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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襟的开放，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缩影。那种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人生价值观，传承为史书中的一脉奇香，引领后来人书写自己的人生。唐人的诗性内含风骨，高蹈得让那些只会追逐利益的后人满面含羞。
宋人的天地似乎是小了些，“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天空从方塘中赏鉴；“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情感交流也要隔着墙。已然没有了穿行天地间的大气，仅剩下移花接木的才气，收回可极八表的目光，定格成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偷闲。从此，大宋庭院的天空悬挂上一颗颗多感的心，从“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放与自信，演变成“倚门回首”的秀气与精致，目光不再远行，直把雕塑雕成了饰物，放在手中把玩，舒缓自己难以排解的感时伤情。即便宋人有将山水缩龙成寸的智慧，可这窗外庭院的视角也是狭隘多了。
清人是背着一肩负担看窗外的，平添了许多无奈，把凭窗的浩叹写进小说，借形象的虚拟隐晦地传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冷眼旁观。蒲松龄的聊斋算是打开了一个与普通人对话的轩窗，让山野之人进来，让渔夫樵子进来，让他们身上的清新之气驱散狭小空间封闭了太久的腐气，晦气，浊气……可这种胸襟只体现在落第举子的身上是有清一代学子的悲哀。曹雪芹来得率性，径直走到外面，从广阔的天地反观自己的书斋，悟通了人世间的百态人生，“世事洞明皆学问”——他饿着肚子依然能行走在大天大地里，用历经风雨饱润沧桑的笔触写出了惊世骇俗的文字，这是行走在天地间高傲的灵魂，是真正的读书人最后的尊严。在这本可窥一个王朝背影的大书中，让人看到了从兴盛到末路的历史，他开的是封建社会的天窗，容尽了世间的沧海桑田、风花雪月。
凭着这一扇扇历史中的大窗，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从史册的书香中向我们走来，用生命奏出金石般的声响扣开我们日益禁闭的心扉。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埋头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窗下囚徒，要从窗内的局促中走出来，任目游万仞，让思想远行。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17
翅膀下的风
● ＇美国＇喻丽清
最近读到一本日本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小孩子为什么要上学”，里面提到他小时候很怕死，所以一生病就吵闹不休。有一次因病住进了医院，当然更是怕得要死，后来他母亲就对他说：“你放心吧，要是你真的死了，我会把你再生出来的。”于是他就安心了。
可是过不多久，他又很不放心地问他母亲说：“那你生下来的那个小孩，怎么会知道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母亲就说：“我会把有关你的故事每天一件一件的都告诉他，最后他不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了吗。”
大江的意思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做人的义务之一就是要把我们所思所想所经验的尽量地告诉别人，而文学就是这样传下去的。
我读了那本书很受感动。他说的虽然是文学，可是我却觉得他母亲的爱才是更了不起的。
爱不也是这样传下去的吗？
后来大江自己有个儿子患了严重的自闭症，他的母亲就叫他把孩子送到乡下来由她抚养，可是他的妻子拒绝了，她说养育子女是她自己的责任，不应当把它推给老人家。抚养自闭症的孩子是非常辛苦的，一直到他们发现孩子在音乐方面很有天分时，他们才松了口气。如今他儿子已经是个有名的音乐家了。
这是两个成功的母亲的例子。
在我们一般人的背后，也许并没有像文学家笔下那么动听的故事可说，可是有时候做母亲的不经心的爱，却能成为儿女心中永远的幸福。
