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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公众会为什么会信赖科学，又为什么会怀疑科学？在第九章中，耶利讨论了与科学相关的信赖与判断问题，讨论具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色彩。耶利指出，科学知识不是纯粹客观的，不但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过程会存在信赖与判断，在科学知识建立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内部同样存在信赖与判断问题。在大多数时候，公众相信科学（家），并非公众理解了科学知识，而是因为科学家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地位。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公众之相信科学，与以往的公众之相信宗教，有着同样的理由。又由于科学共同体事实上已经成为独特的利益集团，那么科学共同体连同科学知识遭到质疑也就是必然的。书中被多次引用的温内对坎布里亚羊事件的调查，就常常被作为这方面的例证。
反过来，公众也不可能是完全无知的。本书中讨论了慢性病人的例子，很多病人对于自己的疾病有相当专业的理解，同时又具有医生所没有的亲身感受。这些感受和理解与医生的专业知识有所差异，但也可以相互补充。从这个角度上说，公众与专家之间可以存在互动的双向关系。
关于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科学”，很多文章都强调了语境问题，即教科书上的科学、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中间及的科学，都是脱离具体语境的抽象的科学。而公众在现实中接触到的都是具体的科学。比如本书第十章，索勒森等人对于挪威公众节能问
题的研究表明，公众会有选择地掌握与节能有关的知识，并且会自己建构出一种模型来。这种模型在科学的意义上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他们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来说更实用，更容易理解。那么，他们是否一定需要掌握那个“正确的”科学知识呢？
此外，即使从未受过科学教育的公众，只要能够生存，就必然会掌握使其能在那个地方生存的知识。这就是地方性知识问题。坎布里亚羊事件研究同样凸显了抽象的科学在解决具体问题上的无能和混乱，强调了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很多人利用这个概念为传统文化辩护，帮助传统知识从科学知识那里争夺话语权。考虑泸沽湖边上生活的孩子，他们首先应该掌握的是本地的打鱼打猎种地的知识，熟悉本地的山水、动物和植物，会唱本地的山歌，知道祖辈流传的故事。而牛顿定律对于他的生活，显然没有具体的直接的帮助。然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即使在地方性知识方面堪称专家，在接受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时，他的成绩甚至也会低于城市幼儿园的孩子。
由此可见，在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之中，还隐含着社会单向进化发展的理念：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更高的技术水平代表进步，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谁就可以进入到先进的行列。这种理念与全球化的现代化理念相一致，但与文化多样性的文明理念相悖。当我们在人类文明模式的背景下考虑“为什么”的问题，又会呈现出全新的层次。
在本书第一章，为了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菲尔特上溯到了科学的大众化活动，分析了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创建的平民大学。这些大学相当于工人夜校，也得到了开明资产阶级的资助。以往人们关注的往往是这种科学大众化活动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工人掌握了科学，也就是掌握了先进的文化，并获得了进一步就业的机会。但是，菲尔特指出，在这里，资本家同样获得了利益。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缺少合格的工人。按照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菲尔特引用罗克普洛的观点，指出了科学大众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假如认为现代社会是专家至上的，那么掌控日益复杂的环境所必需的知识，就会在掌握它的人手中被改造成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力意识和现实力量。按照这种逻辑，知识的转移并不一定对那些拥有知识的人有利。”
按照这种理解，科学和技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会成为一种力量，加速对工人的剥削。而只有掌握了这种技术的工人，才有可能被剥削。科学大众化以及传统科普中隐含的线性社会发展观常常会给人造成一种幻觉：如果所有人都掌握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先进的行列，于是整个社会就进步了。这个幻觉对于个人是成立的，现实世界中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前些年名声很响的打工女皇，从一个打工妹成为国际跨国公司的主管人员。但是，这样的例子永远是个别的。个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到上一个阶层，社会下层不可能整体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上一个阶层。
实际上，今天我们讨论文明模式问题，不仅仅在理念层面考虑文化多样性与现代化的矛盾问题。还要考虑一个现实的背景，即地球有限，单向的线性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人类文明有一个限度，那么，科学和技术不能改变这个限度，反而会加速人类到达这个限度。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书中并没有讨论。
由于本书是多位作者各自表述的一个集成，所以各个章节之间也存在观念上的不一致，非常有趣的是，本书的序言所表现的理念与大部分作者南辕北辙。序言作者，老一代科学传播学者诺尔一纽曼希望：“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恢复公众对科学权威的信赖”，而她认为本书会有利于实现这个愿望，这恐怕是缘木求鱼了。
