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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迎春在荣国府里，说她是强势群体（主子）里的弱势个体（懦小姐），当然说得通。曹雪芹实际上也是这样来给她定位的。
荣国府里的主子之间，有明争，有暗斗。邢夫人虽然不住在荣国府里，但是她每天要从自己住处到荣国府来，给贾母请安。邢夫人跟王夫人的暗中较劲，书里写得不少。贾政王夫人把贾琏夫妇请到荣国府来管家，按说，对贾赦邢夫人而言，是一桩体现家族和睦、弟兄互助的美事，但实际上出现的事态，却是贾政不问家事，王夫人把大权完全给予了凤姐，贾琏成了个被凤姐辖制的配角甚至傀儡。邢夫人怎能甘心自己作为长房长媳而毫无发言权控制权的局面，她就常常通过给凤姐出难题，来扫王夫人的脸面。绣春囊事件，由邢夫人把那囊封起来交付王夫人而引发，邢夫人实际上就是对王夫人发难：你不是荣国府正牌诰命夫人吗？看看你当的什么家！看看你那内侄女拿权使势，把大观园弄成了什么样儿？
对迎春，邢夫人何尝有什么感情，本来那也不是她“身上吊下来的”（这是她自己使用的语言），但是，她也还是把迎春当做一张牌，必要的时候，也会算进赌注里。第七十一回，写贾母八旬大寿，来了贵客南安太妃，南安太妃提出来要见宝玉和小姐们，贾母随口吩咐，让凤姐去叫宝玉、黛玉、宝钗、湘云，“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来吧”，这显然是对迎春和惜春的轻视，两位小姐自己倒无所谓，“邢夫人自为要鸳鸯之后讨了没意思，后来见贾母越发冷淡了他，凤姐的体面反胜自己；且前日南安太妃来了，要见他姊妹，贾母又只令探春出来，迎春竟似有如无，自己心内早已怨忿不乐”，于是抓住荣国府两个值夜班的婆子说了“各家门，另家户”的话后，凤姐决定对其处罚一事，便“嫌隙人有心生嫌隙”，在贾母的寿诞庆典还没落幕的时候，当着众多的人，以所谓替婆子求情的幌子，给凤姐一个大没脸，当然也是“敲山镇虎”，给王夫人一点颜色看。
在贾氏家族中，即使身为千金小姐，生存也有艰难的一面，心气稍高，压力感就会越重。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但是“生于末世”，又是庶出，她就常常因此不快乐，甚至于气恼、愤慨。探春在心理上，升腾点定得颇高，“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而承受点又非常之敏感，“我们这样人家人多，外头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殊不知我们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选”“我但凡有气性，早一头碰死了！”“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探春的性格，决定了她是抗争型、颖脱型生存。
迎春跟探春恰成鲜明对比。她在心理上，没有为自己设定什么升腾点，元宵节猜灯谜，只有她和贾环没猜对，因此没得到元春赏赐，她“自为顽笑小事，并不介意”；大家打牙牌，她说错牌令被罚，笑饮一口酒，全无心理阴影。她不仅满足于自己的生活现状，就是那应有的生活品质被外部因素所干扰导致降低，她也得过且过。她是知足型、将就型生存。邢夫人的侄女儿邢岫烟被派住到迎春处后，本来也每月发二两银子，邢夫人却让邢岫烟拿出一两银子给其父母，这样，邢岫烟的零花钱就不够用了，在缀锦楼里闹出许多或明或暗的纠纷，迎春呢，对之不闻不问；这倒也罢了，毕竟那是表妹的事情。可是，后来事态发展到她的乳母把她的攒珠累丝金凤偷拿去当掉，作为赌资，并且在荣国府里成为仆人中的大赌头之一，被查出来以后，乳母的儿媳不仅不去赎出那攒珠累丝金凤，还大摇大摆走进内室，催促迎春去贾母跟前为其婆婆求情宽免，这情景被探春等看到，探春就敏感得不行，首先认为这是违背了封建大家族的基本法规，“还是他原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还是谁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然后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物伤其类”，“唇亡齿寒”，“我自然有些惊心”，但是迎春依然麻木不仁，她宣布她的处世法则是：“问我，我也没什么法子。他们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讨情，我也不去苛责就是了。至于私自拿去的东西，送来我收下，不送来我也不要了。太太们要问，我可以隐瞒遮饰过去，是他的造化，若瞒不住，我也没法，没有个为他们反欺枉太太们的理，少不得直说。你们若说我好性儿，没个决断，竟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使太太们生气，任凭你们处治，我总不知道。”于是，她就继续读《太上感应篇》，真个地心平气和。具有革命性叛逆性的黛玉，就批判她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
