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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付代价或者少付代价，对他们有什么损失呢？只要生意早日做成，管它停战的代价是多少？解围的代价是多少？法兰西的奇耻大辱和亡国灭族的代价又是多少？
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了。交易所和教会成了国家的主人。人们就会看到它们的行动。国家完了，除非人民捲土重来，把国家从这两个瘟疫中拯救出来。
（五）反动派和俾斯麦的公开联盟（1870年11月25日）
奥尔良保王党人和波拿巴保皇党人之间缔结了联盟。
甘必大在11月28日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他们已联合一致。两党要求成立一个国民议会，并且不遗余力地促其实现。”
不妥协的甘必大先生①，开始立功赎罪了。共和党人对他的上台曾助了一臂之力。而他一旦掌握了政权却把共和党人一脚踢开，把他们出卖给敌人，企图获得敌人的恩典。
①莱翁·米歇耳·甘必大（Léon Michel Gambetta，1838—1882年）：政治家，出色的演说家。开始政治活动时自称是民主党人。帝国崩溃后，他负责国防。他拒绝接受俾斯麦的媾和条件（1871年），随后他逃往西班牙。
巴黎公社之后，他是共和党的领袖，阶级调和和机会主义的倡议者。在1881年竞选大会上，他号召工人放弃斗争，实现阶级调和。
真是幻想！人们收买了变节者，给了他们金钱，却不接纳他们。他们自己总是痴心妄想地认为已被接纳，反动派正在着手编造第二批流放者的名单。流放第一批人的宪兵，将被列在第二批名单的最前列。甘必大曾用马鞭打过共和党人，现在要轮到他挨马鞭抽打了。
他早已令人怀疑了。他口头叫喊抵抗。他曾为巴宰纳②发表过声明，而巴宰纳是保守党的希望和宠儿，社会的救星！为了镇压无政府主义，巴宰纳愿意随同他的军队和普鲁士人一起前进。
②阿西尔·弗朗斯瓦·巴宰纳（Achille Fraucois Bazaine，1811—1888年）：法国的反动军人、煽动家和元帅。1870年10月27日，他出卖祖国，把麦茨放弃给普鲁士人，为普鲁士人打开了通往巴黎的道路；为了扼杀共和国和重建君主政体，他还同普军司令进行了谈判。
“两党都要求成立一个议会，并且不遗余力地促其实现。”甘必大这句话使他罪无可赦。他不应该弄错，法国保守党的党魁就是俾斯麦。合法政府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凡尔赛。俾斯麦要求成立一个议会，他知道，有钱阶级是支持他的，而这些掌握选票的阶级，通过他们的势力和外来恐怖的影响，会选出一个普鲁士的、君主政体的议会。
只要浏览一下这里的反动报纸就明白了。昨天，人们不是在这些无耻的报纸上读到了它们在国王威廉那里的代理人在普鲁士《总汇通报》上发表的恬不知耻的诽谤文章吗？这些报刊还把这篇文章称为“重要文献”呢。
的确很重要，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在巴黎发表的对10月31日牺牲者所作的诽谤的复制品，从而暴露了他们同俾斯麦的亲密关系。他们又让俾斯麦在凡尔赛翻印了这篇下流文章，他们竟无耻到这样的程度，居然吹嘘他们同敌人的公开合作。把这篇文章作为道德权威来引证。
人们看到，事情的发展异常迅速。俾斯麦和他在巴黎的伙伴们，指责市政厅对付10月31日的“匪徒”过于软弱宽容。我们的统治者只有唯命是听才行。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进了监狱，因为反动派从此以后有普鲁士的士兵作为宪兵，并且北方的首相不会拒绝他的那些好朋友的任何要求。只要他们把适合他口味的省份割让给他，那么他们就能够同他的警察一道随意地绞杀、枪毙和流放违反普鲁士国王和君主派意志的“匪徒”。
