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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这样认识不足以保全自己，但关于此点，我尚未见到可靠材料，仅是推测
而已。从50 年代初费孝通的经历中，至少我们能了解两点，第一，新时代
的新气象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由于那些诱人的承诺和鼓舞人心的口号，对
于民族情感本来很强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确实有扬眉吐气之感，这种简单
的思考逻辑，一直持续到1957 年之后。第二，新时代初期对受过西方教育
的知识分子还是友好的，征尘未洗，还没有来得及清理他们的思想，这时从
未涉足实际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真正的民主时代到来了，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改造思想时，不乏真诚的一面。
我一直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具有轻信的弱点，这对具体人来说不
是什么严重的缺点，但那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具有这个特点，就预示
了他们的不幸，当然这种不幸要在多少年后才看得清楚。1957 年费孝通写
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自然他也就成了著名的右派。
三
按潘大逵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活动情况，他有可能与胡适发生联系，但
目前我还没有查到他们交往的材料，潘大逵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风雨九十年》
中（《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 年6 月），也没有提
到他和胡适的交往。但没有和胡适的交往的经历，并不影响我们把潘大逵也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待。
潘大逵和费孝通一样，当年也是民盟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的民盟实
际是一个很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的变化是后来出现的。潘大逵只在西南
联大停留过很短的时间，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他是参预政治活动热情
较高的一位，1957 年潘大逵也成为右派。
四
以上我简述了三位教授和胡适的关系，现在可以回到我的结论上来。
“一二·一”学潮前，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中，保持着追求自由和
民主的传统，当时时事晚会演讲的四教授本身也分别处于不同的政治团体，
钱端升和伍启元是老国民党员，潘大逵是民盟成员，而费孝通是无党派人士，
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承担了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他们4 人都
有自己的专业，但他们没有以这种专业为逃避现实的借口，要知道在当时那
样的情况下，敢于在时事晚会上自由讲演是有很大危险的。
但从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作为教授，他们没有什么恐惧感，费孝通
演讲的时候突然断电，而且枪声四起，他仍激昂地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
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这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以
后的费孝通身上就没有再出现过。40 年代的社会环境有恐怖的一面，比如
闻一多、李公朴的被暗杀，但这种恐怖并不是深入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种恐惧，
至少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然地相信他们有言论的权利，不然我们就难以
理解40 年代未有那么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与了政党活动，而且发表了
各种各样的言论。“一二·一”学潮是一个政治事件，卷入这个事件的学生
和教授应该说都是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我们提到的这三位教授更是
如此。根据当年他们站在学生面前的情景，我们不难想到他们的性格，按说
这种性格和气质应该是一个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最
典型的气质，但后来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这种气质的体现。这里我们不妨问一
句，他们那种气质哪里去了？如果我们把“一二·一”学潮作为一个象征，
而将当时讲演的4 位教授作为教授群体的代表，那么这个四比一的结果差不
多也就是中国40 年代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4 个教授除了伍启
元到了美国以外，剩下的3 个全都没过了1957 年这一关，而这3 个教授同
是留美的学者，同出于清华，在40 年代末又同时最不满现状，敢于挺身而
出反专制反极权；3 位教授就个性、就当时言论的激烈程度而言，都不及闻
一多，闻一多不幸惨死在特务的枪声中，引起当时国内舆论的共同谴责。历
史已经过去差不多印年了，我在为闻一多的惨死感到愤怒的时候，想到钱端
升、费孝通、潘大逵等活下来的教授，想到他们坎坷的人生，我心中涌起的
是更为复杂的感情：活下来的闻一多，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呢？
过去的大学生的辩论
前两年大学生辩论很时髦，但后来好像冷下来了，我没有去细想冷下
来的原因，但看过几次当代大学生的辩论，感到这样的辨论，不管怎么说，
意义实在有限，辨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已，而与其费时看这样唇枪舌
剑的表演，还不如去看一场话剧或读一两本金庸的小说。
大学生辩论，本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光有这个形式，没有实际内容，
辩论再精彩，也只是一时的口才较量，而没有思想的力量。当代大学生辩论
的弱点，不在于参加者的素质和口才，而在于整个辩论中缺乏时代精神。而
时代精神，简单说，就是你所辩论的问题，是不是生活中真正存在的，是不
是多数人都关心的。任何辩论，只有把握住这样的问题，才能真正见出水平，
不然辩来辩去，都是一些生活中不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凭常识一眼就能看出
的问题。大学生辩论虽然看似一个形式，但由于大学生在当代社会中特有的
角色，所以由这种角色传达的是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有时我看着那些聪明
的大学生为一个常识甚至公理而无理辩三分时，我真觉得这是浪费他们的才
华。那么真正的辩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前几年，我在做《观察》研究的时候，曾在图书馆见到过一本40 年代
末在南京出版的《大学评论》。在这本刊物的第2 卷第10 期上登载了一篇当
时上海交大师生的辩论记录。
当时是1948 年12 月28 日。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和谈是可能的吗？》。
正方：和谈是可能的。反方：和谈是不可能的。经过两小时的辩论，同学公
断结果，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认为目前和平不可能，反方获得大胜。
上海交大的这次辩论很有深度，而这深度首先来自于他们辩论的是一
个现实生活中大家最关心最有倾向的问题，由于是真问题，辩论双方才真正
