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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戏剧要告诉我们的，恰恰就是最不可能出现的那种结局，虽然它同时最容易让我们轻信。假如在现实生活中，朱买臣之类的婚姻有理想结局的可能性，实在是要远远小于他老丈人的预想。
以现实生活中的算计论，我们必须将崔氏嫁给朱买臣看成是一桩重大的风险投资——撇开感情的因素，纯粹用经济学眼光看婚姻，完全可以将它看成是一种以性命相搏的投资，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它也确实是被这样理解的。在这里，所谓投资的意思有两层，其一是婚姻的当事人，尤其是女性，她嫁一个人就意味着将自己的终身作为赌注，博自己一生的幸福，至少是希望比不嫁更幸福；其二是涉及婚姻的两个家庭，嫁与娶的决定，经常会对两个家庭此后若干年里的幸福程度产生深刻影响。俗话“男怕人错行，女怕嫁错郎”，精彩无比，事实正是如此。
假如读书人考状元就像买彩票，那么，把嫁人比喻成炒股票，倒真是差可比拟。嫁给读书人意味着你的一种特殊的投资行为，你假如眼光敏锐，看准一位将来能够发达的穷小子在他处于人生低潮时嫁给他——这时你能嫁给他就足以令他感激涕零了哪里还敢索要嫁妆——陪他一起苦苦熬上几年清贫的日子，将会在你的丈夫像朱买臣那样一举得中而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时，牵着他的袖子一起进入上流社会，坐享其成，获得令世人羡慕不已的可观收益。
嫁给读书人就像选择做一个读书人一样是有风险的，即使每个读书人都如同戏剧里的秀才那样最后得中状元，也仍然充满风险。不要只看见戏剧里风流倜傥的男主人公们都很轻易地中了状元，痴痴等待他们得中的糟糠之妻们立马草鸡变成风凰，我们宁可相信那是由于剧本是读书人写的，因此其中满是站在读书人的立场上欺骗良家妇女的谎言；只有很少比较诚实的戏剧家，只有很少比较诚实的戏，还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女人嫁给读书人的风险——比如《渔樵记》和《烂柯山》之类，然而，即使是这些讲朱买臣故事的戏剧也仅仅涉及到嫁给读书人的女人所可能面临的风险中的一小部分。你想想，嫁给一个读书人，你要做好以下的心理准备：他不会在家务事上费任何心思，不是说他不干家务活而是说根本不考虑家里的用度而且连你偶尔要严肃认真地考虑考虑家庭柴米油盐之类开支的经济来源，也会遭到他的鄙视觉得你俗不可耐，因此，除非你家财万贯并且没有人介意你把娘家搬空，否则你们将会缺吃少穿；他是个不懂世事的混球，大凡有财有势者都将在他得罪之列，因为他时时要显示出与他们“冰炭不同炉”，即使是没来由地向这些权势者挑战也会让他心理上感到极大的满足；在同事面前他的摆谱功夫一流，你需要随时准备做出一副举案齐眉红袖添香的模样给足他面子，最好还要能够和他相互酬唱，但是他并不准备将你当作情诗里唯一的女主人公，为了表示他是个文人，他还会经常地风流那么几下，他觉得找歌妓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全然不顾及那是不是会伤及你的自尊和感情。嫁给读书人的成本是如此之高，最后实际面临的风险还要远远超出这些，即使真的中了状元，还要提防着他高中后停妻再娶，像《琵琶记》里的蔡伯喈，《秦香莲》里的陈世美那样，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总之是在丞相府招了亲，或是竟然作了驸马爷。然而，所有这些风险，似乎都抵挡不住戏剧里女人们飞蛾投火般地嫁给将要考状元的读书人。因为那是一场比任何股市赢利希望都更为渺茫的游戏，需要的是对美好未来近乎愚蠢的轻信。
是的，我们就是像嘲笑那些错买错卖了股票的股民那样嘲笑朱买臣夫人的，她年轻时买进的可是升值无限的原始股啊，虽然在手里被套牢而捂了二十年，大不该就在它股价飙升的前夜居然三钱不值两钱地抛了。最失败的股民不是投资股市亏本，因为亏本是股民的常事，而越是老股民越有乎和的心态承受亏本，最失败的是你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只绩优股而且你一直对它的升值潜力深信不疑，然而在它急剧升值之前，却突然鬼使神差般地对自己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于是，你坚定不移地割肉清仓而且还为自己成功地止损解套而沾沾自喜，你正在得意洋洋地欣赏自己壮士断腕的果敢，突然报子前来，告诉你今年的状元就是你刚刚逼他休了自己的朱买臣！
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里的道理却往往不是人世间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总是如此残酷，总是为贫贱夫妻所不理解。但贫贱夫妻除了“贫贱不能移”以外，实在是没有更多的选择，就像穷人为了一夜暴富而买彩票和股票，明知这并非最好的人生方案却也不得不接受次优的选择一样。没有人能够回答假如朱买臣永远没有中状元的机会，那他的夫人仍然死心塌地跟着他吃那无名苦是不是正确与合算的投资策略，贫贱夫妻的账本老是出现错误，而且当他们出错时不仅得不到同情反而遭到世人嗤笑。
元杂剧《渔樵记》开场，四十九岁还没有什么发达迹象的朱买臣感慨万千地叹息：“常言道皇天不负读书人，天哪，我朱买臣这苦可也受的勾了也。说什么年少今开万卷余，每日家长叹吁。想他这阴阳造化果非诬。常言道是小富由人做，喈人这大富总是天之数。我空学成七步才，漫长就六尺躯，人都道书中自有千钟粟，怎生来偏着风雪混樵渔。”当时这一对贫贱夫妻还在分享他们的苦难，但是，朱买臣没有放弃，放弃的是他的发妻。几个月以后命运告诉朱买臣的夫人那放弃不仅是情感的错误，更是一个莫大的投资意义上的错误。那么，为了避免重蹈朱买臣夫人的覆辙，贫贱夫妻就只能一如既往地以博彩式的投机心态忍受生活中的苦难，并且用那或许只有千分之零点零几的成功几率自我慰藉，以此为“贫贱不能移”的人生选择背书吗？
中国学界对古希腊犬儒学派的了解与研究
■ 李长林