阿婵听我分析到这里，就问：您认为曹雪芹是在批判迎春吗？她说她自己，真的很像迎春，比如对公司里的一些积弊，对与公司有关系的某些政府职能部门里的某些“公仆”的腐败，以及公司同事之间的一些恩怨纠纷，她就采取了迎春式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坏的事我不卷入，但我也无力量无信心去杜绝它；“太阳下面无罕事”，就是辞了这里，到了另一处，甚至国外，“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位老板不是为利润而雇佣你的？哪家公司能真正跟宁国府门前那两个狮子似的干净？哪里的同事间能没有明争暗斗？哪个政府里全无腐败？联合国还存在“石油换食品”的腐败案哩！而且，现在的她，贷款买了房子，每月必须挣钱供房，目前又正在驾校考本，准备贷款买车，挣钱的压力很大，又哪里经得起折腾变化？眼下所在这家公司，好的一面坏的一面都是常态，自己靠自己的一份能力，可以挣到够用的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就无妨迎春式地得过且过，当一个善良的懦小姐足矣！
我就对阿婵说，你能看透，目前世界上任何一处地方，无论什么种族，什么文化传统，什么社会制度，哪一个具体的社会细胞，都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都没成为化作了现实的乌托邦，这是好的。这就可以不必焦躁，不必试图以爆破性的，一次性解决的，激进的方式，来改变世界。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社会阴暗，种种实际问题，实际上，最深处，都是人性的诡谲。我们活着，必须直面人性，不仅要直面人性的光亮与善良，更要直面人性的阴暗与诡谲。
我认为，曹雪芹他写这些人物，写金陵十二钗，很难说他一定是在歌颂谁批判谁，他写出了人生存的艰难，每一个人的性格跟别的人都不一样，像迎春和探春，反差多么大啊，但是，无所谓探春就对迎春就错，也不能说迎春就值得同情探春只值得叹息。
我对阿婵说，我很理解她的具体处境，以及她的处世策略。像她这样的中产阶级人士多起来以后，贷款所形成的社会链条关系，以及物质生活的优化，是社会生活的稳定剂，这样的人士很难再采取激进革命的方式来改变社会，因为那样的话，首先遭到毁灭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小康生活。迎春般的性格，以及迎春式的“我自己绝不坏，我也不故意纵容坏，但是坏的偏要坏，我也没有办法”的生活哲学，也就在这个中产阶级里获得了存活的空间。
但是，我们今天来读《红楼梦》，来研究迎春这个角色，除了承认这样的生命存在的某种合理性，也确实还需要从其悲剧命运里汲取教训。
４
我对阿婵说，你虽然自比迎春，但是，迎春在出嫁以前，她内心里，没有什么挣扎，而你呢，尽管采取了迎春式的生存方式，内心里却时时泛出苦涩，所以，迎春懦弱而并不忧郁，你呢，却在孤立无援的感觉中，常以自责而痛苦。
阿婵承认，是这样一种情况。
曹雪芹写迎春，以拨动纷乱如麻的算盘象征她的不幸，那就是她始终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任凭命运的巨手，随意拨弄她脆弱的生命。第二十二回，大家作灯谜诗，她那首的谜底就是算盘。第三十七回结海棠诗社，她和惜春诗才逊色，自身也没多大的诗兴，众人明知，也就给她和惜春各戴一顶高帽，算是副社长，迎春负责限韵。当时大家要咏白海棠花——不是木本的海棠树的那个海棠，是栽在花盆里的草本海棠花——大家让迎春限韵，她就说：“依我说，也不必随一人出题限韵，竟是拈阄公道。”后来，她果然以拈阄的方式，也就是一切托付给随机性、偶然性，先从书架上随便抽一本书，随手一揭，是一首七律，于是就确定大家写七律；再让一个小丫头随口说一个字，那丫头正倚门而立，说了个“门”，这就选定了“十三元”的韵，再让小丫头从韵牌匣子“十三元”那一屉里，随手抽出四块，是“盆”“魂”“痕”“昏”四块，于是，她的限韵任务，就完成了。
