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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可以战胜的机会。
一方面，政府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士兵萎靡不振；另一方面，全体劳动人民已经站了起来，几乎肯定能够获得胜利。那么他们怎么会失败呢？这是由于缺乏组织的原故。要了解他们的失败，只要分析一下他们的战略就够了。
起义爆发了。立刻在工人住宅区，许多地方，这里那里，都任意设置了街垒。
五个人、十个人、二十个人、三十个人、五十个人偶然凑在一起，大多数人没有武器，开始把车子推倒，把铺路的石块撬开，堆垒起来，堵住交通要道。这些街垒有时设在街道中心，但最常见的是设在十字路口。这许多障碍物勉强阻碍骑兵。有些时候，一个堡垒才略具雏形，建造者却又把它丢下去寻找枪支弹药了。
在六月，这样的街垒算起来竟有六百多个。而其中真正能独立作战的至多只有三十来个。其余的十九个或二十个没有开过一次火。由于那种情况，这些著名的战报大事宣扬占领了五十个街垒，其实这些街垒里根本连一个人也没有。
正当人们这样撬铺路石块的时候，另外小群的人四处奔走，解除警卫队的武装，拿走火枪兵身上的弹药和武器。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一致行动，没有组织领导，各人随心所欲地进行的。
可是，一些比较高大的、坚固的、修建得较好的街垒逐渐吸引了集中在那里的警卫队。确定这些主要防御工事的地点并不是有计划的，而纯粹是偶然的；其中也有个别防御工事，由于一种可以理解的军事占领上的需要才矗立在大路的隘口。
在这次起义的第一阶段，军队也集合起来了。将军们收集和研究了警察局的报告。他们极力避免在没有可靠的情报下，就拿军队去冒险，因为冒险不成反而会挫折士气。当他们弄清楚了起义者的阵地以后，他们就把军队集中在不同的据点上，这些据点构成后来作战的基地。
军队就在眼前。人民在战术上的缺点马上就要彻底暴露；这就是灾难的必然原因。
没有一个统帅部，因此就没有领导；战士们之间也没有任何配合。每个街垒都有自己的队伍，人数多少不等，但总是孤立的。不管他们是十个人还是一百个人，他们都同其他防地没有任何联系。往往连一个领导人来指挥防务都没有，而且即使有一个领导人，也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士兵们想怎样就怎样：一个走了，另一个来了；他们的去留完全随他们自己高兴。到了晚上，他们都去睡觉。
由于这种不断的来来往往，人们可以看到在场的公民人数迅速地发生变化，有时少了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有时少了四分之三。谁也不能依靠谁。于是很快就对胜利失去了信心，丧失了勇气。
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一无所知，更不关心。谣言四起，时喜时忧。人们在酒店柜台前喝酒，若无其事地听着炮声和枪声。至于支援受攻击的阵地，人们根本没有这样想过。最坚定的士兵也只说：“只要每人保住自己的阵地，那一切都会顺利进行。”这种怪论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起义者都留在他们自己的区域里战斗；这是造成了不幸后果的主要错误，其中之一是在失败后受到邻人的告密。
因为，象这样的组织，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两三个联队扑到一个街垒上，把几个防卫者打死之后，失败终于来临了。所有的战斗，不过是这种不变的打法的单调重复。当起义者在他们的铺路石堆后面抽烟的时候，敌人先后把他们的全部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等等，就这样各个击破地扑灭了起义。
居民们都不愿意影响这项愉快的工作。每一个队伍都象哲学家似地等待轮到自己头上，而不考虑去援助邻近的战友。不！不能！“他在保住自己的岗位，不应该放弃它。”
就是这样，多少人作了无谓的牺牲。