在近代中国提起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人们并不陌生。随着清末西学东渐，有关古希腊犬儒学派的信息即在中国流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中文刊物中即有介绍。由来华传教士创办的中文刊物《万国公报》454卷（1877年9月8日出版）上刊登的《续希利尼贤哲记略》一文（执笔人韦廉臣，约1200字，详见《清末民初报刊丛编之四·万国公报》第4035～4036页，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曾记述了地傲皆内士（即第欧根尼）的生平、家庭出身、从学的经过、怪异的生活、90岁才死的情况等。文章也记述了第欧根尼的思想观点，介绍了他对知识界和商界的批评指责，如他认为一些读书人所讲者亦非不善；令人遵书而行，而自己却背道而驰。第欧根尼认为商贾利令智昏，只知拥资居奇，而不思行善事，尤可悲也。文中还介绍了当时社会上对第欧根尼言行的反映，有惊怪者、有责备者、有嘲笑者，但也有仿效者，有人“见其道德行善，虽不愿学其所衣所食、所居之行为，而多仿其讥人、笑人、刺人焉。”另外也介绍了第欧根尼会见柏拉图、亚历山大以及白昼持灯寻好人的逸事。文章末尾交待了其讲学的“皆纳刹”即（Cynosarges体育场）被称为“狗”的来历。在谈到安的兑内士（即安提斯泰尼）时指出，安氏所讲者“苦练身体，淡泊衣食，坚受困苦，乃至大之德行。”韦廉臣的这些记述大致反映了犬儒学派两个代表人物言行的概貌。
清末记述犬儒学派的国人，首推清廷出使英法的使节郭嵩焘，他在光绪三年（1877年）一则日记中说，谛窝奢尔斯（即第欧根尼）隐居一岩穴中，敝衣草履，负暄以为温，也记述了他会见亚历山大和白昼提灯寻好人的逸事。（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1984年版，第373～374页）
光绪五年（1879年）郭氏在另一则记述古希腊圣贤的日记中写道：
耶苏前三百二十年，有安夫子（即安提斯泰尼），言福气不在加，在减；常减除心里所要的，就是德行。所以常轻视学问知识，荣华富贵。其学生杜知尼（即第欧根尼）名尤著，常住木桶中，刻苦自励，讥弹一世。（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第946～947页）
郭氏的记述，大体上反映了犬儒学派的思想观点。
继郭嵩焘之后，严复与国粹派人士邓实也评述过犬儒学派。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出版的革命刊物《江苏》上也介绍过犬儒学派。该刊第8期《英雄逸话》栏中的《亚历山大礼士》一文介绍了“大哲学家”代屋改士（即第欧根尼）独特生活方式及其与亚历山大相晤的逸事。作者在描述第欧根尼不畏权势，傲世独立的性格时写道：“亚历山大征服希腊，自为希腊之大元帅时，诸府之将校、官吏学者皆来贺。车马塞途，独西恼布（即西诺普）之代屋改士不来”，“代屋改士见车马纷纭，冠盖接触，徐起出其身于桶外，熟视良久无一语”，接着就发生了亚历山大与他交谈的故事。（详见《江苏》第8期第141～142页。辑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湾国际印刷厂版）到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出版的古希腊哲学史的著作中都提到了犬儒学派，黄方刚著《苏格拉底》一书（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称之为“傲世派”；罗忠恕译的《希腊哲学》（梯利著，1944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译为“犬園学派”。
虽然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出版的著作不断对犬儒学派有所评述，但始终没有出现研究性的专著。在西方哲学史著作中，犬儒派仅仅作为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加以评介。代表性著作有杨适著《哲学的童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中国发表的有关犬儒学派的论文也极为罕见。笔者只见到一篇，即徐立新著的《重评犬儒学派》（见《台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全文只有五千字，仅对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内涵作了评价，并未见到针对性的重评。
杨巨平教授著《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部填补了国内深入系统研究犬儒学派的空白。
古希腊的犬儒学派历来被列入“小苏格拉底学派”。“小苏格拉底学派”之“小”不是这些学派自己采用的称呼，显然是来自主流范式的贬称，以显其“非主流”也。这些“非主流”的使命正是在于对主流社会及其“正统哲学”进行激烈地批评。犬儒学派在小苏格拉底学派中，较之其他两个学派——麦加拉学派、享乐学派——在伦理学上的独创性和影响方面要大些，因此必须重视对这一学派的研究。重视对犬儒学派这一非主流学派的研究，还在于从整个希腊伦理史中，非主流与主流学派是并存的两股思潮，它们并存的张力与斗争影响了整个希腊伦理精神的推演与变化。有的学者在强调研究古希腊伦理学史中非主流派的重要性时提出：“希腊伦理的丰富多样和经久不衰的魅力，正是由于主流与反主流两种潮流的共生与张力，希腊没有出现汉朝独尊儒术和中世纪独尊基督教的真正范式霸权局面，所以两种潮流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发展。总体说来，在雅典上升时期，主流伦理学影响大一些，在希腊国运衰颓时，反主流伦理学更为社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