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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直接把他送到丹佛，因为在丹佛有一个专门治疗儿科神经的医学中心。丹佛距此地550英里，伯灵思愿意提供一架急救飞机送卡特前往，然而怕的是，卡特已经熬不到丹佛了。
在距医院一百米远的一座房子里，爱德华·博尔金医生全然不知在健康中心正发生的紧张场面。他正在准备进行早已安排好的一个手术，将一名患者的胆囊摘除。手术小组已经为即将开始的手术做好了全部准备。正在此时电话响了，是皮尔斯医生打来的，他说自己有一个急症患者，想知道博尔金是否有把握在一个三岁小孩的头骨上钻洞。博尔金立即感到呼吸急促起来。他是一个热心肠、普通的外科医生，每当周围的医生们需要得到一些自己研究领域外的帮助时，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但这次不同，这是一个大脑手术，并且他的手边根本就没有进行脑神经外科手术的工具。但博尔金也非常清楚，既然皮尔斯找到了他，那就是说，他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挂断电话，看着他的同事们，大脑手术对他们来说是一样陌生的。但是别无选择，你必须面对。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必须时刻准备着接受挑战，竭尽所能也要做。嘱咐麻醉师照顾胆囊手术的患者，博尔金穿着他的手术服，急速地赶往急救中心。
当博尔金拉开急诊病床的帘子，他看见的是一个身体极度扭曲的男孩。胳膊向里弯曲，手紧紧地蜷缩着，一看就是脑部受了严重的损伤，护士们仍旧在帮助孩子进行人工呼吸。此刻卡特的生命完全靠他那颗幼小但却十分强壮的心脏来支撑着。
博尔金看了看孩子的父母，“我很抱歉”，他说，“但我会尽一切努力，你的儿子不会有事的。”
回到办公室，博尔金一边吩咐所有的急救组成员开始准备手术器械，一边在自己的记忆里搜索，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手术。但他明确知道一点，他需要帮助。他请手下的工作人员马上联系神经外科医生，哪里的都可以，无论在哪儿，至少可以问他一些有关手术步骤方面的问题。或许，也可以通过电话指导他们进行手术。
三
神经外科医生大卫·凡斯科正在丹佛的一家儿童医院做手术，突然他的寻呼机响了。从发来的诊断中可以看出，那个医生和患者是怎样的绝望。凡斯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请求。他留下主刀医生继续完成手术，自己则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清理了一下烦乱的思绪，开始准备远程指导博尔金医生完成这个至关重要的脑外科手术。
医院的扩音喇叭就安置在离手术台不远的墙上，凡斯科的声音缓慢而清晰，生怕有一丝纰漏。博尔金开始手术了，首先他用手术刀切开了卡特的头皮，接着是头皮表层的肌肉，露出了头骨。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钻开头骨找到出血点。说心里话，博尔金医生真的没有一点儿信心，支撑他的是凡斯科坚定而沉着的声音。
大医院神经外科手术室的器械是专门配置的，用于脑科手术的钻头更是需要配备踏板和防护系统，以免伤害患者的大脑和脑膜组织。博尔金医生手里的钻头只是一个整形外科用的普通钻头，一个电动的状如美发吹风机般的不锈钢器具，这个东西通常是用来剔除腰部或肩上的骨刺。博尔金医生必须加倍小心，以防止钻头进入太而深伤及脑组织，直接导致孩子的死亡。
关键时刻到了。
博尔金要在卡特的头骨上钻出两个两厘米宽的洞，然后找到出血点，而可借助的工具只有他的眼睛和手上的电钻。他只能钻透头骨一点点距离，不能多哪怕一毫米，否则就极有可能伤到脑膜。大约用了五分钟，博尔金教授在卡特的耳部钻出了两个垂直的洞，最关键的一步已经成功迈出。接着凡斯科指导博尔金医生切开两个洞之间的头骨，把两个洞之间打通，这样就可以在卡特的头骨上开出一条约两厘米宽的“窗户”，博尔金就可以看到头骨里面的情况，也就是说可以找到出血点把它弥合。如果运气好，他钻的洞正好靠近出血点，否则，就需要再钻两个洞，直到找到出血点。
博尔金看了看手中的工具，他非常清楚，这个笨重的家伙不可能再一次让他侥幸地安全钻出两个洞，而不会伤到头骨下的大脑组织。博尔金强迫自己集中精力，在凡斯科医生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切开了两个洞之间的头骨。
