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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 月1 日。”可当
冯友兰见到查良钊时，他们几个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
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说：“这像我们东
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1949 年前先到印度访问，
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
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
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提到此次出访。
当时印度德里大学要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土学位，冯为接受与否，曾请示了外
交部。当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的《中国哲
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题，
先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所以随后在加尔各答访问并讲演时，冯先生讲
的是“新中国的哲学”，并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
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是50 年代初冯友兰先生的经历，想来不会
不在他的心上投下阴影。
“文革”初期，冯先生本来也是有罪之人，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
上随口说到：“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
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
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
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三松堂全集》第一卷）。
在一言九鼎的岁月里，随口提到的冯友兰和翦伯赞，都因了这句话而改变了
命运。虽然翦伯赞不久后自杀了，但据说在他死后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
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感激抑或讽刺？
有了这样的经历，谁能不怕呢？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
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
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晚年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今年已是85 岁高龄了。在昆明举行的纪念“一二·一”运
动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看见了他。他的精神很好，先在纪念大会上讲
了话，又亲自给“一二·一”死难烈士送了花圈。隔着层层人群，望着这位
虽已年迈，但仍思维敏捷的老人，我想到了他的青壮年时期，想到他的许多
同辈朋友，心里默默地为费孝通先生祝福。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他是极少
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
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
我曾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将储安平、费孝通、钱钟
书作为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对于费孝通先生，我当时评价
他时心中有一种复杂的感情，由于我一直将他早年的朋友储安平作为一种理
想知识分子的类型，所以在费孝通先生的晚年选择上，一直存有疑虑，而未
能表示出理解。特别是对他内心的无奈，我是在读了他的杂文选集《逝者如
斯》后，才若有所悟的。对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一辈如果不
走近他的内心世界也许很难理解他。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
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
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
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我接触费孝通先生的著作，
在80 年代中期。那时三联重刊了他的旧著《乡土中国》、《美国与美国人》，
当时不仅对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感兴趣，而且喜欢他的文章。费先生的文章写
得极其漂亮，这大概也是他同辈朋友的共同特征。
后来我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作为研究题目，因为知道费孝通先生
是储安平的朋友，所以特别留意读他的著作，希望能从中发现那个时代的精
神特征。做完《观察》研究之后，我又选择了西南联大为课题，这样就更多
地接触到了有关费孝通先生的材料。
我先说几句学术界对《观察》周刊的评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
民国史》中说：“主要的中文时事评论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由
于该刊可靠的军事联系，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有关战争发展的少数可利用的
资料来源之一。”汪荣祖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更具自由主义色彩
的是储安平的《观察》集团”。“储安平及其《观察》尤为自由派批评的重镇，
比之当年的《新月》，批评更为广泛，更为尖锐，自由主义的旗帜也更鲜明，
又是一场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
余英时对《观察》的评价更高：“当时对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刊物大概
要算《观察》杂志。《观察》的基本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看作
五四主流思潮的延续。这四五年，部分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得太快，青年一代
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观察》的温和稳健立场，包
括其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未能缓和激进化的历程。不过《观察》所揭
橥的民主、自由、宪法等观念还是为日后知识分子留下了思想的种子”（《钱
穆与中国文化》）。
由于储安平1957 年的遭遇，《观察》也极少为人提起。在储安平同时
代的朋友中，很少有人为他专门写回忆文章，我印象中80 年代只有他的学
生张啸虎在《读书》上写过一篇。90 年代中期，经我手在山西的《黄河》
杂志上发表了冯英子的《回忆储安平先生》和王火的《回忆储安平教授》两
文，算是集中的怀念文字。费孝通先生没有专门写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但
他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对当年《观察》周刊的深情，也多次流露了对亡友储
安平的怀念，我就是在这些片断的回忆中，走进晚年费孝通先生的另一世界
的。
我感到他还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在内心深处，他对自由主义理想依然