以下就是我和女儿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女儿小的时候，第一次存了许多的零用钱想偷偷地给我买一件母亲节的礼物，因为每年学校里快到母亲节的时候就有个义卖会，摆了许多的小摊位，都是捐赠品，所以孩子们才买得起。我女儿千挑万选地买了一只绿色的玻璃花瓶，她提着纸袋兴高采烈地回家，可是在路上一不小心纸袋子掉在地上，把玻璃瓶给打破了。她伤心得不得了，回到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大哭了一顿。我其实比她还要心痛，到现在还记得她伤心的样子，到现在我还恨不得能在半路上替她接住那只花瓶。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无从挽回，还好我想到了一个法子，最后让她破涕为笑了。
这件事过去20年了，没想到20年后有个出版社要我写本儿童书，主题是最难忘的一件事。我小女儿就说她可以写，我很高兴地让她去写了，她写的就是这个破了的花瓶的故事。
你知道吗，当她写好给我看第一稿的时候，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因为她在结尾时说：“那是我最难忘的母亲节，因为我送妈妈的是一只打破的花瓶，妈妈给我的是最幸福的礼物。”
做母亲的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的，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他们快乐吧。当年我们做的艺术品早就在搬家时被我丢掉了，我也不知道我的女儿还对这件事记得这么深。
可惜我的母亲已经去世25年了，我很惭愧在她活着的时候没能像我女儿对我说的一样对她说：她给我们的爱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礼物。
上个月我回台北阳明山去扫墓，第一次扫墓时都会想起当年我女儿最喜欢的一首BettyMidler的歌：“翅膀下的风”。
我们看见鸟飞以为那是它有翅膀的缘故，它拍拍翅膀就可以飞得高、飞得远了，很少人会想到它的飞翔其实靠的是翅膀下的风在托着它、推动着它的。
母亲像天使，但是老了的母亲更情愿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她的子女。
我相信这个世界就是靠着母亲这样像翅膀下的风一样的爱，才能使人向上提升，飞得高、飞得远的。
现在我就用这首歌的歌词代表我的感恩，献给我的母亲、你的母亲和所有的母亲；我翻译如下：
在我的影子里你一定很冷，阳光都被我挡住。但你一直满足于让我发亮，你一直在我身后跟着，
所有的荣耀都给了我，而你却是我背后最坚强的支柱，
没有名字，只有笑容掩去一切的痛苦。
我能高飞像只老鹰，全因为你是我翅膀下的风。没有你，我什么也不是。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52
痴心菜谱
●沈奇岚
曾经以为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有两种：用来分享的，或者，需要爭抢的。
可以综合两种最好吃食物在一起的，是童年时代的冷餐会。一年一度的儿童节，每个小朋友者要从家里带两个菜，一个班级四十多人分成四组，每个小组把桌凳拼成可以围坐在一起的餐桌，所有人都拿出家里平时烧的最好吃的菜，摆在桌上。
班主任语重心长的训话常常额外增加我们的饥饿感，面对著满桌美食却不能马上开动还要听什么“未来属於认真学习的小孩”之类的话，心里只能暗暗盘算著待会儿如何在大家一起扑食的时候抢到自己最想吃的那几个菜。终於唱完了少先队队歌，听完了广播的校长讲话，熬到了班主任讲话的最后一句：“大家开始吧！”
如何形容那时的心情，眼前的美食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值得奋不顾身的事物。用手用叉用筷用勺，又混乱又热闹的场面惊人。现在早已不记得自己当时抢到了什么，那么普通的菜肴，为什么能激发我们那么大的热情？至今我依然是个谜。
后来上大学，没有人会热爱食堂。所以我有固定的一帮饭友，週末一起去学校周边的小店打牙祭。但週一我们却喜欢去食堂，因为我们都从家里带了菜。上铺经常带的是黄瓜炒蛋，边上的常常带美味新鲜的虾，我总是喜欢带我爱吃的竹笋红烧肉。所以每个週一我们都可以分享到三个以上的家里菜。
家里的菜，我是好久没有吃了。
以前每次回家时，每日醒来，餐桌上总放著这样的字条：
儿子：
1． 小笼包吃之前再蒸五分钟；
2． 馄饨在冰箱上面的盘子里，煮的时候，一定要等馄饨浮起来才能吃。
