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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枉来土城看守所。许以祺有一篇《〈钟声无恙我将归〉——李敖二度出狱有感》，颇能知我，全文如下，用做我牢狱生涯的总结：
李敖是去年7月第二次被关进台湾牢里。今年1月，我有些杂事去台北，有些念着他，就决定去土城监狱看看他。那天倒是晴天，暖暖的太阳使人幻觉春天已经来到。我叫了一辆计程车直驶土城。满以为到了土城乡下可以呼吸一些清新的乡野空气，谁知计程车一路驶去未出台北就到了土城，原来这两个城镇已连了起来。土城满街竞选的招贴又污染了视野，换来我一肚子的不高兴。到了土城监狱，李敖又不肯出来会客，狱警说“他在黑暗里寻找光明”。后来想想，何必去看他呢？真要是见了他又能说些什么？
在回来的路上，忆起1979年在台北金兰大厦看他的情景。离前一次看他已匆匆十五年。我们谈了几个深夜。他瘦了些，却精神抖擞。表面上仍然童心未泯，骨子里却深沉得很。我看他很怕冷，穿得出奇的多。后来知道他的胃也不好，同他的关节炎一样，都是在牢里造成的。我问他牢里的日子可好？他嘴角带动一下，没有笑，就岔开话题谈别的。后来我忍不住又问他，他长长地看了我一会儿，指着客厅里的钢琴说：
“这是我在牢里赚的钱为我女儿买的！”
“在牢里能赚钱？”我诧异地间。
“我为其他的牢犯写状子。”
“能赚这么多？”
“其实赚的不止此数，其他的都分给难友了！”
我知道李敖常接济他所同情或佩眼的人，不过听他自己提起还是第一次。此后他再没同我谈过牢里的事情，当然更谈不上他的感触了。他把牢里的事看成很私己的，不愿别人共同负担。同李敖作泛泛之交很容易，他对世俗的兴趣也大。但总要同他深交而且触及他的灵魂时，才能真正喜爱他。他的一首旧句很能道出个中滋味：
何必空杯容索寞？
何不仗酒打山门？
醉眼未开开应笑，
又请朝阳斩黄昏。
今天在台湾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多数都养尊处优了。大家很忙，只能用闲情来关怀刘青；也只能以“冷静”、“旁观”的态度看“美丽岛事件”、“陈文成事件”，并以此态度为骄傲。不论正反，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参与的热诚，更不必谈“舍生取义”了。知识分子的“漠不关心”已成了近二十年来的世界性气候，形成了新的酱缸。假如说要找一个为理想、为原则死拼的怕不多。李敖却是一个，他的独立特行，使他孤零零地与别人远远地分开。近十几年来，不论在牢里牢外，他总像个走钢索的江湖艺人。许多人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我总是替他担心捏汗。他倒是艺高胆大，斗志激昂，偶有失手也不气馁。三年前他复出后，仍不改江湖艺人本色，走他自己的钢索。在这种情形之下，实在无法用常人的价值去衡量他。对他自己的价值，他是自负而肯定的。他的另一首旧诗就写他自己的这种心境：
上帝所造皆鼠子，
抬头我却笑天公。
冷眼白尽世间相，
漠然无语傲群生。
李敖常常用自己比耶稣。我同他说这是不能比的，耶稣的爱心泊只有神才有。他说同耶稣比受难总可以吧！我倒相信他同耶稣一样都能背十字架，不过耶稣是为世人背，李敖只为自己的理想、原则背，这也是神同人的分野。李敖毕竟是读历史的人，他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历史观点出发。这是很可取的观点。他的耐力、韧性或都源于此。他勤奋，重视自己的时间。他精力充沛，警觉性高，融会贯通力强。我总觉得他像一面镜子，看到他，会使人想到自己，反省许我事情。同他在一起，总使你觉得他负有重大的任务，也亟待完成。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
烟尘弥漫千重雾，
辛苦或失楼前树。
达者无为无不为
且为后世铺长路。
1980年再去看他时，他说他正在写有关谭嗣同的历史长篇。他滔滔不绝地讲谭的满腔热血，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胸怀，以及谭的文学造诣。戊戌政变失败后，谭不愿逃走，宁可以死酬国，在菜市口被清廷斩首时毫不畏惧从容就义。李敖当时讲得很激动。这种事本来就是使人感动的，但对李敖，却不止此。你会觉得他是在身体力行。那天我们谈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带来一个扇面送我。他记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写几个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面谭嗣同的诗给我。前首八句颇能表达李敖自己的情怀：
无端过去生中事，
兜上朦胧业眼来。
灯下髑髅谁一剑？
尊前尸冢梦三槐。
金裘喷血和天斗，
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傥客心忏悔，
愿身成骨骨成灰。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说李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斗志。二十年后，本性未改。许多人说李敖这样下去迟早是一个悲剧角色。看他的诗，看他对谭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也有准备似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这些在外面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精英，但是你们为中国做了些什么？这是李敖对我们的期望，而我们对李敖的期望是什么？李敖第二次入狱，多少人觉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听途说，落井下石，我们连起码的把人同事分别开来都做不到。我们在乎的还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则支持。
苦心岂免含冤怨？
求全难燃已死灰。
如今哪复沧海日，
钟声无恙我将归。
李敖二十年前写这些句子时，可能是为情而写，正像他写的其他东西一样，迸发强烈的历史感。今天再读它们，仍可在不同的层次里揣摩它的意义。“钟声无恙我将归”，二月初他出狱归来，立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大曝监狱黑暗内幕。他说六个月的牢不是白坐的，他看了一卡车的书，写了三十万言，出了六本书，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小说。
