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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曾建议美国国会退还中国赔款；而明恩溥是最早向美国政府提议归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人，并获得了美国国会通过。卫三畏和明恩溥的传教士身份，使他们都具有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心态。据笔者统计，明恩溥在书中至少五次直接引用到卫三畏及其《中国总论》的观点，对卫三畏的观点基本上都持肯定态度，如在谈到中国的“礼”时，他说：“人人都会同意卫三畏博士对这段话的评论，他认为：‘把中国的“礼”翻译为英语的ceremony不够全面，因为“礼”不但包括外在行为，同时也包括所有礼仪的正确原则。’”（《中国人的素质》第十九章《孝行当先》，卫三畏语见于《中国总论》第十一章《中国经典文献》）
另一位美国人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的著作同样受到卫三畏巨大影响。据笔者统计，《西方的中华帝国观》中直接引用《中国总论》的地方达64处。在进行文献回顾时，马森对《中国总论》评价甚高：“也许有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是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它在西方广为传阅并受到好评……这部描写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著作，是对这一时期普通作品中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和种类的最好说明，卫三畏用如此清晰、系统、博学的方式为读者呈现了他的资料，以至于他的著作在今天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美国文献中仍占有令人尊敬的地位。”谈到中国的宗教和哲学时，马森认为：“卫三畏……对中国的宗教作了准确和相对公正的研讨。”这是比较客观的意见。卫三畏论中国的宗教时，虽然到处流露着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和西方中心论，但他的论述又是基于学理和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因此有不少可取之处。
《中国总论》对国际汉学也有巨大的影响，如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完全不懂汉语，却写成一部关于中国的名著《儒教与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他主要是依靠二手资料来写作的，其中就有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中国人最早提到《中国总论》的是鲁迅，他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就提到“威廉士的著作《中国》”。后来莫寅东在《汉学发达史》中对其有一段简要的介绍。现在《中国总论》的中译本终于出版，对于我们了解美国汉学史的源头，了解美国人的中国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总论》，＇美＇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版，148．00元）
谈诗注的“挖脚跟”
■ 刘世南
刘永翔先生在《读》（收在《蓬山舟影》一书中）之二中，先引钱仲联先生的意见：“钟书先生在这注里全部挖出脚跟，三分之二的诗都讲了有来源，什么在‘他’之前已有谁有这样的诗句诗意，在‘他’之后谁受启发又有什么诗句诗意。我记得钟书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还很俏皮地说：仲联先生为什么不也来几条呢？我不喜欢挖脚跟，这样失去了诗的味道。”
永翔先生不同意仲联先生的意见，并直率地指出：“恐仲联先生非不为，乃不能耳。”
我和永翔先生一样，对钟书先生注诗那样挖脚跟，也是十分喜爱的；但我更同意仲联先生的意见。我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我国从古至今的笺注，有这样挖脚跟的吗？某些诗话、词话乃至论文之书，偶而有这样的挖脚跟，但那属于鉴赏，而非笺注了。所以，仲联先生作为笺注大家，他不“挖脚跟”，倒是“思不出其位”的。此其一。
其二，诗、文某些字、词、句，真要穷源竟委，确是不容易的。《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二第二条：“顾宁人谓填讳非古法，予尝引《周益公集》已有填讳，以证出于宋世。今按《赵州永安院度僧记》，马（王名）撰，马碱书（元丰八年九月）。此碑马铭记其父正甫奏请度僧事，而末行题平昌孟永填讳，则北宋已有之，又在乎园（按：周必大晚号平园老叟，有《平园集》）之前矣。”这是一个考据的例子，但可以借用来说明“挖脚跟”之不易。
类似的例子是“使功不如使过”的出处。《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尝语弟子曰：‘曩在东海公’（按：指徐乾学）邸夜饮，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问：古人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处。当时不能答。”吾举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语出何书耳。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以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破开州蛮，俘擒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甚矣学问之无穷，而尤不可以无年也！”仅凭此事，就可以看出，对某些字、词、句的穷源有多么困难。
顾炎武、阎若璩是博极群书的大学者，其穷源之难尚如此，何能求之于一般笺注者？何况这本不属于笺注范畴之事？