另，用蒸小笼包的锅下馄饨。自己冲一点鲜汤。
这是妈妈给我写的菜谱，她如果外出就会给我留条，为我准备好材料，给我指点，比如“牛奶要热一下再喝”或者“饺子在冰箱第二格里”。
这样的菜谱，她写了十多年了。要怎样的心意和情意，才能让她出门前一直惦记著被窝里的儿子？其实她不写，我也找得到这些小笼包、馄饨。
世界上最痴心的是那些叫做“妈妈”的人，她们对孩子，有著毫无要求的从未犹豫和变动过的痴心，这是她们做菜时候的最大的作料。所以冷餐会的饭菜那样好吃，所以週一的家常菜在记忆中一直犹新，所以我时刻惦念家里的菜。那些不存任何討好的食物，因为做菜的人觉得理所当然，所以格外珍贵。若不去领会为份关怀，便是辜负了它。
或许节上最好的食物只有一种。用那一片无条件的痴心做成的美味。那片情意，懂的人才能感觉。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13
常沙娜：敦煌的女儿
● 苏 容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玻璃静静地洒在客厅的墙上；窗台上绿色植物的影子在白色墙壁上勾出复杂的轮廓；环绕着墙角落地灯罩的影子；如一幅静物画。这里到处是植物；暗香浮动。
常沙娜的家如同她的人；有一种祥和与静谧；轻声慢语中；70年前尘旧事像手卷画轴慢慢舒展开来；恍若昨天。
被妈妈抛弃的小女孩
1998年；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常沙娜出访法国；离开60年之后；她再次踏上了这块出生之地。
在法国里昂；无论是路牌还是公交车上；到处都能见到她的名字〃Saone（沙娜）〃。那是爸爸妈妈为纪念她的出生地里昂而为她起的；Saone（阴性）和Rhone（阳性）是孕育了里昂城的两条河的名字。里昂之行让她想起了爸爸妈妈的过去。
如果不是20世纪30年代爸爸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边书摊上的一次偶遇；常家人的命运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那时候；常书鸿留学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作品连续4年获得当时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前途不可估量。常沙娜的妈妈是江南才女；雕塑家；和丈夫双双在法国求学；1931年在里昂生下女儿便和丈夫一起去了巴黎。整整7年；她已经完全适应了法国的生活。但是；她的丈夫常书鸿偏偏这个时候在书摊上发现了《敦煌图录》；第一次知道了在中国甘肃有个敦煌莫高窟；第一次在图录上见识了从北魏至隋、唐、宋历代佛教艺术图画。常书鸿被震撼了；从此魂牵梦萦不能自己；终于不顾妻子的阻拦；于1936年回到了祖国；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教授。第二年；妈妈带着6岁的常沙娜回国与爸爸团聚。
经历了战乱轰炸；颠沛流离；l942年常书鸿被推选为新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委会副主任；决定带领全家进驻敦煌。那是父母的又一次冲突；两人激烈争吵；妈妈拒绝的理由是儿子才两岁；体弱多病；〃到那个天寒地冻荒凉彻骨的地方该怎么活啊！〃但爸爸决心已定；妈妈只好哭着让步了。
1943年10月；常书鸿带着妻子儿女乘着敞篷大卡车从重庆出发；一个多月以后才抵达兰州。常沙娜记得妈妈那时身穿火红的棉旗袍；烫着当时流行的髦发；在那个寒冷的西北城市冻得直打哆嗦。爸爸给她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妈妈穿上散发着羊膻味的羊皮袄；身上虽然温暖了；〃心里是很难过的〃。
在常沙娜的记忆中，妈妈虽然总是和爸爸争吵；但最终多是妥协的。她摩登、爱美；性格开朗；和爸爸的朋友们很玩得来。刚到敦煌；妈妈对莫高窟的壁画还是很有热情的；但时间长了；爸爸整天忙于工作；有时在外受了委屈还要回家发泄；〃他急躁；没有很好地安抚我妈妈〃。
父母的争吵终于在1945年的一天结束了。那一天；妈妈走了；她受不了没有蔬菜；天天吃加点醋加点盐的面条；受不了茫茫戈壁低矮的黄泥小屋；更受不了丈夫全身心扑在敦煌壁画上。她和一个国民党退役军官；来敦煌艺术研究所做行政工作的浙江同乡一起离家出走了；抛下了3个伤心的人——她的丈夫和一双儿女。
爸爸只好把在酒泉读中学的女儿叫回了敦煌；照看比她小10岁的弟弟。每天；常沙娜除了带弟弟、操持家务；还要完成爸爸给她订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