
顾名思义，《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讨论的是公众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问题，在这种关系中，编者强调了两个关键词：理解和信赖。于是又涉及到理解与信赖的关系，当然，又需要讨论为什么要理解，怎样才算理解，为什么要信赖，以及能否信赖……而这样的讨论必然与我们对科学和技术本身的看法相关，当这些看法发生了变化，科学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必然随之而变。所以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必然是建立在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理论背景之上的……本书的作者们正是来自不同的学术领域，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有社会学和传播学学者，有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STS学者，还有人不仅从事理论工作，也具体进行着科学传播的实践。
在本书中，他们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对象展开：一，公众理解科学；二，与之相关的公民科学素养和科学态度的调查。
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公民科学素养（scientific ULeracy）这两个概念在1990年代初期被介绍到中国。1990年，李大光先后翻译了著名的博德默报告《公众理解科学》和米勒的《美国1990年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状况调查报告》。米勒对公民科学素养的定义以及美国的调查方式被引入到中国。中国科协很快成立了课题组，并从1992开始进行全国性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
但是，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所由产生的更深厚的背景，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被介绍过来，研究性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同样，我们的五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基本上是对美国、欧盟等地同类调查的模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按照我们自己对科学的理解对于调查进行了改造，却并无自己的原初目的。对于国外此类调查的介绍和研究，我们也相对薄弱。而本书则更进一步，它是国外学者对公众理解科学和公民科学素养与态度调查的反思和批判，更具前瞻性。这对处于起步状态的中国科学传播理论和实践研究，是一份重要的营养。
1995年底，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WZB）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就欧洲公众对技术和科学发展的理解与评价进行了讨论。会后，迪尔克斯和冯·格罗特组织与会学者在参会文章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并于2帕0年出版。
本书从科学史、技术史、技术社会学、风险研究、技术评估、风险预知、风险沟通，以及媒体分析等各个角度，对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研究历史、调查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其中既有理论论述，如第九章，耶利：《“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对科学本身进行了哲学和社会学或者知识社会学意义的思考；也有实证研究，如第六章，鲍尔：《作为文化指标的“媒体科学”：媒体分析的语境考察》，就媒体上科学的形象对英国报纸进行了抽样研究；还有案例分析，如第十三章，布奇：《一场舆论风暴，英国日报界中的“大爆炸理论”》，以一个物理事件在媒体中的传播以及所产生的公众影响为案例，进行了综合讨论。这些讨论一方面可以作为中国同类研究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学者提供很好的借鉴。尤其是实证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可以作为中国科学传播学者针对中国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的范例。
对于本书的核心概念“公众理解科学”，书中很多文章都对“公众”“理解”和“科学”这几个构成部分进行了彻底的解剖。如开篇第一章就是《为什么公众要“理解”科学》，直接指向“为什么”的问题。另有如《理解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中的“公众”》《“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科学是什么意思》等。这种反思不仅表现在理论性的章节中，也表现在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中，因为这种反思已经成为各项专门研究的前提。
按照通常的观念，公众就是非专家、外行、无知者，需要接受科学知识的雨露滋润。这种想法预设了一个均一的公众概念，同时也预设了公众与科学之间的单向关系。然而，全知全能的专家是不存在的，一个领域的专家到了另一个领域，就成了门外汉，就成了公众。于是怎样定义公众，与“什么样的科学应该被理解”就具有了相关性。而什么样的科学应该被理解，又涉及更复杂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公众要理解科学；某一社区具体的公众到底需要多少科学，需要什么样的科学，需要哪些科学。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也遭到了质疑。菲尔特引用利维—乐布隆的话说：“在允许公民使用其投票权或者参加陪审团之前，我们并不需要他是一位宪法或刑法专家，甚至不需要他具有‘业余’知识水平。为什么在涉及技术与科学事务时我们要提出更多的要求？既然民主社会不要求每个人都掌握基本的法律（即文盲也有权利），为什么要求每个人具有基本的科学素养才能参与决策呢？”（第一章）
这个质疑在中国极具现实意义，比如在近两年的怒江争坝事件中，建坝派对于环保人士常用的指责就是，他们不具备专业知识，无权参与决策。又如关于克隆和转基因等问题的争论中，也常常见到这样的言论：公众不具备专业知识，所以不具备发言权。甚至还有人以公众不具备知识为由，剥夺公众的知情权，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必标签，以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
要求公众无条件地信赖科学，只因为科学是真理，这种科学主义现在无疑是行不通的。那么是否公众越理解科学，就越会支持科学，也就是杜兰特所指出的，作为公众理解科学和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缺省配置的“缺失模型”是否成立，本书当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结论相当一致：不成立。缺失模型可以表述为“态度”和“知识”具有正相关。皮特斯（第十一章）根据德国某地公众对核能看法的研究中，发现态度与知识的关系是复杂的，而非单调的。有时表现为U形曲线，即知识掌握得越多的人，既有可能越支持核电站，也有可能越反对核电站。
那么，公众会为什么会信赖科学，又为什么会怀疑科学？在第九章中，耶利讨论了与科学相关的信赖与判断问题，讨论具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色彩。耶利指出，科学知识不是纯粹客观的，不但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