终于两个洞之间的“窗户”被成功地打开了。博尔金看到了那个杂乱、纤维般地裹着大脑的隔膜。
此时，凡斯科医生仍然冷静地指导着博尔金和他的急救队，他们开始用钳子和抽气泵清理出血点周围的碎片，他们从那个洞里取出了一堆东西。但是由于淤血被清理开，博尔金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他紧张地对凡斯科医生说：“不好，鲜血涌出来了。”
因为心脏还在使用气泵，因此产生的巨大压力源源不断地把卡特体内的血输往大脑。形势极其危险，然而就在这紧急关头，两位医生却用异常镇静。博尔金提出了一个最普通的办法，用一种叫做明胶海绵的药物粘住出血点。
“行，就用它”！凡斯科同意了博尔金的建议，他们都在心里默默祈祷那个海棉体能管用。博尔金拿起了一个眉毛大小的钳子把明胶海绵塞进了大脑动脉出血的地方。他加大压力，希望海绵能粘在那里并且堵住出血口。过了一会儿，博尔金慢慢地减少压力，眼睛盯着出血点，“血的流速减慢了”！他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
“告诉我脑膜现在的状况！”凡斯科说。脑膜的情况将预示着大脑此时的状况，脑膜是大脑的外皮保护膜，凡斯科解释到，它应该是放松的，松懈的，有点儿像没有打满气的气球。博尔金看了看脑膜，它有规律地跳动着，看起来柔软而放松。
“好征兆！” 凡斯科马上说。脑膜有规律的跳动意味着血液和氧气正在输往大脑。脑膜柔软、松懈意味着脑压没有超标。看来博尔金的努力没有白费，他成功了！
前往丹佛需要一段很长的飞行，由于担心飞机的颠簸会导致卡特的脑部再次流血，凡斯科建议博尔金医生在卡特头皮下的出血点处再插入一个排血管。这样如果明胶海绵破开，排血管就可以提示医护人员马上吸血，以免导致大脑内再一次淤血。博尔金医生按照凡斯科的指示在卡特的大脑内安放了排血管。四十分钟后，他缝合了伤口，为孩子转院做好了一切准备。
就在他刚刚准备好几分钟后，丹佛的飞机到了。
四
丹佛的外科医生又把卡特脑部的切口打开，捡出一些头骨碎片和血凝块，缝合了动脉的破损处。他们清理了出血处，又把明胶海绵取出。最后他们把用钛修补好的头骨放回原处，固定，合上头骨，缝合好大脑皮层，把卡特送到了重症病房，继续观察。
由于孩子的大脑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医生告诉英格斯达姆夫妇，可能卡特的恢复要持续几个月。当天晚上，安妮睡在卡特的急症病房里，耳边不时传来心脏监控器发出的嘀滴声。儿子的脖子上套着一个支撑器，身体连着有进有出的各种管子。安妮还是第一次看见一个人被剃光了头发，在透着血管的头皮上缝着大大小小的针口。
第二天早上卡特已经可以去掉呼吸机了，安妮紧紧握着儿子的手。
“妈妈在这儿。”安妮说，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儿子的声音，“我知道”。
“妈妈爱你！”她轻声地对儿子说。
“我也爱你！”儿子小声说。
医生们又给卡特做了脑CT，结果非常令人高兴：卡特脑内的淤血已经完全消失了，而且大脑丝毫没有受到破坏。医生把他腿上的静脉疏导管也撤了下来，并且将他转移到中级监控病房。
几天后，经过物理治疗后的卡特出院了，丹佛的医生们觉得他完全可以回家了。
如今博尔金医生还工作在悉尼小镇，他的手术仍旧是安排得满满的。
“如果情况危急而且你的援助远在千里之外，你就得尽你最大所能，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博尔金医生说。
此时的亚伦和安妮夫妇正看着他们的儿子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和他们的侄子们疯闹着，他们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开心和美好。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么11期P30
胡也频的期盼
●张兴渠