由于这种极为严重的错误，伟大的48年巴黎起义竟象玻璃似的被最卑鄙的政府粉碎了；面对着现在拥有科学技术的可怕成果，铁路、电报、来复线炮、夏斯波枪为之服务的野蛮的军国主义，如果它再干出同样的蠢事，那会造成多么可怕的灾祸呢？
举例来说，目前在城市里四通八达的战略公路，并不应该算是对敌人有利的新东西。人们如果害怕这些公路，那就错了。公路并不足以使人担忧。它决不至于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给起义造成新的危险，相反地，它对双方都各有利弊。如果说军队在战略公路上行动更为方便，那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就更容易暴露自己。
这种街道在枪林弹雨之下是很难通行的。此外，阳台，这个小型的棱堡，从侧翼进行射击，这是普通窗户所做不到的。总之，这些又长又直的大道完全可以名副其实地叫做大马路，这的确是真正的大马路，它构成了力量非常强大的天然防线。
在巷战中最好的武器是步枪。大炮的声音比作用大。炮兵只能造成严重的火灾。但是。这样大量地、系统地使用残酷屠杀的方式，反过来会很快殃及炮兵本身，并且造成他们自己的失败。
手榴弹，人们有个坏习惯把它叫做炸弹，它是一种次要武器，它本身具有许多不便之处。它需要消耗大量火药但是效力不大，使用时非常危险，爆炸范围极小，只能从窗口扔下来。铺马路的石块，几乎可以起到手榴弹的作用，而成本却低得多。工人们无需浪费钱。
屋子里作战最好的武器是左轮手枪，其次是白刃，即刺刀、长剑、马刀和匕首。在进行肉搏时，长矛或八尺长戟就能战胜刺刀。
军队比老百姓只多两个有利条件：夏斯波枪和组织纪律。特别是后者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好在人们能够剥夺这个有利条件。做到这一点，上风就转到起义者方面来了。
在内战中，士兵们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带着厌恶的情绪，被强制和被白酒推上战场的。他们原来是不愿意参加内战的，他们宁可向后看，而不愿向前看。但是，一只铁手卡住了他们。他们是残酷的军纪控制下的奴隶和牺牲者，对政权没有任何感情，他们仅仅屈服于恐惧，没有一点主动精神。一个支队一被切断就完蛋了。指挥官们不是不了解这点，因此他们最关心的是保持各部队之间的联系。这种必要性减少了他们的一部分实际兵力。
在人民的队伍里，却毫无共同之处。在这里，人民为理想而战斗。他们的忠诚超过了敌人，他们的智力更远远超过了敌人。在精神上，甚至于在身体上，他们的信念、活力、无穷的智谋，身体和精神的生气勃勃，都超过了对方。他们有头脑，有勇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军队能和这些优秀人物相提并论。
要战胜敌人，他们缺少什么呢？他们缺少统一行动和整体观念。统一行动、整体观念能使他们在向同一目标前进时，充分发挥这些优良品质，而孤立作战却会使这些品质不起作用。他们缺乏的是组织纪律。没有组织纪律，不可能取得任何胜利。组织纪律就是胜利；散漫就是灭亡。
48年六月已经使这一真理成为无可争论的了。那么，今天的情况怎样呢？如果人民采取旧的方法，军队看到他们面前的仅是无纪律、无指挥的力量，他们就会坚持抵抗，全体人民就会遭到失败。相反，如果看见巴黎人民军队很有秩序，完全根据战术规则运动，政府士兵就会惊慌失措，放弃抵抗。
一个军事组织，尤其是在战场上必须立刻起作用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党来说，不是一件小事。军事组织需要有一个统帅部，还要某种程度的、按照惯例的、一系列的各级军官。那么到哪里去找这些人材呢？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是极少数，这少数人也仅仅只能拿笔杆进行战争。这些先生们用他们的书报来扰乱世界，十六年来浪费了无数纸张，但是失望并没有使他们厌倦。他们象马一般忍受马勒、马鞍和马鞭，从不起来反抗。去你的吧！还要反击吗？那该是粗人干的事。
这些耍笔杆的英雄看不起刺刀，正如大老粗看不起他们的陈词滥调一样。他们似乎没有想到力量是自由的唯一保证，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不会使用武器，并把使用武器的特权交给一个阶级或一个行会，那这个国家就成了一个奴隶。
