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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指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这个“人”指马志尼。
②皮埃尔·勒鲁（PierreLeroux，1791—1871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三十年代初，他是圣西门主义者，以后他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他要调和社会主义和他发明的“人道主义”的宗教。1848年，他当选为制宪议会议员，后又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他强烈地批评现在的社会制度，但在革命中没有大的政治影响。
③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Cabet，1788—1856年）：空想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伊加利亚游记》（1840年）中，他阐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组织的想法。卡贝在工人和手工业者中享有一定的声望。他在美洲得克萨斯州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把它叫做“伊加利亚”。他的这个事业遭到了失败。卡贝反对采取革命斗争的手段。
这个马志尼的言论多么荒谬！十二月运动的失败纯粹是由于军事原因。要进行战斗的时候，还没有将军和士兵，只有一些惊慌失措的乌合之众。象你所说，到处看到的，只是懦弱、犹豫、恐怖、无能和无知。各派的领袖认为他们与这次失败没有关系。马志尼可能会坚持说，起义者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的狼狈相是由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决定的，人们是不能从解决吃饭问题的宗教里，从物质福利的学说和利己欲望的学说中汲取到忠诚和勇气云云。但是首先，没有社会主义，任何人都一点发动不起来，知道这一点，问题就简单得多了。马志尼忘记了，今天除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影响能够使无产者举起他们的手臂，他忘了宗教狂热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不再能用空洞的公式，不可理解的奇迹和教条来发动人民了。简直可以说，马志尼还婉惜迷信和愚昧的时代，因为那时无知的群众只要听了一个教士的话就会为耶稣和圣母的荣誉去杀害他们的同胞……
你已经察觉到我的思想和马志尼的思想最少相似之处，我感到不足为奇。首先，马志尼除了要求意大利的独立和优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革命思想，除了意大利的独立和霸权，他什么都不要。我要问你，如果意大利独立而不同时建立平等博爱的制度，那么它的独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平等博爱的制度才是我们唯一的信仰呵！
……这个人企图利用我们来反对我们自己；他不仅是我们祖国的敌人，而且还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社会信仰的敌人。他准备在他的国家里建立资产阶级剥削，这种剥削与二十二年来激起了我们的愤怒和武装斗争的资产阶级剥削相似。你可能认为我在诽谤他。那你就去读一读他的箴言，在他的箴言中，你什么也找不到，只能找到一些模糊的、空虚的演说，空洞的言词，没有思想的空谈，毫无意义的、不负任何责任的关于民主的老生常谈，以及没有任何积极思想的有关信仰、忠诚、革命的大话，梯也尔①这样的反对派是会赞同这些无聊的演说的。难道还能用这样的大哄大嗡来蛊惑法国的群众吗？感谢上帝，法国的群众已经不再象从前那样了。他们懂得了革命，就象他们必须懂得的那样，也就是马志尼先生所不要的革命。尽管革命一词响彻整个法国，人们也不会再为一些空洞的词藻而暴动了。只有在革命这个词有了十分积极和十分明确的意义之后革命运动才会开始行动起来。对城堡开火！