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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启示录(柳溪)-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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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可以做到。我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这你们可以放心。”
  “那好。”后来他俩又问他一些东北伪满的情况,特别是他的家庭。“令尊大人在满洲国居何要职?”
  “他以著名缙绅人士入阁,给郑孝胥做帮办。”
  “听说共军在那里闹的很凶,是吗?”董道宁单刀直入地问着。
  李大波听到说共军,便冷静地思忖着,他想,这个亚洲司第一科科长指的一定是在东北森林、山地坚持战斗的抗日民主联军,一涉及到这问题,他唯恐露出马脚,便含糊其词地说:
  “是的,他们的人数不少。”
  “日军的力量怎样?”高宗武插话。
  “关东军约一百万,镇守着各地。”
  “你老家黑龙江翠峦怎样?”董道宁追问着。
  “时常有抗日联军出没。”
  “那你的家很不安宁喽?”高宗武又问。
  “是的,不过,我们有成队的护院家丁,还有民团,可以抵挡一阵。再说家严怕土匪胡子绑票,已不在庄园居住,他在东北几个大城市有许多大买卖,他要巡视,经常住在哈尔滨。”
  “你家既然那么有钱,为什么你不子承父业帮助令尊大人做买卖呢?”高宗武好奇地问着。
  “我喜欢从政,因为政治可以影响国家、民生,所以不愿再做像我家严那样的单纯商人。”李大波知道这是在利用聊天审查他的家史、思想,便索性一改他的拘谨态度洒脱地说:
  “你们不是也在从政吗?我喜欢这种政治生涯。”
  董道宁和高宗武他们彼此看看,都哈哈大笑起来。“章先生,我们信任你的话是真实的,”董道宁在沙发茶几下拿出一本“满洲国志指南”,抖露着说,“这里边有记载,令尊大人的确是满洲国的肱股重臣呢!”他把那本指南的厚书放回原处,征询着上司高宗武的意见:“怎么样,可以录用他工作了吧?”
  “好吧,我附议,开始工作吧!”
  李大波拿出了纸笔,走到窗下那张大办公桌前坐下,准备记录。听差摆上茶点,便命令他退下,随后客厅的门关严,又上了暗锁。董道宁坐在沙发椅上,而得过肺病、咯血的高宗武,索性把他那瘦弱的身躯,在长沙发椅上放平。这几天他风尘仆仆,来去匆匆,违反了蒋介石的密命,按周佛海的指示潜去一趟东京,直接跟日本军部参谋次长多田骏谈判,既紧张又害怕,总在防备着戴笠的军统特务侦察他的轨外行动而密报蒋介石,所以他真有点身心交瘁,疲劳不堪。他躺在那里,不时喝点法国香槟酒提提神。
  “这份材料是要写给周胖子的,”董道宁说,他指的是周佛海,“所以要如实地说,您看是不是这样?”
  “是的,跟日本的价码总是谈不拢,我怎么给老头子汇报呢?他很着急,恨不得马上停战,他发脾气说,他着急不是为的失地千里,而是只要日本一占领,中共的军队就马上开到那里打游击,发展起来,眼看着中共坐大,是将来的大患,所以他总是想让日本明白这一点,中日双方要干的是共同防共、融共、灭共!”
  董道宁站起身,夹着烟卷,走到屋子中央,望着脸色焦黄的高宗武,用煽动的口吻说:
  “高司长,此次我到东京,住在筑地的小松旅馆,影佐和今井都来看我,并带我参观了日本的许多城市,可以说,自从他们占领了东三省、华北和华中的许多城市,他们真的一下子富了起来。东北的大豆高粱,华北的煤炭、钢材、棉花,华中的大米、丝绸,还有丰富的劳力资源,都源源运往日本本土。据我看,日本现在提出停战议和,绝非战败求和。给我的印象是,日本为了解决事变采取了从来没有过的高风格的道义方针,我以为日本的国力眼下是有充分的余力去彻底解决中日事变的。”
  李大波仔细地听得入了神,他不住地在纸上做着记录。“这不用记,”董道宁摆摆手说,“这不过是我的观点,看法,印象而已。”
  李大波停下笔,专心致志地听。
  “好,你这样记吧,”高宗武眯缝着眼说,“宗武在香港三次与西义显和伊藤芳男接触,转达蒋委员长内定的谈判意图,日本政府起初很重视,但随着日军在中国的进军,特别是‘二·二六’以后,强硬派占了上峰,因而我们双方产生了很大分歧:中国方面坚持希望在蒋先生的领导下实现对日和平;而日本方面,越来越表现出欲以其他要人代替蒋先生的明显意图。明确地说,他们主张依靠汪兆铭出马收拾时局,也就是说,日本打算重新培养一个傀儡的中央政权,如同伪满培养溥仪一样。你记录下来了吗?”
