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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里，今井兴奋已极，他忘记了是在这样高阶级的领导面前，而放肆地拍着大腿，手舞足蹈地说：
“啊！我明白啦，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帝国还应该保持和重庆谈判这条线？！”
“是的，你的估计完全正确！”
今井来时的最大担心完全消释了。他原以为这位武功盖世、武运长久的将军会像日军中那些司空见惯的一介武夫那样只注重战场的战绩而故意蔑视文职的“谋略工作”，他深恐批评他所搞的那套“桐工作”是软弱的表示。现在不但没挨批，反而肯定了他的工作，他兴奋地满脸堆着笑，推一推滑到鼻尖上的眼镜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
“那……大本营的意见是……您指示我该怎么干吧！”
“我这次到东京接受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的任务时，”冈村把脊背靠在沙发椅上，做出长谈的姿势，顺手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两口说道，“我被东条陆相单独留下来，屋里没有别人，他告诉我‘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基本精神，‘要领事项’的第一条便是必须使‘中国事变’尽快获得解决。为此，他秘密地嘱托我还要继续开展对重庆的工作，需要继续建立重庆联络线，因此，我想这件事还是委托你来办，你是有经验的。你汇报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吧，我很希望了解得多些，以便完成东条陆相的嘱托。”
“好的，说来话长了，”今井心里很高兴，他终于有机会向这位将军谈说他那旷日费时的“无名战绩”了，于是他打开了他准备的那个小本子，详细地追述了他的以往工作，“我过去联络了各种路线。最初是孔祥熙的路线①，联络的方式是通过驻香港的孔的秘书乔辅三，当时谈判进行得极为顺利，已经达到计划宇垣一成外相与孔祥熙会面的程度，可是后来，大约在徐州会战刚结束，战争进行得很快，对中国都寄强烈期望于武力解决，有人认为这种谈判有损于外务省的外交大权，有失帝国国统，只好虎头蛇尾地停止了。不过还时有藕断丝连。孔祥熙还不罢休，又委托他一个叫樊光的亲信，住在上海和我们联系，中转联络员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他那时住在香港。后来因为我们扶植了汪精卫，又要求蒋、汪合作，蒋顾虑这会失掉抗战的民心又作罢了。后来开展的是姜豪路线①。这条路线原是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小野寺信中佐开辟的。姜豪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委员。通过他，我们和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接头，开辟了和ＣＣ系陈立夫、朱家骅的路线。可是五月间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姜豪，后来屡次交涉，才释放了姜豪。姜于是被召回重庆询问情况。接触一度中断。一直到七月底，姜豪衔蒋的密令，到香港要求和我们重新谈判和平条件。由于影佐少将的‘梅机关’正全力扶植汪精卫成立新政府，还跟华中派遣军的‘小野寺机关’发生了严重的对立，这时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为了完成和重庆的这项工作，把我也调到了总司令部。我这时委派了吉田东祐为特派员，在澳门和姜豪会谈。后来发生了经费报销的问题，重庆有意让日方全部报销，这就发生了困难和争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上策是我亲自和姜直接面谈，试探一下他的路线是否有价值，我要求他在上海见面，他不来，因为‘梅机关’逮过他，这样我只好委托驻香港的武官铃木跟姜在港晤面。铃木上过所谓宋子良的当以后，坚决要求姜豪必须携带重庆政府中枢有关的身份证明书才可与之谈判。姜接受了这项要求，便返回重庆，讲明次年的２月中旬返回香港，可是就在这时，汪兆铭政权宣告成立，这条路线又告吹了。”
①孔祥熙路线，从１９３６年即已开始，至１９３８年九月以宇垣一成辞职而作罢。
①姜豪路线，这条路线于１９３９年１月开始，至１９４０年结束。
冈村微笑着插言：“怎么样？诚如我当初预言的那样吧？扶植汪政权只能是我们的一个累赘。我是武人，我们看重的是握有实权的人物，像汪精卫那样手无寸铁光凭嘴巴游说的政客，一钱不值，真不知汪精卫这位夸夸其谈的政客怎么会被几任内阁如此看重。……啊，对不起，我打断了你的汇报。
请问，现在你手上还有什么可以继续利用的线索吗？”“有，那就是现任燕京大学的校务长、美国的司徒雷登。”
“啊！是这样！”冈村是第一次听见这个情况，他惊讶地睁大眼睛问着：“索爹死嘎？（是这样呀？）”