打倒财主！处死剥削者！这是战斗中团结群众的呼声，这些话，意思就是社会主义。这些呼声使马志尼和他同类的人胆战心惊。你也不要忘记科苏特（Kossuth）在英国对社会主义所作的各种咒骂，当时他和各党各派谈了话，知道了他们的最后意图。科苏特只要匈牙利独立，只要维持他统治的匈牙利的封建贵族制度。请你用我们的原则来评价科苏特的所作所为吧。他会把我们绞死在匈牙利。法国早已远远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她跨过了我们邻国还没有经历的阶段。革命和革命者一词，在我们嘴里和在大多数外国人嘴里意义并不一样，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资产阶级反对国王、贵族和教士的战争。而有些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还只是一些正在为他们的民族反对外国征服者而斗争的贵族。在我们的国家里，僧侣和贵族几乎都被打倒，并且不得不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共同战争。国王、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劳动人民。在最近一次起义中，波拿巴到处有资产阶级作为他的援军。若没有这些援军，波拿巴本来会失败的①。毫无疑问有许多资产者在人民的队伍里，但那是一些例外。这些例外是合乎规律的。金融家、大商人、地主、律师，他们到处大举反对革命运动。有人说，今天资产阶级正在向政府开火，但这不是为了博取我们的欢欣，而是为了波旁王朝遗老遗少们的利益。
①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AdolpheThiers1797—1877年）法国政治家。他年轻时，做过资产阶级自由党的领袖。1830年革命时，他帮助路易·菲力浦取得了政权。七月王朝时期他担任部长。六月起义时，他是卡芬雅克（Cavaignac）独裁统治的积极拥护者。六月起义后，他是“秩序”党的领袖。1871年2月17日，梯也尔被选为行政首脑。他的政策是极端反动的。巴黎公社宣布成立后，他逃到凡尔赛，在俾斯麦的支持下发动了对革命巴黎的内战。他真无愧于“公社的刽子手”这个绰号。
①布朗基在这里指的是1851年12月2日以后，在法国某些地区爆发的起义。
马志尼疯狂地痛骂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唯物主义，咒骂宣扬唤起个人利益的欲望；他攻击物质福利的理论，说这个理论会使人堕落腐化，道德败坏。你没有看到这完全是反革命的叫嚣吗？如果革命不改善群众的命运，那么革命是什么呢？这些对利益论的谩骂是多么愚蠢！一个人的利益不算什么，一个民族的利益应该提到原则高度；而全人类的利益则成了一种信仰。
难道人民不是永远为利益，而是为了其他东西行动的吗？呼吁自由同样是利己主义的呼吁，因为自由是一种物质福利，而奴役是一种痛苦。为面包而斗争，换句话说，为孩子们的生活而斗争，是比为自由而斗争更加神圣的事情。何况，这两种利益是难分彼此的，实际上是一个利益。饥饿就是奴役。试问，由于贫困而沦为受厂商和地主剥削的牛马般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是自由的吗？你不妨去和这些不幸的人谈谈自由吧。他们会回答你说：“自由，那就是桌上要有面包。”我们对他们说：“自由就是福利！”难道我们说错了吗？我们既不是在向黑奴说话，也不是在向斯巴达克①的伙伴们说话，而我们是在向身受奴役痛苦而表面上却有自由的奴隶说话。应该让他们用手指去触摸伤疤，给他们指出问题的症结，以便他们能用利剑剜掉疮伤。马志尼可以任意谴责我们为食欲而起义。从来就没有过其他目的。但人们会说，宗教狂热难道不是一个崇高无私的动力吗？十字军曾为永生而战，永生其实是最贪婪的欲望。
①斯巴达克，古罗马的奴隶领袖，曾起义反抗罗马军团，于公元前71年被杀死。——译者