  “完全记录下来了,一字没漏。”李大波说,“要我念一遍吗?”
  高宗武摆一摆手。接着说下去:“由于周部长的指示,应直接与日本当局谈判,为了说服日本仍应以蒋先生为对手做一次最后试探,宗武遂与伊藤乘‘日本皇后号’轮船离开香港,于横滨上岸。然后来到东京,住在筑地的花蝶饭店。几次与今井武夫及高桥坦大佐谈判,日本的意图顽强地未变,依然是要求蒋先生下野,而且没有改变主意的指望。恰在这时,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全力向广东进军,而防卫广东的广东军军长余汉谋已派人与日军联系。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此次连昭和天皇的弟弟顿宫博士(他的公开职务是上海福民医院院长)都亲自出马当联络员,从上海来到香港,与余汉谋的代表进行接触,想用他们的谈判来促使我改变态度,其实,我已不再谈最初的意图,而专心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因此我的谈判只得暂告一段落。究竟今后如何进行,请指示!”高宗武说到这里,突然爆发一阵干咳,他的胸痛病又犯了,咳得流出眼泪,往素白的手绢吐出一口痰,一股血浆立刻就染红了手绢。谈话中断了,董道宁立刻喊仆人把家庭医生请来,给他打针服药。
  送走了医生,董道宁和李大波把高宗武搀扶到楼上给他专门预备的卧室,盖上鸭绒被,让他好好休息、睡觉。因为给他注射了脱敏的镇静剂,他很快就停止了咳嗽,香甜地入睡了。董道宁把门关好,跟李大波踮着脚尖,走下楼,回到客厅里来,继续整理材料。
  “没有他参加更好,”董道宁向天花板指了指,那楼上正是高宗武的卧室,“他犯病,是给吓坏了。”
  “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李大波装出懵懂的样子问着。
  “因为你来自满洲国,所以我信任你,这话我也只能跟你说,”董道宁压低了声音,用耳语的声音说着,“高宗武他是受蒋光头委派来谈和平条件的,日本一个劲儿进攻,条件老变,总也谈不拢,他无法回去交差,这是其一;其二是蒋只限于他在香港停留,而他却擅自到了东京,他听一位军统里的朋友对他说,军统香港站已把他去东京的消息密报给老蒋,老蒋把侍从室的陈布雷叫来,问询情况,蒋当时很是生气,拍桌子瞪眼地大骂他:‘高宗武真是个混帐东西,是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他听了这个情况就害怕了。”
  “高司长是为和平谈判去的,难道蒋先生不能谅解他吗?”
  李大波故意这样问着,套他的话。
  “嗐,你真是个书呆子,蒋这个人是冷血动物,他翻脸不认人,手黑眼硬,告诉戴笠一声,马上小命就玩完啦,他还不是怕被暗杀吗?”
  “那他怎么办呢?”
  “我看他是不想回去了,他会以旧病复发,隐居香港,以观动静。”
  “那您有何打算呢?”
  “我吗?”董道宁沉吟下来,他实在没想到这位“满洲国民”,会闪电般问出这句话来,他心想,这人虽然初次谋面,但家底可靠,又是满洲的首富,国务大臣的金兰之好,今后也未必不是他依靠的力量。于是他假装口渴,喝了一阵水,思考了一下,才说:“老弟,你我虽是萍水相逢,但一见如故,我跟你说实话吧,自从我去了两趟日本,接触了一些日本的上层人物,我思想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我以为日本这架战车,是由裕仁天皇驾驭的两套马的马车,一套马是日本军部,一套马是日本内阁。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以武士道立国的军国主义国家,时常为自己的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而欲开拓疆土,所以军部的这套马就往战争上拉,是日本的强硬派;内阁的某些老家伙,总要防范苏俄,在对华战争上持稳健态度,只想先保住满洲,促成华北自治。但依我看,军部一派会战胜,因为天皇也倾向到强硬派这一边了。于是,我对自己的前途也重新做了安排。”
  李大波在听他说话的时候,频频地点头,显得他特别虔诚地在洗耳恭听,董道宁刚一停住讲话,他就问道:
  “目前是关键时刻,您做怎样的选择呢?”
