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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两面性有关：一方面强调强力意志、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注重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和Bildung（内心修养）。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恰恰是选择了介入的陈铨遭到了非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因民族危机而主张独裁者，不乏英美留学生，在特殊的历史状况下提倡中央集权而把“宪政”当作远景目标，自有其合理性；然在陈铨的论述中，却只见提倡集权而不见这是权宜之计的说明，甚而宣扬“少数分子不愿意维持，团体也要用政治的力量来强迫就范”（《指环与正义》），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政治的力量”？怎样“强迫”？叶隽注意到：陈铨留德的1930…1934年，正是纳粹崛起之时，陈氏“从潜意识中仍吸收了不少纳粹时代的德国文化”，因而成为研究留德学人和“纳粹文化”关系的“最为合适的人选”。《另一种西学》能辩证地看待问题：陈铨思想与纳粹主义确有渊源关系，然其民族主义却无种族主义的臭味；“淮橘成枳”，“枳”经过移植又何尝不可为“橘”？正不必其资源来自德国就把它定位为“法西斯主义”。不过，笔者仍以为，陈铨推崇希特勒、责备新文化运动应对“一盘散沙”的现状负责，难以让人信服。江沛在《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中称，我们不应该认同当年左翼文化人给此派人物戴的帽子，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战国策派”诸君的确“咎由自取”，陈铨恐怕尤甚。固守与介入，固守什么、如何介入，对于文化人来说，永远是两难的问题。
留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意义
■ 徐有威
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二年中，海峡两岸几乎同时出版了两本有关抗战时期战国策派问题的专著——南开大学江沛教授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台湾大仁技术学院冯启宏教授的《战国策派之研究》（台湾：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贴着负面定性的思潮，再次放上了历史学家的案前，而且得到了与前不同的充分的肯定。正如冯启宏教授所感叹的：“战国策派在中国现代史的洪流中，被误解、被怀疑、甚至几近销声匿迹。”而战国策派最代表性人物之一陈铨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也为这些历史学家所肯定。时隔4年后的2005年，我在叶隽博士的新著（以下简称“叶著”）中，再次领略了陈铨的风采，这种风采的窥得来自和以上的历史学家不同的角度，给入耳目一新之感，正如叶著的标题：“另一种西学”。
近年来，研究西学和近代中国留学生史的各类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如何写出与众不同的新意，的确值得反复思量。对于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来说，留学生的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视作西学东渐这一大背景的最直接体现者。而迄今为止的留学史研究，无论是宏观论述，还是个案研究，都未能充分关注或呈现“小”（个案）与“大”（宏观）的结合维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书提出“以小见大”的命题，确实让人颇生期待之感。总体而言，叶著的确有些不同凡响之处。
首先，叶著的基本思路就有可观之处，即以个案研究为基础，以观念梳理为线索，以中国文化寻路命题的回应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以此探讨中德思想文化关系的建立。一般的研究往往采取以上一种或几种的方法，而同时并举的确少见。以陈铨为例，在作者的笔下，为了更好地诠释陈铨的民族文学观，他的生平学术业绩得到了全面描述，特别是陈铨接受的德国文化的学理背景，乃至陈铨留学德国的1930年代初期德国纳粹上台的社会背景也得到了特别的提及；随后，作者以陈铨的民族文学观为观念的主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再次，作者描述了陈铨试图以德国的思想为外来资源，以此发起现代中国“狂飙运动”的努力。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由此总结出陈铨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这种研究路径和以往的单纯的政治史研究方法相比较，要自然而有趣得多。
其次，叶著给了读者许多域外的新材料、新信息、新观念，这和作者的学术背景密不可分。现在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外文水平和对外交流的机会和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和此书作者的外文能力比较，还是远远不及的。有着多年外语学习的专业背景，加上频繁的游学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使得作者运用多种外文自如。长达六页的“西文文献”的参考文献目录，以及德国大学的档案资料巍巍可观，令人叹服的同时也令人羡慕。
以笔者的个人治学经历而言，叶著中提及的人和事，也早有所闻所知，但这么全面并仔细地得以近观，这还是第一次。笔者在自己的研究课题“法西斯主义与近代中国”的研究过程中，注意过纳粹德国时期的中国人对德国的观感，但是限于资料和视野，无法深入，而叶著则为笔者开阔了思路和视野，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丰富史料资源。如马君武1932年夏目睹希特勒万人聚会之记录，如宗白华对他于1920年代初期留学德国时德国民众高昂的复兴精神之回忆，如1930年代初期冯至目击的德国共产党人和纳粹党的冲锋队在街头的激烈冲突，以及左右翼大学生在大学中的怒辩，如冯至对德国文化与政治发展的悖反现象的分析，如贺麟对希特勒和德国文化关系的评论，再如陈铨对纳粹文化的接纳和批判，都是笔者反复细读的内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另一种西学”的题目确实意味深长，意味着另一道完全不同的风景。