投入智慧和判断，绝不是临时从字典和辞书上查那些所谓的丰富知识。真正
的辩论，有时口才、风度反而不重要了。《大学评论》上那篇关于和平是否
可能的辩论，50 年后，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到40 年代末中国
知识界的整体价值取向，对于分析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都是很生动的历
史资料。知识分子是最爱和平的，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和平不可能。
在这些大问题上，上海交大的辩论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丰富的思考空间。
这次辩论，从双方的语言、逻辑和辩论的技巧看，都是今日大学生所望尘莫
及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校园文化的风貌，历史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但有时
又不这么简单。
为什么怀旧
1995 年11 月底，我为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曾去昆明一次，当时
恰好许多西南联大校友回昆明，纪念“一二·一”运动50 周年和西南联大
校庆，我和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一起交谈，听他们回忆和遐想，几乎每日都
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当时我感到最难忘的是这些联大的学生那么容易怀
旧，容易被往事牵走。。后来我整理资料，看许多联大学生的回忆，好像能
理解一点他们的情绪，因为那些岁月中毕竞有美好的东西。他们都已是70
岁以上的老人，但他们怀念的也仅是自己的青年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
人老了是容易怀旧的，但所能忆起的，多数是温馨的往事，不是一切
过去都可以成为回忆的，就说那些联大学生，为什么不怀念50 年代60 年代
或以后的生活呢？所以，我渐渐明白了一点，所谓怀旧，多数是怀念那些失
去了的好东西。
我这几日正读张冠生先生的一本书，名为《乡土足音》，这本书是写费
孝通的。费孝通晚年，特别怀旧，我过去读他的散文印象就很强烈，这次读
张冠生先生的书，又见到费孝通先生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在一次追思楚图南
的会上，费孝通说：“我们上一辈人，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那么一股劲，
不去想个人荣辱和得失，脚踏实地，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做事情，始终都是
一个样子。现在，这股劲不大看得到了。，应该把这一套接下去。”
1995 年9 月，在南京师范大学，费孝通又说：“教育是干什么的，我们
民盟讨论过多次，大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民的素质。可是，素
质又是什么呢？不能空讲，要有具体内容，我说主要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
所以，教育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和规则。现在似乎不大讲这
个了，怎么做人不讲了，光教你怎样做一个工程师，怎样操作电脑，怎样考
高分，教育变成一个很狭隘的东西了。比起来，我们上一代人倒清楚一点，
抗战时期，都懂得爱国，当个正派人，这是做人的根本。没有了根本，怎么
去做人做事呢。。”为什么上代人知道教育的真诗而后来的人不懂了？因为
文化精神不同了。1943 年张清常先生给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小写过一首校
歌，歌词是这样的：
在这里四季如春，
在这里有爱没有恨。
我们要活泼精神，
守秩序，相敬相亲。
我们读书要认真，
知识要多，头脑要清新。
能独立判断，能俭能勤，
发奋努力，好好的做个人。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唱着这样的校歌长大，大概能做一个好人。因为
能产生这样的校歌的环境，是由许多文化因素构成的，就说这首简单的校歌，
后人就不一定能写得出，不是文人学者笨了，而是不兴这个了，所以人们才
常常怀旧。
钱钟书与西南联大
最近有些文章说到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情况，不是很确切。钱钟书在
西南联大的经历是很能见出他的个性的。我在收集西南联大的资料时，见过
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钱钟书1937 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
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 年，他将要回国时，许多地方想聘他，最后，
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
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黄延复在《钱钟书在清华》一文中抄出当时冯友兰
给梅贻琦的一封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 月
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
拟请其于11 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
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
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
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
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清华校友通讯》第18 朗193 页）蔡仲
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也记载了此事：“致函梅贻琦，说明已商妥请
钱钟书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当时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
了冯友兰之外，还有钱钟书过去的老师吴宓。
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不很愉快的，他后来在小说《围城》中描
写的人物、事件以及他的评价，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曾问
过当年在联大读书的几个人，他们说，联大的许多人不喜欢这部小说。钱钟
书在西南联大只呆了半年就离开了。
1939 年暑假，他去上海探亲，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园立师
范学院任教，想让钱钟书也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当时蓝
田师范院院长廖茂如还亲往沪上劝驾，这才有钱钟书舍联大而取蓝田师院的
选择。
关于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
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如他曾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
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爱默：《钱钟书传稿》）
这些都是传闻，姑妄听之。但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他的苦衷。钱钟
书离开联大，属不辞而别，这在当时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但梅贻琦爱
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