这就是李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斗志。对于他，我们能说什么？
李敖回忆录16 笔伐（1982—1992 四十七到五十七岁）
16 笔伐（1982—1992 四十七到五十七岁）
我生平写作虽多，却始终没办过自己的杂志，过去主持《文星》杂志，是鹊巢鸠占，不算是自己的杂志。《文星》被封后，我申请不到杂志执照，后来坐牢，一连十四年大霉运，高办杂志愈来愈远。十四年后复出，在1981年申请杂志执照，“行政院新闻局”在该年4月18日按出版法第九条给了我《千秋评论杂志》执照，但在一个多月后，却又快速按出版法第十一条“技术击倒”了它，使我因冤案入狱而不得为杂志发行人。这一内幕，值得细说。
我二十四岁拿到台大毕业文凭后，一连二十二年都长捐箱底，一直没有用它，因为我没有正式职业，文凭对我毫无用处。不过，到了1981年我四十六岁时候，它派上了用场，因为我想办一本杂志，申请杂志执照要用大学毕业证书，我就申请了一张《千秋评论杂志》执照（局版台志字第二七七五号）。可是，这个执照很微妙地害到了我，执照发下来（1981年4月23日）才五十五天（1981年6月17日），我在地方法院已判无罪的官司（萧孟能自诉李敖所谓侵占案），突然受政治影响，一夕之间，竟被台湾“高等法院”的法官林晃、黄剑青、顾锦才三人枉法裁判为有罪（1980年度上诉字第二四九八号）！这一判决，微妙反映了外界“选举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论为什么口耳相传，也反映了争取自由的长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价与牺牲。妙的还不止这种巧于配合的枉法裁判，还有更妙的。在枉法判决后二十三天（1981年7月10日），我突然收到台北“1981府新一字第三一○三一号”市长李登辉的来函，说：“一、准‘台湾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略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二、依出版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杂志之发行人。另同法施行细则第十六条规定：新闻纸、杂志……之发行人有出版法第十一条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十条之规定申请变更发行人登记，注销其登记。”收到这封来函后，我又大惑不解、又恍然大悟。大惑不解的是：李登辉如果希旨承风，想封杀李敖的《千秋评论》杂志，尽管依例通知可也，何必抬出‘冶湾高等法院”来呢？恍然大悟的是：不抬出“台湾高等法院”，封杀的依据，只能根据报上李敖判罪的新闻，这样证据力就弱了一点，因此抬出“台湾高等法院”来，一切就都站得稳了。更妙的还不止台北当局这封来函，还有更更妙的。这来函中“说明”之“一”中，就完全露出了马脚。“说明”之“一”指出，台北当局是“准台湾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而要李敖“前来办理变更发行人登记手续”的，但是，怪事来了，因为按照台湾“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只是裁判书正本“送达于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而已，又何必去“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给台北当局呢？“台湾高等法院”在本身忙得案犊劳形之时，居然好整以暇，写信给台北当局，告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这不是天下怪事吗？难道法院承办审理业务之不足，还要兼办箝制言论的通风报信吗？这种行文，岂不是太明显的联合作业封杀李敖吗？更微妙的是：这一杂志执照是“新闻局”局长宋楚瑜核发的，而李登辉给我的信中，却明列“副本收受者：行政院新闻局”字样，这又明显有违行政作业的常规，因为在我尚未拒绝申请变更登记前，毫无知会“新闻局”之理，可见市长李登辉知会局长宋楚瑜，全是两条蒋家走狗的串通法院的联脚作业。当然，我是不会做变更登记的，但我略施巧计，就打垮了他们的作业：按照箝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二条，出版品分为三类：一。“新闻纸类”。二、“书籍类”。三、“其他出版品类”。再按箝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三十六条，出版品如违反本法规定，主管官署得为行政处分：一、“警告”。二、“罚援”。三、“禁止出售散布进口或扣押没入”。四、“定期停止发行”。五、“撤销登记”。这一条中“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是箝制“新闻纸类”的致命法宝，但对非“新闻纸类”的“书籍类”，却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书籍类”既非“按期发行”，自然所谓“行政处分”，也就至多不过即时查禁了事。而“新闻纸类”却可来个查禁一年，或撤销登记。换句话说：对“书籍类”，处分只能及身而绝，不能延伸；对“新闻纸类”，处分却能断子绝孙，可以延伸。因此，理论上，一个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则在某种形式上，几与杂志无异；虽然在事实上，全世界几乎没有这样多产的作者，能够维持——经年累月的维持——每月十万字这种写作量。就这样的，虽然《干秋评论》杂志执照被封杀了，但我的《千秋评论》（全名《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就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出国民党不意的情况下，“创世记”一般地出现了它的“创‘书’记”。这种突破与成绩，足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矣！
《千秋评论》的开始，是典型的忧患之书，因为它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正在第二次政治犯牢中。在我入狱前夜，“汝清”陪我预先编好了前六册，在1981年8月10日入狱当天的清早，全部交给了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这种作法，活像诸葛亮“预伏锦囊计”似的，只要林秉钦每月“拆开锦囊视之”，即可付印成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