第三，注诗“挖脚跟”本身主观性太强，所穷的源，所竟的委，未必符合原诗的创作实际。以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为例，据洪迈《容斋续笔》卷八条：“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人’，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从宋迄今，一般读者只会想到这种推敲以炼字，决非先已有前人“绿”的现成用法在印象里，因为王安石的推敲过程可以证明。所以，这种相同，只是暗合，而不是像钟书先生所推测的，是“有心立异”，希望“出奇制胜”。因为如照钟书先生的逻辑去推论，岂非常建因袭李白，李白又因袭丘为，那李白、常建岂非毫无独创性？再说，丘为又因袭谁呢？西方谚语说，第一个将花比美女的是天才，第二个就是蠢材了。难道只有丘为是天才，而李白、常建、王安石都是蠢材？其实会做旧诗的人都知道，平时即使读了很多古人的诗，不可能全部记住，而是储存在潜意识中，化为自己的血肉。心灵偶与外界景物或社会事件撞击时，有所感悟，发而为诗。推敲之际，不可能字字都先去收索古人的现成字句，而是全凭心机运作。即使与古人合，也只是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哪有一味向古人诗中做贼的呢？钟书先生正因为不能毅然断定王安石“绿”字是套用唐人的，才提出一连串的假设。然而这只是他的想象而已，根据谭献说的“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你要这样去推测，那是你的自由，反正你也没有作出定论。
第四，再博闻强识的人，也不可能对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就以永翔先生本人为例。《读》之六（第52—53页）引了钟书先生的《周振甫和秋怀韵，再用韵奉答，君时为余勘订》：“伏处崾崾语草虫，虚期金翮健摩空。班荆欲赋来今雨，扫叶还承订别风。臭味同岑真石友，诗篇织锦妙机工。只惭多好无成就，贻笑兰陵五技穷。”永翔先生在时，说：“首二句自比草虫伏处，请对方毋以大鹏金翅鸟来相待。末二句则远远相承，说自己多好少成，会像荀子都说的‘梧鼠五技而穷’而被人讥笑。”“只惭多好无成就”是“说自己多好少成”吗？所谓“多好少成”，就是多所爱好，少所成就。钱诗是“无”何以改为“少”，永翔先生是以“多”对“少”，所以窜改原字。但钟书先生原意并非如此，他是用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所说“朱贪多，王爱好”，“多”、“好”是并列联词，而非偏正结构，永翔先生理解错了。但是，他并非不知有此出处，在《读》之二（第79页）倒第三行有“（钟书）先生贪多爱好”云云，可见其前此误解，完全是偶尔忘记了。我举此例，意在重复说明，王安石在作那首七绝时，未必记得丘为、李白、常建有关的诗。
第五，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七有云：“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下略）’，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者为工。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不自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所以，正确的笺注法，应如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所说，主要是发明诗意，而不仅仅注出字句的出处。这也就是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的“今典”，而这是最难的，也是对读者最有帮助的。
只要看了仲联先生所著《沈曾植集校注》，就知道他的笺注功夫是非常深的。由于他的学问渊博，不仅对沈曾植诗字、词、句的出处，即所谓古典，能一一注明，而且对有关时事、交游、本事，即所谓“今典”，也能尽量诠释。后学如我辈，最好不要加以嗤点。据我看，他注诗不“挖脚跟”，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蓬山舟影：刘永翔文史杂说》，刘永翔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12月版．38．00元）
莫把讽刺当赞扬
■ 雷 颐
《博览群书》2006年第3期陈礼荣君《迟来的清算》一文在谈到辜鸿铭时写道：“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吴宓亦称赞他道：‘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李大钊竟如此赞扬辜鸿铭？对李大钊思想、对新文化运动时东西文化激烈论战有所了解的读者，读到此恐都会不无疑虑。
一查书，果不其然，李大钊此言对辜并非赞扬，而是讽刺，因为紧接此句之后就是对辜氏观点的大段批评。
陈文所引此之言出自李大钊著名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特性分别概括为“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排比列举了二者间几十项不同，如：“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以此来看二者是在伦理道德方面：“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而“更以观于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有数年更迭之元首之代议士，有随民意以为进退之内阁，政治现象刻刻流转，刻刻运行，随个人之意向与要求，聚集各个势力以为发展。”他明确写道：“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讳言。”而中国文明要重生的唯一方法“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他呼吁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
这篇长文的后半部分，有两大段专门谈到辜鸿铭的观点。他说文章写完时，读到《东方》杂志登有一篇题为《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而这篇文章又是译自日本杂志《东亚之光》，其开篇写道，有一位姓胡的中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德国出版了两部德文著作，一本名为《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辩护》，为战前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据介绍，这两本书弘扬中国、东方文明，在战后的欧洲深得好评，如台里乌司氏和普鲁克陀尔福女士对其都赞赏不已。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就读过辜鸿铭的《春秋大义》，感到这篇文章许多观点与辜鸿铭一样，即疑“胡氏”为“辜氏”之误，因为：“辜氏译音颇与胡近，其书既以英文出版于北京，复以德文出版于柏林。日人展转迻译致讹为胡某，国人不察亦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