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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城借一之计。出席的高级将领，个个面现疲惫之色，有的瞠目不语；有的索性低下头去，仿佛倦极入梦。见此光景，郭松龄长叹一声，宣布散会。壁上的挂钟，嘡嘡地打了十二下，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
会后郭松龄接到密报，他的部下由参谋长陈在新出面，代表邹作华、高纪毅等人，正式经过新民日本领事分馆向奉天接洽投降，提出的条件是：第一、赦免郭松龄；第二、保护投降者的生命财产。新民分馆通知了总领事吉田茂，他亲自向张作霖接头，得到的答复是：第二条接受；第一条拒绝。理由是奉军的将领反对。
郭松龄发觉已为部下出卖，就只能私下逃亡了。新民是七路交会的要冲，正东，越巨流河经张学良司令部所在地的兴隆店，而达沈阳；这条路郭松龄想走而走不通，自然不必再谈。东南也是越巨流河，经大民屯至辽阳，亦无从考虑；西南到白旗堡，变成自投罗网。他唯一能走一条路是沿着巨流河西岸往南，希望能与占领营口的部队会合，性命可以保住一半。
依照郭松龄的意思，打算骑马逃走，但韩淑秀不会骑马，他又不忍抛弃夫妇兼“同志”双重身分的结发之妻。仓猝间只好弄来一辆大车，连同林长民、饶汉祥，一起在凌晨二时，于大雪纷飞中，匆匆上路。
这时，军用电话中传来天津的消息：十二月十八日，张之江下令总攻击，与李景林的部队，激战了三天三夜；张之江大概读过唐书，知道“雪夜入蔡州”的故事，命令士兵反穿老羊皮袄，利用雪色作掩护匍匐前进，竟能穿过对方防御工事的铁网，一直冲到敌军阵地前，猝然发动攻击，李军大败。十二月甘二日李景林退入天津租界；部队则往德州方向撤退。
天津局势的变化，如果早几天发生，作为郭松龄盟友的冯玉祥占了上风，或许在声势上，能对郭军产生呼应支援的作用；同时留守山海关，防阻李景林，对郭松龄最忠心的魏益三，亦可进兵支援，但此刻对郭松龄来说，竟似讽刺他的兵败如山倒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大风雪中走了一天，入夜到了辽中县属的老达房地方，得到警报，外号“天下好”的王永清，已率领骑兵追赶下来了。郭松龄虽有卫队，但都是些年轻魁梧，虽有训练、却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决难抵挡。事急之际，只有先觅地躲藏，等王永清冲过去之后，再思脱身之计。
于是找到一家富农家的地窖，郭松龄夫妇与饶汉样错缩在里面；林长民不愿“入地”，仍旧住在大车里面。将近午夜，人马喧阗；王永清的部队到了，他可能已获得情报，下令搜索。林长民急急下车逃命，却为流弹所击毙；郭松龄夫妇被捕；饶汉祥却比林长民来得幸运。奉军看是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子，一身又脏又臭，还长了一头的癣，当时就把他放掉了。
郭松龄夫妇被解到老达房西北的白旗堡。作为张作霖讨逆军总司令吴俊升；吴部的第十七师师长万春麟；以及王永清的直属长官第十四师师长穆春，都已赶到白旗堡；对于如何处置郭松龄当然要向张作霖请示。
吴俊升接通了沈阳的电话；张作霖说道：“把他押回来！我倒要问问他，为什么造反？”
放下电话，吴俊升沉吟不语；万福麟问知结果后，主张遵令办事，将郭松龄移交给张学良，可是吴俊升不同意。
“郭鬼子一见了汉卿，就死不掉啦！不能留着他。”
吴俊升作此决定当然知道杨宇霆会支持他，张作霖怪罪下来，有杨宇霆在，不必担心。不过，虽说不能留着他，还是留了半天；将郭松龄双手钉在大车车厢上、游街示众，让所有的奉军看看造反者的下场，颇有明朝末年处置失律叛逆之将，“传首九边”，以励军心的味道。
张学良得知郭松龄夫妇游街以后枪决的消息，对吴俊升颇致不满；但张作霖却认为处置明快，着实可嘉。至于投降的郭军高级将领，由新民日本领事分馆护送到沈阳以后，杨宇霆主张从严处置，为首者一律枪决。但张作霖左右手之一的张作相不以为然。
“郭鬼子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不能不先自己反省一下，自己也有错处。现在郭鬼子已经枪毙了，其他的人就不必罗织在内。如果一开杀戒，都是东北子弟，我们要结多少冤家？”他提出建议：“善后工作，不妨交给汉卿，让他从宽处理吧！”