谁能相信这回事呢？儒尔·法弗尔先生①本人，这位为当前局势唱挽歌的伟大人物，不久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许会是一个“匪徒”。他不接受俾斯麦以及他在巴黎和凡尔赛的报刊提出关于召开国民议会的命令。他胆敢说：“需要分裂和削弱国家的抵抗力量，就足以说明这是一道什么命令，以及不服从就遭到谴责”。
①儒尔·法弗尔：政治家，共和党的温和派。1848年制宪议会议员。帝国崩溃后，担任外交部长，曾积极参加镇压巴黎公社和组织白色恐怖。
这就是市政厅这个大诗人全力反抗今天以威廉的伟大首相为化身的代表秩序的人物，他将受到在巴黎的普鲁士报纸的排斥。这家报纸对他已经不是用象对老革命者那套办法，而是公然发表带有巨大威胁性的、无意味的文章。
但愿人们不要忘记，巴黎的普鲁士报纸，就是反动派。反动派也就是社会。是的，今天法国社会以普鲁士国王为代表，而它的喉舌就是普鲁士国王的首相。
至少，这并不是说法国热爱威廉。差得远呢！法兰西社会并不是法兰西国家。别混淆这两个迥然不同、互相敌对的概念。社会，就是资本；国家，却是劳动。一个是主人；而另一个是奴隶。
人们经常反复问道：“为什么把这两个不可分割的、互相敌对的东西区分开来呢？”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主人就没有奴隶；没有奴隶也就没有主人。有待解决的问题将是：既不要主人，也不要奴隶。可是不再在这方面多谈了，离题太远。我在其他地方曾讨论过这个始终有着强烈吸引力的主题。不该再谈下去了，目前也不是谈的时候。让我们再来谈谈政治。
毫无疑问，社会统治着国家，而且统治得很不好。结果是社会和国家这个两位一体的人摔起交来，最后还是象原先一样地站着。于是摔交又重新开始。可是这一次，摔交不那么简单，由于有一个打击弱者，以便掠夺的第三者参加而复杂化了。
实质上，弱者是有双重性的，外国强盗根据惯用的手法，向搏斗双方中的一方提供支援，以给酬报为条件，打倒对方，建议已被接受。但是，受伤的搏斗者拒绝了这种负担太重的调解，并要求继续争吵。
普鲁士国王，这个外来的强盗，受到了他想要重新扶植起来的法国社会的欢迎。国家不满地以无比的愤怒拒绝了普鲁士国王。国家对它的罪恶政府深感厌恶，并坚持在痛打侵略者和使侵略者的同谋者就范之前，决不结束战斗。
国家能否得胜，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它原先占过优势，但由于缺乏经验和意志薄弱而失去了优势。社会，它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人数众多的群众，受到无知和贫穷的限制，不能战胜金钱和知识这种少数特权。
我们又一次目击人民的失败。然而，这次胜利将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罪大百倍，因为胜利者将凭借日耳曼强盗的恩典而取得胜利。
这就是盲目的群众至今还没有看清楚的地方，而以后再看清楚已经太晚了。
然而，这一胜利很快使人意识到有人卖国，而卖国贼是不可能长期从胜利中得到好处的。
（六）侵略者（1870年12月5日）
并不是我们把德国强盗引进来的。威廉徒然每天反复叫喊德国受到挑衅。他在撒谎。谁不知道这事呢？
战争的挑衅者，就是这个四年来暗地里不声不响地准备侵略和消灭我们国家的人。
战争罪犯，就是那自称为优秀人种的民族，他们把全人类当作他们天然的垫脚石。
难道法国人怨恨日耳曼民族吗？他们不过是不理睬德国人的狂暴和诅咒罢了。他们甚至对这些卑鄙手段不闻不问，这更是一个侮辱，它增加了这些偏执狂者臆想的不满。
是的，在整个德国都布置了陷阱。德国认为法国是一个可诅咒的、应受上帝惩罚的国家，因而它象阿提拉①一样谦虚地自命是天灾，跨进了我们的国土。这个全能之神，公正裁判的捍卫者，具有他同类人的习惯，职业上的特殊习惯——穷凶极恶。一切上帝的复仇者都是妖魔鬼怪。
①阿提拉（Attila）匈奴族首领，死于公元453年，曾率领匈奴人残暴蹂躏高卢（公元451年）和意大利（公元452年）。——译者
假仁假义是他们的第一个品质，是其他一切品质的根源。难道象霍亨索仑这样的陷阱还不可恶吗？难道还能选择更好的手段来引诱牺牲者吗？欧洲立刻懂得了这一点，尽管她嫉妒我们，但谴责了俾斯麦。