曹雪芹的《红楼梦》，几乎是使用每一个细节，每一次人物的话语，来无休止地象征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脂砚斋在批语里多次告诉读者，“草蛇灰线，伏延千里”，是曹雪芹最擅长的技巧。有的当代读者不习惯这一叙述策略，当我指出这一点，并一再举例时，就总是疑惑：是吗？可能吗？那曹雪芹写得累不累啊？您让我这么去读，我累不累啊？您怕累，您可以不这么去读，但是，我越研究，就越相信，那就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所在，也是他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原由。他写下的这个文本不是那种直露的文本，或者是仅仅有些个含蓄之处而已，他就是埋伏下了无数的玄机，要我们去一一破解，深入内里，去进入“解味”的境界。
爱尔兰的那位乔依斯，他的那部《尤利西斯》，据介绍，就是大象征套着小象征，每章一个隐喻，合起来则又是一个大隐喻；句子表面一层意思，内里却又暗含一层甚至数层意思。可惜我不懂英文，只好读中文译本，译本当然大失原味，却也能模模糊糊意会到原作的玄妙，很是佩服。不少的读者都说，看人家乔依斯，还有美国的那个福克纳，嗬，那文本多了不起啊！读起来费力吗？那才叫高级啊！当然高级。但是，为什么一到读我们自己老祖宗的《红楼梦》，却又总觉得未必有那么玄妙，不相信曹雪芹——他在世可比乔依斯、福克纳早太多了——能做到文本里有多重喻意呢？
说到这里，不由得再多岔出去说两句。有的国人，一听《红楼梦》就烦，对有一些人研究红学，很反感。他们的意见，一是“《红楼梦》能当饭吃吗？”觉得社会现实中有那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存在，如官员腐败、矿难如麻、下岗失业、欠薪赖账、失学失医……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岂非“吃饱了撑的”？另一个说法，就是“一部《红楼梦》养活了这么些人，实在可笑、可悲！”持这种看法的人，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我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和态度。一个社会应该是一种复合式的存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要求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以同样的方式，投入社会的中心课题。比如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许多文学艺术家都参军去前线抗敌，但是斯大林那样一位政治家，现在有不少论著对他批评得很厉害，却在那样的时刻，花很大的资金，把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搬迁到后方的阿拉木图，而且，也并不让迁去的电影艺术家全拍结合现实的抗敌片，他就批准拨出很大的一笔资金，让著名的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去拍摄古装文艺片《伊凡雷帝》，你可以批评斯大林这样不对那样不好，但是，他就懂得，一个民族除了最切近的事业，还有延续其文化传统的长远事业，即使是敌人已经打了进来，在全民抗敌的形势下，让爱森斯坦那样的电影艺术家仍去沉浸在古典文化传统里，去自由发挥其艺术想象力，去拍摄并没有隐喻抗击外敌内容的俄罗斯古代宫廷故事，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安排，因为这实际上也就是向人类宣布，俄罗斯的伟大，不仅在于能够战胜来敌，解决切近的问题，而且，更在于它有久远的传统，以及延续那传统的能力！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也有类似的例子，国民政府一方面以军队抗击日本，一方面花大力气把故宫博物院的主要藏品，许多的国宝，迁运到后方秘藏，不使日本飞机轰炸掉；又组织几所著名大学，迁往云南，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大学里当然有浓烈抗战的气氛，但该研究的古典文化还要研究，还要传授。如果说，那时候的斯大林和蒋介石，尚且懂得解决社会切近问题时，不能不特别地保持对非直接致用的古典传统和文化事业的尊重与保护，我们今天的人们，难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