  “我想,既然日本是要战胜的,而他们选择的又不是属于英美派的蒋先生,选中的是他们心照不宣的老朋友、亲日派的汪副总裁,那么我就要跟着他走下去了。往后,咱们就是中、日、满一家了,所以,你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务必在日本选择汪兆铭先生另立中央政府这一点上多加渲染。这材料我是准备直接递交周佛海部长的。目的是让他拿给汪兆铭过目,把这个绝密的信息捎给他。”
  “好吧,我尽量按你们交谈的事实整理,如果整理的材料你看后觉得分寸不够,你还可以亲自修改,润色,然后我再重新誊清,我不怕费事。”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听差的开了门。这是两位身穿海狸皮领大衣和藏篮呢子大衣的日本客人。隔着玻璃的落地窗,董道宁急忙从沙发椅里站起身,对李大波说:
  “这是日本的谈判代表西义显和伊藤芳男来了,你回避一下,先把刚才那份材料整理出来吧!”
  李大波拿起那叠纸和毛笔,铅笔,退到客厅旁边给他收拾干净的那间屋里去了。

  李大波回到小屋里,关上有暗锁的门,又插上销子,便铺开极薄的美浓纸,用蝇头小字,简单扼要地先整理出一份向党组织的汇报。把它叠了叠,叠成比桂林腐乳还小的四方块,垫在靠里面的一只桌子腿下。做好伪装隐藏,只等设法送出去。然后他把门上的插销和暗锁轻轻打开,又把写材料的大纸铺在桌上,拉出写作的架式,他刚写好“呈中央宣传部①周佛海部长”几个字,便停顿下来。因为从隔壁的客厅里,传来了日本人哈哈大笑的声音,夹杂着日本人粗野的话语声“腰细,腰细,太——腰细”,他不知道这两个人何以这样高兴地赞扬,但是那种在每次日军“讨伐”时都能听到的特殊声调的话语声,使他身上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他情不自禁地停下笔,皱着眉,实在写不下去了。
  
  ①此外指的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他心里真是痛恨这些明汉奸、暗汉奸的魑魅魍魉,这些人明里暗里跟不共戴天的仇敌勾结,于国家、民族、人民的兴亡、命运于不顾,其寡廉鲜耻,真令人发指、气愤。但他只有劝自己多加忍耐更加巧妙地隐蔽,以图把黑暗的内幕情报搞到手,由党进行无情地揭露,才能遏止这股妥协投降的逆流。于是他由此又想到如何将这情报妥靠地送交出去,后来他又想到了红薇,他眼下无法跟她通信,她一定是在日夜为他悬心。最后他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法跟董道宁把关系拉得更近,取得他完全的信任,争取对他放宽待遇,再通过跟朱丽珍新编出来的关系——定婚的夫妇,以便把消息送出去和给杨承烈、红薇取得联系。……
  冬日的傍晚来得迅速,短暂的夕阳不久就从西边天际消退了。
  日本的联络人员西义显、伊藤芳男在客厅里跟董道宁说了一阵有关和谈条件密约的话,得知高宗武旧病复发,便到楼上卧室去对高宗武进行慰问。他们上楼的当儿,董道宁匆匆来叫李大波的门。叫他也跟着一块儿到卧室里去。他是考虑怕临时有什么要记录的差事,好让这个司书办理。高宗武被橐橐的脚步声和开门声惊醒了,他掀开蒙头的缎子鸭绒被,露出了他低烧带来的两颊绯红的脸庞。看见是他日本的老朋友来到了,他就急忙推开被子要下床。西义显赶紧把他按捺下,说道:
  “知道贵体欠安,特来探望,请安心静养,暂下考虑国家大事。可告慰者,是战争指导班①的崛场一雄少佐起草拟就的《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由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大佐②转呈各省讨论,已得军部和御前五相会议的通过,现在可以以这个和汪先生做谈判的基础了。高君,你没有白辛苦,为这个奔波劳碌累病了也是值得的。是吧!”
  
  ①1938年5月。日本为了推进中国大陆战争,大本营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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