事实上，张学良早就由兴隆店渡河，在新民作了宽大的处置；一并且收容了在锦州、绥中等处的残部。除了在山海关的炮兵第二旅魏益三所部，改投了冯玉祥以外，第三、四军团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
善后工作告一段落，张学良才回到沈阳。这场大祸都是他用人不当闯出来的，料想他父亲不会轻易饶他；所以大家商量好，由他的父执张作相、吴俊升陪着他去请罪，一见了面，自然是双膝着地、长跪不起。
张作霖一半是气愤，一半也是做作，拔出手枪、连哭带骂：“你这小子，结交匪类，阁下滔天大祸，要你老子的命不说，害苦了弟兄，害苦了东三省的老百姓。不亏你老子还有几位过命的老弟兄帮着，咱们早就死在郭鬼子手里了。今天我不毙了你这小子，对不起老弟兄，对不起东三省的老百姓。”说完唏哩哗拉地拉手枪的保险闩。
唱这出“辕门斩子”作陪配角的张作相、吴俊升，赶紧跪下来为张学良求情，“大帅饶了他吧！不然咱们不敢起来。”
“罢！罢！”张作霖扔下手枪去搀扶两位老弟兄，“看两位大爷的面子，暂且饶你的小命。从今以后，不准你再胡闹”
郭松龄的职务改由韩麟春继任，他亦照郭松龄一样，综理三、四两军的军务。张学良暂且韬光养晦、啸傲烟霞——在郭松龄倒戈那段期间，张学良心力交瘁，一天睡不到两三小时，不能不靠鸦片来支持，就此抽上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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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心腹之患，起于肘腋，侥幸敉平，但善后事宜，不仅仅止于整理军队，张作霖最头痛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地方元气大伤。奉系本来就不受欢迎，经过这一场事变，通货膨胀、益发贬值；而一向以理财见长的奉天省长王永江又因为态度上同情郭松龄，内不自安，已辞职回返金州故里，使得地方财政问题，益形严重。
第二是郭松龄之失败，主要原因是受制于日本关东军。张作霖对日本人的野心有深刻的了解；对于应付日本人，他多年来抱定一个宗旨：不亢不卑，公私分明。你要我张作霖个人帮忙，一句话，交个朋友嘛！但如果日本想在东北地方获取什么丧权辱国的利益，他总是须先透过日本顾问，设法疏解；万一疏解不成，便来个硬挺，甚至用“口说无凭”四字来作“挡箭牌”，日本人拿他亦无可奈何。
这一回关东军帮了他这么一个大忙，显然不能施展“硬挺”这个法宝。因此他越发重视“公私分明”这个原则，先派他的顾问陆军大佐町野武马到旅顺，先行致谢，同时安排他亲访旅大。
日本在满洲的军人及官员，对此都表示欢迎。他到了旅顺、大连以后，分别拜访关东厅长官儿王、关东军司令白川、满铁总裁松冈；然后将他在正金、朝鲜两银行的存款约五百万日圆，全部赠送白川，请他支配，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说：“日本人讲武士道精神，仗义扶倾，施思不望报；但中国人讲思义，虽一饭之恩，亦不能不报。这一回是我张作霖个人受了关东军绝大的恩惠，只有尽我个人的力量来报答。”
张作霖的这番举动，大出日本满洲的军政负责人的意外，当时竟无法作任何表示。张作霖专为办此事而来，事毕，无片刻逗留，专车返回沈阳；这番举动，干脆利落，做得非常漂亮。日本人很佩服，他自己亦很得意。
其时已是年底，国内的局势却起了变化。首先是冯系大将李鸣钟指挥以张之江一军为主力的国民军攻占天津后，冯玉祥向执政府保荐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此举引起李鸣钟的高度不满，联络了冯部的几员大将，向冯玉祥表示，天津是他们打下来的，国民二军、三军并无功劳，为什么督军、省长都给了国民三军的孙岳？