同时，叶著不同于以往类似题材的留学史研究著作，而是在这一层面上深化为对一个国家的文化的接受上。这一点对留学史研究而言，可能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范式意义”。它的问题意识，即所谓“中国现代留德学人是如何为中国文化发展寻路的”的主题非常值得重视。不足的是，如果还能够进一步详细介绍这些学人的成就在德国乃至学术界的地位或者影响，可能会更全面。诸如可以具体介绍冯至获得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和政府颁布的各类奖项的情况，同时介绍国际学术界对冯至的评价等，以示学术交流毕竟是双向的。对于叶著中提及的其他的学者，似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法。
有道是文史不分家，但是现在的事实是文史研究者，特别是有些年轻的学人到了非专业书乃至非学位论文方面的书就不看的地步。如果一位中国近代政治史方面的导师知道他的研究生读过冯至的《昨日之歌》，读过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那么他应该感到惊喜了。退一步讲，如果这些初涉史坛的研究生有机会阅读叶著，间接地了解了这些大师的风采，也不失为走近大师的第一步，走向文史一家的第一步。而对于有兴趣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中国文化史、近代中国学术史和近代中国留学史研究的学者而言，这更是一本值得非常仔细阅读的新著。
十一年前一个初春的夜晚，在上海开往宁波的火车上，我和一位来自台湾的老朋友邓教授聊起三十年前他在美国留学的往事。当时恰逢肯尼迪大选刚刚得手，但还未登上大位的时候，他每天下午要去医院看望即将生产的太太。那位来台湾的留学生小邓住的地方，恰在肯尼迪去医院的必经之路上。于是小邓每天下午等候在窗口，向路过这里的肯尼迪招手致意。肯尼迪看到后也招手回应。几月后肯尼迪入主白宫，遂邀请小邓参加他的升座大典。这位已经年逾古稀的老教授回首往事时情不自禁眉飞色舞，深深感染了笔者——如果肯尼迪有灵，得知此时此刻在中国的一列灯光摇曳的火车上，有一位黄色皮肤的老人在如此深情地怀念他时，一定会发出微笑。笔者在结束本文时提及这一题外往事的目的在于，如果具备资料上的条件，叶著如果能够多多注意这些留学生对留学时代的生活上和其他方面的回忆或者描述，那么此书会更加的具有格外的可读性，同时丝毫无损它的学术品质。
（《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叶隽著，“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之一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18．00元）
一种还原现代性的写法
■ 刘 阳
现代性是什么？现代性是去魅。启蒙运动脱去了神的光环，人成了主体。不过，在西方现代性视域中，理性的宏大背景一直存在着，后现代主义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现代性问题的建构都是严密的，思辨理性有力地承担着论证功能。这两点，也是现代性的特征。少了它们，现代性是残缺的。
新时期以来，在全球化趋势下，我国文艺学研究也开始呈现出现代性冲动。但随着本土现代性进程的深入，理论的多元局面下潜藏着的忽视学理论证等严重缺陷也开始无情地暴露出来了。新近读到《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一书，心情很激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优秀结项成果，著者用一种不同于常见论著的写法揭示出来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我国当代文艺学在现代性道路上要想真正有所推进，需要首先还原现代性。
写法之一是“格式化”，即把重心从理论创造转移到对现有观点的全面清理。
波兰学者茨纳涅兹基曾说过，中国缺少独立于价值评判的客观理论。此话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中国学界的一种不足，那就是不把立论的基础建立在学理逻辑上，经常任意地自创一套，从现代性角度看，其结果是破坏性的。
我国当代文艺学在文学与理性之关系这一基础理论问题上，就典型地存在着这种不足。此书引论考察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学界关于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及各种观点，由此发现，从人道主义启蒙文论到现代主义文论，再到后现代主义文论，当代文艺学每次重大讨论或转型，都触及着理性这块基石。然而，讨论中存在着令人吃惊的学理混乱：有忽视学理内在自洽性的建构，如称“理性直觉”可通过“无意识推论”；有自相矛盾的概念应用，混淆“理性”、“非理性”等词的描述性意义和评价性意义；有自说白话的理论发挥，如把无意识和潜意识都一股脑儿解释为理性；还有不同概念的混淆，把“理性”、“非理性”和“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混为一谈；等等。何以会造成如此混乱呢？
因为我们缺乏对“理性”及相关概念的学理来源的充分深入了解。造成这种长期学理亏欠的初始症结则是急功近利。我们总是在需要表达某种特定意图时才想到去应用这些概念，这就难免为观点而修改概念、误解乃至歪曲概念。而如果不廓清概念的用法和范围，讨论就总在云里雾里，是无效的。为此，此书前两章对从笛卡尔到德里达的近现代理性概念史进行了详尽的梳理，试图为探讨文学与理性关系的学理传统“作一点补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第三章给出了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非理性、理性、感性与情感、直觉这六个（组）概念的学理意义。
显然，这种写法很新颖，又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它启发我们，学术的推进不单靠理论创造。光有急于理论创造的热情是不够的，创造不能偏离学理。需要艰苦的清理工作。通过清理，把理论创造的落脚点重新拉回到学理轨道中来，接着讲。这对当前文艺学关于“本体”、“诗性”等基础概念的探讨，极有借鉴意义。
写法之二是“非纯粹化”，即把学理的清理和知识社会学背景考察结合起来。
追求纯粹性一直是西方人文学术的追求。这种局面在胡塞尔以后被打破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前见的肯定，表明一种思想总是从特定立场出发，曼海姆和波普尔对情境的强调，也开启了探求思想背后支配性动力的知识社会学维度。要言之，一种人文理论的酝酿成型和应用（讨论）都不是纯粹的。
尽管有必要强调首先回到学理中去，但另一方面，我国当代文艺学关于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又毕竟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有其很明晰的现代性目标，讨论试图达成的是文论话语的启蒙性、审美性、自主性等，张扬“文学是人学”，告别政治工具论，强调文学的情感体验特征等。这些都是促成讨论的真实动机，它们事实上为讨论提供着基本方向。
那么，对文学理性问题的清理也不能在真空中进行。“理性”、“非理性”等词作为概念固然有其相对确定性，可它们在具体讨论中的出场又无不有着鲜明的动机，我们不应回避。恰当的做法是，把对文学理性的学理清理和文学理性讨论本身对新时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