在古老的共和国里，在希腊和罗马，全体公民都知道战争的技术，都打过仗。那里不知道有什么职业军人。西塞罗（Cicéron）当过将军，凯撒（César）曾是律师。在脱掉长袍穿上军服以后，任何人都是上校或上尉，都精通自己的专业。只要法国不是象希腊、罗马这样的国家，我们就会成为文质彬彬的人，让那帮冒充好汉的军人任意宰割。
成千上万受过教育的青年，无论是工人阶级或是资产阶级都在可恶的枷锁下战栗。他们有没有想到过拿起刀剑来粉碎枷锁呢？不，他们只拿笔杆，笔杆，永远是笔杆。作为一个共和党人的责任，为什么不既拿笔杆又拿刀剑呢？在暴政统治时期，写作虽好，但当奴隶的笔杆已无能为力时，战斗却是更好的办法。哎呀，完全不对！要办报纸，还会坐监牢，谁也不想打开使用武器的书来学习二十四小时，虽然这种技术就是我们压迫者的一切力量，虽然这种技术能使我们为自己复仇，能使我们惩罚我们的压迫者。
可是，这些怨言又有什么用呢？用悲叹代替行动，是我们时代的愚蠢风气。这种风气是耶利米①式的。耶利米摆出各种不同的姿态：痛哭流涕，无情攻击，满口教条，包办代替，暴跳如雷，他本身就是灾难中的灾难。让这些挽歌的流泪者，让这些自由的掘墓人滚开吧！一个革命者的天职，就是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
①耶利米（Jérémie，约公元前650—590年），以色列的四大先知之一。《圣经》载有《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译者
要组成一支军队会缺少干部吗？当然！应该在战斗中就地临时凑起来。巴黎人民会提供干部人才：老士兵和前国民自卫军。他们人少，将使军官和军佐的人数不得不压缩到最低限度；这没多大关系，志愿兵的忠诚、热情和智慧，可以弥补这个军官不足的缺陷。
重要的是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组织起来。不要再搞这些混乱、孤立、分散、盲目行动、毫无纪律、没有一点集体思想、各自一方、完全根据自己意愿办事的起义！不要到处杂乱地设置街垒，对自己和对敌人都一样浪费时间，阻塞街道，妨碍交通。共和党人应该和军队一样有同样的交通自由。不要走冤枉路，不要混乱和喧嚷！每一分钟和每一步路都同样是宝贵的。尤其是不要困守在自己的街区里，象起义者所经常做的那样，结果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这种怪癖在造成失败之后，还容易使起义者遭到放逐。必须纠正这种怪癖，否则还要遭到灾难。
（1868年）
《布朗基文选》
布朗基著 皇甫庆莲译
布朗基传略
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天职。
——A．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于1805年2月1日生于距尼斯约五十公里的小县城普格德尼（阿尔卑斯山——滨海省）。他的父亲，多米尼格·布朗基（Dominique Blan－qui）曾是国民公会议员和吉伦特党成员。他由于赞同波拿巴政变，于1800年被任命为普格德尼的县长。路县·奥古斯特的母亲索菲·伯利翁费勒（Sophie Brionville），生于皮卡尔迪，姿容秀丽，品德高尚。布朗基从他身上继承了果敢坚毅的性格。她一直到死，都对她儿子表现了伟大的母爱。她六十岁时，还为她儿子和她儿子的朋友积极策划从圣米歇耳山监狱越狱；在她七十五岁那一年，她到了贝尔岛再一次帮助她儿子和他的同志卡扎旺（Cazavan）策划越狱的事。奥古斯特的哥哥、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在年轻时代和奥古斯特有深厚的手足情谊；他当时赞同过奥古斯特的政治观点，可是不久之后就和他分道扬镳了。
相反，布朗基一直和他的姐妹保持很好的关系，昂土瓦恩夫人和巴雷利爱夫人（Mmes Antoine et Barrellier）在他一生中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她们同情他的革命活动；他受苦的时候，她们关怀他；他关在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