但冯玉祥有冯玉祥的打算，第一、他知道张作霖与“十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都以他为假想敌，形势孤单，需要笼络孙岳；第二、李景林虽然失败，但实力仍在，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后，定会回师反扑，那时孙岳不得不打头阵，自己则可相机行事，进退不受牵制。好在他驾驭部下，另有一套手法，只要说一声：“我辞职，你们看谁来干？”大家便都让步了。
就在这扰攘不安之际，有个新闻人物到了北京，这个人就是为段祺瑞极端赏识与尊重的徐树铮。
段祺瑞由于黄膺白不考虑后果而鲁莽发动的“首都革命”，因缘时会，得以复起执政；但整个北京都在冯玉祥控制之下。段祺瑞知道徐树铮的个性，与冯玉祥决难相处；而且冯玉祥的嫡亲舅舅，曾任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处长，外号“陆屠夫”的陆建章，曾因拥护冯国璋、反对段祺瑞的原因，于民国七年夏天，在天津为徐树铮所杀。有此一段深仇，冯玉祥不会放过徐树铮，所以段祺瑞不但不愿意找他来襄助，而且在十四年一月，给了他一个“考察日本及各国政治专使”的名义，厚给旅费，组织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考察团，促他出洋。
徐树铮在这一年中，遍游欧美，声华甚盛；所至各国，往往由元首及当政者接见，尤其是在意大利，与墨索里尼密谈至两小时之久，即有传闻，说徐树铮已代表段祺瑞与墨索里尼达成了一个军火借款的协议。
当郭松龄发动奉变时，徐树铮已由日本回到上海，受到各界隆重的欢迎，孙传芳并特地到上海去看他，并相偕至南通访晤张謇，在在看出政局可能正在酝酿一个极大的变化。
见此光景，段祺瑞大起戒心，密电上海，叮嘱徐树铮暂时不要去北京；因为张作霖正在酝酿入关，而奉军跟徐树铮过去的合作，很不愉快，他这一去，在奉张是个刺激，会加深猜疑，于大局有害无益。
但徐树铮认为考察回国理当回京复命；同时自以为是在北洋军人中唯一具有国际声望的领袖之一，没有人敢对他有何不利的行动，因此还是不顾一切地摒挡北行。
他是带着随员，由海道赴天津的，到津那天，正值李景林兵败逃入租界，而郭松龄在大雪天逃命的十二月甘三日。有人为他向英国领事馆借了一辆汽车，直驶北京。谒见段祺瑞时，相对而跪，抱头痛哭；这一副眼泪是哭国事，还是哭段祺瑞坐困愁城的境遇，就全不分明了。
其时冯玉祥已决定要杀徐树铮了。“替舅舅报仇”自然是主要的动机；但亦不无忌惮徐树铮果真获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而得势，中国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与他的亲共的国际政治路线，发生严重的冲突，宜乎先发制人的因素在内。
这个任务，冯玉祥交了给他的心腹鹿钟麟。鹿钟麟是北京卫戍总司令，要杀徐树铮很容易，问题是何以善其后？他追随冯玉祥多年，深知冯玉祥；徐树铮一死，他决不肯承认是为了“替舅舅报仇”；那一来所有的责任都会落在鹿钟麟双肩。因此行事十分谨慎，在专线的军用电话上跟冯玉祥谈了好几次，始终谈不出一个能不落任何把柄痕迹的妥当办法，因而拖了下来。
到了十二月甘九日，消息越来越坏，冯玉祥以外，奉张积极向山海关的魏益三进攻，魏部已有不支的模样，徐树铮认为亦以走避为宜，因此这天下午决定出京，通知津浦路局，代备专车，预定夜间九时离京。
就在离京之前，收到段祺瑞派急足送来一封信，打开来一看，是一张不知何人笔迹的字条，上面八个大字：“树铮不可行，行必死。”据说是在段祺瑞书桌上发现的，特地送来告警。
徐树铮付之一笑，照原定时间，带了随员上车。北京到天津二百四十华里，普通车三小时可到。过站不停的专车，只须两小时，但因兵车壅塞，每站必停。随员们心里恐慌，不断下车去催；冯玉祥的运输司令，一名撤职的师长许祥云，不断接到驻各站的联络参谋报告，感到难于应付，想了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打了个电话给张之江，请张之江给尚在途中的徐树铮去一个电话，说明兵车拥挤，路线调度不开，以致耽误专车的行程，请徐树铮原谅。
冯玉祥要杀徐树铮，并命鹿钟麟主持其事，张之江是知道的；他是基督徒，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