1930年，在济南省立高中担任国文教员的胡也频，因宣传革命文学，被山东省政府怀疑为“左倾”分子，下令通缉，逼得他和楚图南等人再度来到上海。同年5月，胡也频在上海参加了“左联”，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柔石写了《一个伟大的印象》，胡也频写了《侗居》，冯铿写了《红的日记》。胡也频整天忙于工作，很少有闲暇，也难得与丁玲去一次电影院。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胡也频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胡也频一生贫困，被捕前正值严冬，他却买不起御寒衣物，仍然衣薄鞋单。好友沈从文自武汉到上海，见到胡也频这般窘境，深感不安，便把一件新海虎绒衣袍借给他御寒。这件长袍被胡也频穿着进了监牢，而未能归还。胡也频在狱中始终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柔石向殷夫学习德文，而胡也频天天听难友们讲故事。他听得那样入迷，津津有味，写作欲望倍增。他打腹稿，拟提纲，相信自己能写出比过去更好的作品来。他把这个愿望写信告诉了丁玲，要丁玲尽量多寄些稿纸给他。然而事与愿违，这位满怀抱负的青年作家最终还是死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胡也频没有留下什么遗物，只是在被捕前不久，他给老家寄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六寸见方的照片，是他和丁玲姐妹的合影。1950年， “左联”成员马宁要整理有关胡也频的资料，特地拜访了胡也频的父亲胡廷玉，老人就拿出了这张极为珍贵的照片。虽历经沧桑，照片仍完好无损。马宁望着照片，思绪万千，难以自抑。他忽然发觉这张照片有些异样，它的背面似乎有几层折叠的道林纸，依稀可见淡蓝色的方格子。马宁十分诧异，细心地把它一层一层地摊开。奇迹出现了，原来是一张生活书店为作家们特地设计的文稿纸，稿纸上有一行苍劲醒目的字迹：“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政府是我们的政府。”
这是年轻的胡也频和丁玲对未来的热切期盼。胡也频恨透了旧社会和旧政府。在那个黑暗的世道，他在金铺当学徒，被人诬告偷金戒指；在济南高中教书，被反动政府迫害和通缉；在上海工作，又被叛徒出卖。他多么盼望能有一个自己的政府——一个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好政府啊！
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47
感恩的老人
●＇菲律宾＇珍妮弗·叶·卡斯佩
“谢谢你，姑娘。”当我把一枚10比索的硬币放到乞丐老人手里时，他感激地用美式英语大声地对我说。我是在一个炎热的上午，在前往马尼拉公园做礼拜的路上遇到这位乞丐老人的，他当时正在路边拱手含笑向过往行人乞求施舍，他的嘴里一颗牙齿也没有了。
就要离开时，我发现老人正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乘凉。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这时，一伙十几岁的孩子路过，直盯着我们看。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不理解，一个20多岁的年轻姑娘怎么会与一个又老又脏的流浪汉这样近乎！在与老人的闲聊中，我得知他的名字叫詹姆斯·莫雷诺，今年80岁。“皮纳图博火山爆发时我就在这里了。大量像你这样拥有爱心的人才使我活到现在，”他说。他除了随身带的包里装着的一件衬衫和过去的几件纪念品以外，一无所有。他每天就背着这个包滞留于公园。下雨时，他就躲到树下或能够挡雨的水泥建筑下面。
詹姆斯告诉我，他年轻时曾作为夜总会歌手在奥隆阿波市为美国大兵唱过歌。他就是在那里学得一口美国口音的。1991年皮纳图博火山爆发时，火山岩浆把整个城市淹没。他竭尽全力营救他的妻子和孩子，但他们还是死了。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由于没处可去，他便来到马尼拉，以乞讨为生。
他从钱包里掏出一张50多年前拍的照片。这是一张很具魅力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英俊潇洒，下颚突出，眼睛炯炯有神。“这是我在夜总会唱歌时的照片，”他自豪地对我说。詹姆斯的人生充满曲折，就像电影中的情节。他低唱起一首上世纪70年代末很有名的歌，他的歌消除了我对他故事的怀疑。“我泪流满面，你为我把泪擦干/我困惑不解，你使我头脑清晰/我出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