总的来说，本书对于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公民科学素养的概念是一个颠覆。与之相关联的公众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理解与信赖问题，都给出了新的回答。本书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不仅是很好的营养，也具有相当的冲击力。
下面谈谈本书的翻译。首先对于某些具体翻译原则加以说明。
*鉴于中文“科技”一词具有歧义（严格来说，英文并无一词与之直接对应，书中有过techoscience一词，但只出现了一次。且此词在英文语境中极为生僻，远不如“科技”在中文语境中的平常），因而本书一般不使用这个简称。science and technology不译为“科技”，而视上下文关系，译为“科学和技术”或者“科学与技术”，不做统一。当然，这会导致一些在汉语中看起来比较别扭的说法，如说“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而不说“公众理解科技”。
*本书中，understanding和attitude常常并列，常有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atti…tude to（00 science之类的表述，严格来说，应该译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态度”。但是在长句中，会非常别扭，所以有时简化为“公众的科学理解和态度”，也会有“公众的科学理解”和“公众的科学态度”之类不大合乎中文习惯的表述。相信读者能够理解。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以往常译为“科学普及”或者“科普”，但是由于“科普”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已经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故译为“科学的大众化”。
*英文understanding和perception有相近的意思，有些文章会同时出现public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ce的说法，为表示区别，有时将后者译“感受”、“领会”、“认知”等，也有时不加区分，均译为“理解”。
*书中涉及若干在国内学界尚无统一译法的术语。比如science（and teehnolo·sy）studies，刘华杰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元堪”，盛晓明主张译为“科学（技术）论”，曾国屏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学”，潘涛曾提出“原究”的译法。本书一般采用刘华杰的译法，偶尔借鉴潘涛的译法。不勉强与本丛书其他译者的译法取得统一。另如context，刘华杰采用“与境”，本书采用“语境”。亦然。
*参考文献不译。文献的本意是帮助读者检索原文，如果译成中文，有意检索的读者还要回译成英文，而回译是难以与原文吻合的。另外，能够利用文献的读者应该已经具备阅读原文的能力。故一律不译。同理，正文中括号内的人名因指向文献，亦不译。
*很多人名只在文献和脚注中出现，也不译。
*索引按照英文排序。索引最直接的功用是使读者能够根据关键词，查找出该词在书中的位置。作为译著，其关键词首先是原文，而非中文。就如perception，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翻译成“感受”、“领会”和“理解”，如按中文排序，则变成三个词。另外，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比如同样是阅读北大科学传播丛书，本书和其它著作所讨论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但是同一个关键词，不同译者可能采用不同译法。如果我希望了解某一主题在另一本书中作何讨论，自然希望从英文查起。如按中文检索，已有固定译法的如science尚易检索，若是新词，又不知道该译者的译法，则无从查起。
（《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迈诺尔夫·迪尔克斯、克劳迪娅．冯·格罗特主编，田松等译，北大科学传播丛书之一，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39．00元）
学校·学人·学术
■ 陈平原
《大学何为》自序
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该有个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是否有所推进？相对于学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点？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常见的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排新书的充足理由。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
作家查建英采访时，曾追问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那场争论当中，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则是支持的主力。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保守疗法’，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参见本书《我的“八十年代”》一文）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确实如此，我谈北大改革四文，虽然也人各种集子（如沈颢主编《燕园变法》，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博雅主编《北大激进变革》，华夏出版社，2003年9月；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因为，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作为论辨文章读，不过瘾。
为什么？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
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正如德里达说的，“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参见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134页），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而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我又认定：“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