保持着深深的眷恋，在许多属于个人的散文随感中，随处可见他的这种情感。
在《怀〈文汇报〉女将》一文中，他说：“当时知识分子喜读的《观察》，一
度以《南京通讯》而畅销海外。”在《我和〈新观察〉》中，他对《观察》有
很高的评价：“《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
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
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
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
申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
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就这样结了下来。”
他在1987 年为《山水·人物》所写的自序中，非常明确地说：这本书的出
版“算是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
生”。他在文章的最后借回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篇文章，发出如下感慨；“我
并不想附会说，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我不明
白一个14 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又何其适合于用来纪念我死得不明
不白的亡友储安平呢？”
怀念储安平，怀念《观察》，或许可以说是怀念自己青壮年时期的理想。
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
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 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
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
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
烈。他在《八十自语》中说自己晚年的选择“志在富民”，但“‘志在富民’
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
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作出较好的答案吧。”
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的知识分子对未来含蓄的期望，我们能感受到支持这种期
望的信念是他年轻时的理想，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收在《逝者如斯》中的《红场小记》、《孔林片思》、
《〈史记〉的书生私见》是90 年代以后费孝通先生的少数几篇随感，但从中
却透露出费孝通先生的晚年心境，他在后记中说：“我写下这些感受并不是
想叫后代望而生羡，而是盼望这样的时代，不会一去不返。应当相信更好的
时代是在今后。让我再强调一句，我的大学时代，甚至其后在十分艰苦的抗
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
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我希望我这本集中多少能传达一些当时那种使人神
往的气氛。”这本《逝者如斯》，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自传的副本”，我
的感觉是晚年费孝通在精神上还生活在他过去的时代里，这是让今日年轻人
羡慕的，他曾有过值得留恋的东西，而我们呢？
寂寞钱端升
说寂寞钱端升，或许有些不确切。作为政治学著名学者，钱先生1949
年以后在他同时代的人中，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是许多届的政协委员，还
做过北京市政协的副主席。
虽然他没有逃过1957 年的厄运，但在同时代朋友中，还算是较为平静
的。说他寂寞，不是指这些俗世的浮名，而是说内心。我读过一点钱先生早
年的文章，尤其是他在40 年代写的许多东西，感到那是一个充满朝气，思
维活跃，见识不凡的学者在说自己的话。钱先生后半生几乎没有什么著作，
文章也极少，这些或许说明不了什么，但他内心装着的寂寞却在岁月的流逝
中越来越满。
钱先生1900 年出生，19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1924 年
获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25 岁就做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钱先生的专业
是政治学。1934 年钱先生还在天津的《益世报》接替罗隆基做过一段时间
的主笔，是很能写文章的。1991 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了《钱端升学术论著
自选集》，书尾附一份12 页的钱先生主要著作目录表，1949 年以后的东西
不到半页，其中只有80 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政治学与政治科学》。作为世纪
的同龄人，钱先生在他的后半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想来他是寂寞的。
他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
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似乎有沉痛的东西在
其中。汪子嵩先生在《政治学家的天真》一文中说他“从现实政治角度看，
他的许多见解不免天真，但从高瞻远瞩的政治科学的角度看，我想，钱先生
给我们留下了一项很有精神价值的财富”。汪先生的话虽然委婉，当是的论。
其实这正是钱先生作为政治学家的价值所在，他要是不“天真”，就是政治
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了。政治家是讲现实的，而政治学家则必须“天真”，
不然谁给我们许多理想呢？钱先生30 岁的时候写过《法国的政治组织》，34
岁写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40 岁时主编了《民国政制史》，他
要不“天真”早干别的去了。钱先生说他这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
书为主。但我一直是关心国内外政治的。我尝写过不少政治性的文章。。也
参与了一些政治性会议”。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
去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援助，虽是书生，但在危难之际，也
有一腔热血。张忠绂在《迷惘集》中回忆说：“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
每月拿九百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个人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
帐。
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都谢绝领月薪。”那时这些读书人也
真是“天真”。
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钱先生
致胡适的信，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先生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
继周炳琳做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但自蒋处出来时，布雷大感其窘，
盖布雷曾受人之托，欲另为我设法者也。”陈布雷何许人也，弄个官当不难，
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在另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就说：“弟既蓄志教书，
自不能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