但俾斯麦是了解他的波拿巴的。他知道波拿巴希望找到任何的借口来摆脱革命。俾斯麦援助波拿巴正是为了要溺死他。
俾斯麦打算在溺死波拿巴的同时也溺死法国，条顿人也这样打算。这些坏蛋！他们对拿破仑三世大发雷霆。难道我们所有的敌人都不愿意我们有拿破仑三世吗？他们不是兴高采烈地欢迎他十二月的罪行吗？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我们的灭亡，而当他们敲他的头时，只是为了使他深入我们的土地，好在那里扎根。
这个威廉，这个上帝的使者，他只是对波拿巴作战，而不是对法兰西人民作战的啊！可是，当法兰西人民推翻了这个坏蛋的时候，威廉又要使波拿巴重新骑在人民的肩上了！毫无疑问，这岂不是从上而下的惩罚吗？
法国几乎要沉没，因为它让波拿巴的合作者，一些有污点的、和波拿巴的司令部有接触的人，以某种身分掌舵。所以如果法国能够免于覆舟之祸，这几乎是个奇迹，因为虽然只是一阵狂风却能把它吹倒。只有这样愚蠢的舵手，才会使法国长期处于覆灭的边缘。
但愿法国终于站起来吧，让它来惩罚这些所谓的替天伸张正义者。
在胜利时，那怕胜利只有一天，也会滋长傲慢情绪，这种情绪很难纠正。俾斯麦虽然受到武装人民的打击，还是不会自动改变这样的梦想：即坐在凡尔赛的宝座上，做路易十四，宣布：“朕即国家”。同样可能，由于恐惧的结果，曾受蹂躏的居民们一旦站了起来，会认为胜利得来容易，从而让这个匪徒逃走。
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为此将会付出重大的代价！象俾斯麦和他的德国人那样的匪徒是最坏的屡犯。如果巴黎逃出了他们的魔掌，就应该把它夺过来。假如被他们抢劫过的人民不惩罚他们，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捲土重来呢？
这些匪徒曾经要用臆想的罪行惩罚我们，这些罪行是他们贪欲和嫉妒制造出来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他们自己的罪行遍及全世界。他们的学者难道不是在热烈的掌声中说过，不是拉丁民族就是日耳曼民族应该消灭，因为他们的共存是互不相容的吗？
我们却主张各种民族共存，而且还主张各种民族互相友爱。那些似乎比较低级的种族也有他们独特的天赋，这个天赋在人世间占有它的地位。可是，当一伙匪徒阴险地向一个无仇恨的民族进攻，并且叫嚷他们是奉上帝之命来消灭他们的，那时，这个民族难道没有权利回答他们说：“是你们的强盗种族将要灭亡呢！”
如果人民不消灭这伙强盗，至少也要把他们神妙的漫游的账单交给他们，要请他们付清这些费用。
我愿意相信，最后，不管怎样，人们不会不采取这种必要的预防措施，而且我们不幸的外省在阿提拉巡视之后会得到重大的赔偿。
《布朗基文选》
布朗基著 皇甫庆莲译
五、有关武装起义的指示 ①
①这是布朗基1868年写的一篇论文的第一部分，原稿现存国立图书馆，在布朗基手稿，第5格第9本第9卷。请参看《思想》杂志第19期，1948年7—8月号。
巴黎起义，如果用老一套的步调，今天就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在1830年，只要人民奋起，就足以推翻一个政权，因为那个政权远远没有料到武装起义这种闻所未闻的事件，所以闻风丧胆，惊慌失措。
这样的事情也只能有这么一次。政府已经从中取得了教训，因此革命产生的政府仍然是君主制的、反革命的。政府着手研究了巷战，并且很快地在战术和军纪上自然取得了优势，胜过了缺乏经验和没有组织的人民。
然而，人们会说，48年人民不是用1830年的方法取得胜利了吗？是的，但是决不能再抱这种幻想：二月的胜利不过只是侥倖而已。如果路易·菲力浦顽抗到底，优势还是属于军队的。
六月的那些日子就是一个证明。在这些日子里，人们可以看到起义的战术带来了多么致命的后果，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起义根本没有战术。从来也没有过这样好的、十之八九可以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