……再谈，我亲爱的公民，你愿意听听我的意见，我已经坦率地向你谈了我的看法，虽然说得长了一些。对附和马志尼越使我感到遗憾我越少隐讳。我对你说，你其实并不站在他一边，你和他差得远。你把他的不是以为是，把一些不属于你的形容词套在你自己身上。你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人不可能是“革命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反之也一样。然而有一些“和平的社会主义者”，关在书房里的个性温和的人，他们在战斗和暴动中茫然失措，他们只就思想而言是革命的。一般说来，各派的领袖都是这一类型的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为革命少做工作。我们只采纳他们的意见，抛下他们的习气。至于实际的社会主义，它不是任何特殊宗派，也不是任何教会。社会主义吸取各种制度中适合于它的东西，并不过分迷信某个派别，而且要推翻现状，绝不轻率从事，也不搞阴谋诡计，而是要坚决根据既定的原则，在新的基础上建设未来，而新基础则将由开明的、发达的、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按照各种情况来提供。
你和我还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社会主义者，工人和农民都是这一个类型的人，但和山岳党人不同，他们完全是用另一种劈柴取暖的人，他们象赖德律—洛兰一样自称为“革命的共和党人”。
四年来，他们已经表示了他们能做什么。我知道他们要的仅仅是：重复二月骗局，没有更多的要求；他们要做每天赚二十五法郎的议员，每日赚四十法郎的省长，或者他们喜欢穿法官的礼服，戴将军的肩章，而特别是喜欢在薪俸单上签名。如果这些阴谋家能够再一次重演二月的骗局，那么这次我们将会完全失败。这个新的失败会把沙皇尼古拉引到巴黎来。我们还能活着的人只好到美洲去。但是下一次革命，我相信农民们会用计谋来反对这些阴谋家。这些阴谋家完全料想到会如此，因此他们害怕了。害怕，这就是他们最近几年为什么这样行动的关键。山岳党和《新闻报》都极端害怕“平民”。一想到革命巷战的前景总使他们战栗。在5月31日，他们的行为可以概括为两句话：胆小懦弱、背信弃义！他们在胜利中和失败中都感到腹背受敌，进退维谷。他们非常善于使用各种阴谋，躲避风暴，保住他们的二十五法郎。
得了，该停笔了。再一次向你问好。并致兄弟般的敬礼。
《布朗基文选》
布朗基著 皇甫庆莲译
三、《社会批判》 ①
①《社会批判》，布朗基著作的两卷集，1885年阿尔干版。这本书里包括了许多有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文章以及各种题材的笔记。
（一）高利贷
牺牲个人的独立自主是劳动分工强加于人的结果，这是野蛮的行为吗？不！任何人都不能同意这是野蛮的行为。在个人的自由感中有一种极其顽强的享乐兴趣，以致任何人都不愿意牺牲个人自由，去换取文明的金锁链。
野蛮人清楚地看到欧洲人企图使他们驯服。穷人一边用裹尸布把自己裹起来，一边痛哭失去了的自由，宁死也不愿作奴隶。穷奢极侈使我们如此眼花缭乱，但却不能诱惑这些穷人。这种奢侈超出了他们的思想范畴和需要水平，扰乱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仅仅感觉到这种奢侈象一些仇人的怪物，这些怪物把一把尖刀刺进了他们的肉体和心灵。在美洲荒野或太平洋荒岛上受到过我们突然侵入的不幸的部族经过这种致命的接触不久就会消灭。
将近四个世纪以来，我们可憎的种族无情地毁灭了他们所遇到的一切：人、动物、植物、矿物。鲸鱼受到盲目的追捕结果也要消灭。金鸡纳树林一个接着一个被破坏。斧头砍掉森林，谁也不再从事种植。人们很少关心后代的疾苦。由于严重地忽视采掘方法，煤层也很马虎地被糟塌了。
一些人突然出现了，他们唯一的面貌使我们知道了我们人类原始时代居住在地球上的状况。我们哪怕只是为了科学研究，也必须子孙般地注意保存这些我们祖先的残存的遗体，原始时代的珍贵标本。我们曾经谋杀过这些人，强大的基督教国家都竞相毁灭了他们。
我们将在历史面前对这场屠杀负责。不久，历史将根据比我们高尚得多的道德极其激烈地谴责我们的罪行。对仇恨和诅咒那借口宣教而杀害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的基督教，对仇恨和诅咒屠杀和毒害他们的重商主义，对仇恨和诅咒那些对这场垂死挣扎采取冷眼旁观的国家，我们都是很不够的。
这些不幸的人不能与我们同化，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人类从幼年到成年不知不觉地要经过无数的演变阶段。在这两个时代之间相隔了几千万年。如果不是这些只是破坏性而决不是建设性的灾难的话，在人类和自然界什么都不会产生。
一切革命，从外表来看都是突如其来的，而它们本身却是象蛹那样自己蜕变出来的。它们已在破裂的外壳中慢慢地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