今井看着将军疑讶的目光，无形中受到了更大的鼓励，他赶紧说：“将军，我坦率地说，从１９３８年我军攻占了广州以后，我就看出单凭武力解决中国事变是很困难的了，南京陷落、徐州会战、汉口大战，我们也都曾经看做是和平解决的良好时机，可是这些希望全落空了。究其原因，不外是中国地大，蒋自己尽可以躲进大西南的深山，借重我军的力量，消耗杂牌军和八路军，坐享更好的机会，所以，三次近卫内阁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既是军阀，又是政客的蒋介石，非常的狡猾，他从战争一开始，就驾驭着‘抗日’和‘亲日’的两匹马，他利用着两套人物，该使用哪套人物，只是看时机罢了，这也是复杂的中国政界所决定的。所以从那时起，我便同时开展了几条通向重庆的路线。从去年２月起，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号人物王克敏，就跟司徒雷登秘密地进行过联系。司徒雷登这位生在中国杭州、多年在中国传教的牧师的儿子，在美国接受了正规教育，又返回中国工作，闻名全国。他和现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也正因为这样，才深得蒋介石夫妇的特殊信任。从事变到现在，司徒雷登做为第三国人，我们没有限制他的行动，他被特殊批准在北平、重庆间有自由行动的特权。当然，我们利用了这个特殊情况的关系，他可以把日军对重庆政策的真相转达给蒋介石，同时又把蒋对日方针的内情密告给王克敏。为此，我们派了两个人去联系，一个是田川大吉郎议员，另一个是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喜多诚一，连板垣都亲自过问这件事，热忱地进行联系。现在由我来接手这条线索。情况也不大乐观，因为他往返北京和重庆的时间过长，一去就是半年，所以联系起来很不方便。不知将军阁下您是否有什么可靠的居间人？”
冈村又给今井斟了一杯甜酒，才说：
“经过慎重考虑，我选择了现在华北政务委员会担任要职的殷同①。这个人出身于日本陆军军需学校，我跟他早就认识。我当时担任关东军参谋副长，有一天他突然到我私邸来访，原来他是受华北政务委员长黄邪和华北最高军事负责人何应钦二人之命，暗中刺探关东军的和平态度的。在我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的过程中，我有机会多次和殷同见面，关系密切。我知道他和重庆的王大祯是同窗，我想起用他和王大祯联系，这件事我想委派你专职管，你意下如何？”
①殷同，出身于日本陆军军需学校，与当时任关东军参谋副长的冈村宁次很熟，曾参予签订《塘沽停战协定》。１９３７年中日爆发战争后，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担任要职。因他与任重庆要职的王大祯是同窗，故派他前去联系。１９４２年８月３０日，殷同与重庆王大祯接上联系，开始谈判“和平工作方案”，此后，由重庆派何沛石驻殷同私邸，担任联络，建立电台，每周通话一、二次，由冈村签署一份防哨线通行证由何沛石使用。
今井站起来，双手垂立恭敬地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我当然乐意为将军效劳。”
“好吧，我们今天谈的挺好，干一杯！”
他们两个人一扬脖儿，一同干了杯。
“你喜欢钓鱼吗？”冈村说着，走到一个柜子前，从里面拿出了鱼杆，让今井观赏。
“您好雅兴，我不行。啊，您的鱼杆可真讲究呀！”
“是的，在汉口，炮打得那么紧，我也在钓鱼，许多战役的部署，就是我在钓鱼的时候思考出来的。好，等事情有了眉目，我要约你一块来垂钓呢。”
今井知道该告辞了，便站起身，双脚一并，行一个军礼，说道：
“谢谢您，我盼望着那个日子早日到来，更盼望着您所拟定的那个‘百万大战’，早奏凯歌！”
冈村宁次微笑着，破例把他的下属幕僚送到屋门口，说了一句：“关于‘桐工作’，我希望尽快能听到佳音。你可以破例随时来见我。”
二
时光流逝，转眼之间，进入了１９４２年。
５月１日清晨，还没有吃早饭，李大波和红薇就赶到司令部的驻村——刚转移到饶阳的张保村一片枣树林子里开会。是冀中直属机关干部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到的人很多，把长满了枝叶的枣林都坐满了。
先是区党委书记黄敬讲解政治形势。李大波在北平“一二九”运动时就认识的党的地下工作领导者。他讲到了欧洲战场、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和非洲战场，以及这些战场和中国的联系，他的讲解深入浅出，使干部增加了许多知识，大家听得入了迷。李大波坐在人群中静静地听着，在心里不住地为这位老北京大学的高才生暗自叫好。
他讲完之后，是吕正操司令员讲后。他讲的是眼下的形势和任务，实际是动员反“扫荡”。
“同志们！从今天起，华北头号敌酋冈村宁次对我们冀中区的大‘扫荡’就算开始了。我们对敌人的军事动态和作战部署已经大体上摸清。从今天到５月１０日，敌人用十天的时间，调动他的坂本支队、白泷部队、小川部队、山崎部队，总兵力五万多人，分区分段，沿着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滏阳河对我全区形成一个包围圈，从第二期１１日至１５日开始，向中心区推进，实行全面出击，第三期从１６日至６月中旬，划分地区进行反复‘扫荡’。敌人把这次‘扫荡’，叫做‘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剔抉清剿’。”他手持一根藤杆，在一块黑板上用扣钉钉着的地图上指着，做着详细的讲解，“现在据十分区报告，大清河北已经开始了‘清剿扫荡’，渡过了大清河，压到咱河间、肃宁、博野、蠡县、安国一线，近几天又压到滹沱河北岸，敌人正沿河设立临时据点，到各村抓夫运柴，每隔一二里堆柴一堆，夜间点火照明，设立游动哨，加紧巡逻，还在下游的臧桥闸口，落闸截流，已经封锁了滹沱河。再看西面的敌人，从平汉路步步向东压缩，现在已压到安国、伍仁桥、深泽、束鹿一线，安平、饶阳城里也增了兵。再说南面敌人，从石德路沿线北进，辛集、磨头、衡水各据点、岗楼也都在增兵。东面的敌人，顺着平大公路南下，河间、献县、小范、武邑一线敌人都在增加，看来是要封锁平大公路和滏阳河。总之，四面敌人都向我军区步步为营地压来，敌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寻找我军主力作战，妄图搞垮我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关。我们这次反‘扫荡’的任务，就是要突破敌人布置下的这个包围圈，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部队分为几路转移到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