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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爵
清政府根据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原有地位的高低，对朝廷效忠的程度与功劳的大小，此前在俄国兀鲁思的多少，以及归来后剩余属民的多少，分别授予他们①汗、②亲王、③郡王、④贝勒、⑤贝子、⑥镇国公和辅国公等爵位。上述6等爵位以下又有一、二、三、四等台吉或塔布襄，担任现职的首领称为执政札萨克，不担任现职首领称为闲散王、闲散公、闲散台吉、闲散塔布襄。他们领有与其爵位相应的额定的人丁，如汗有１００个人丁，亲王有６０个人丁，最低的四等台吉有４个人丁。人丁也称随丁，为各自的主人服务，不另外负担官差赋役。“这些人丁也称为优免人丁（内蒙古蒙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６４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１７７１年１０月２４日（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颁布对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封爵谕令：
渥巴锡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
策伯克多尔济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毕锡呼勒图亲王。
舍楞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
恭格为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部土谢图贝勒。
默门图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济木哈朗贝勒。
达什敦多克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一等台吉。
沙喇扣肯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乌察喇勒图贝子。
奇布腾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伊特格勒贝子。
雅兰丕勒为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部阿睦尔聆贵贝子。
１７７１年１１月７日（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乾隆又在避暑山庄根据舒赫德、渥巴锡的上报资料颁布了对土尔扈特部另外３４名首领封爵谕令，共封有贝勒１名，辅国公１名，贝子２名，其余为台吉。
二、胜利后的骄傲情绪
东归的胜利，得到清政府众封，原先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出现了骄傲和裂痕。
首先是策伯克多尔济争权。为争夺土尔扈特部汗权，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早有矛盾，但是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他们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而在东归胜利的形势下，争夺汗权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又以争夺东返之功表现出来。清政府奏折中：“策伯克多尔济却以此次归顺者，皆伊意而为者，故不可封渥巴锡为汗，而应封伊为汗。颇露争执之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第二件）。及至为亲王，多加赏赐后，伊尚感悦备志，毫无陶怀异心之状。”其意这次东归，都是出自我策伯克多尔济的主意，并付诸于东归的行动，因此不能封渥巴锡为汗，而应当封我策伯克多尔济为汗，多次流露出和清政府争辩并执意坚持意见的面容，封了亲王后，才高兴一点了。
至于舍楞，由于得到清政府的宽大和赏赐感恩戴德，合起巴掌直磕头感谢，等到又封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弼哩克图郡王，更是多次表示：“我的愿望，就是这样。”他在离开承德前夕曾向清廷官员说：“我是有罪于大皇帝的人，害怕罪不容诛逃离祖国，投奔俄罗斯，原不是与旧土尔扈特共处，今得到皇帝的恩典特别深厚，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而无法报答万分之一。”舍楞自封爵之后，见渥巴锡面不打招呼，渥巴锡和他谈话连理都不理，颇露自满自恃有功之状。策伯克多尔济更是自傲争功，清政府巧妙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想从速实施分而治之的方针。
三、保持汗位，暂不设盟
渥巴锡的承德之行，审时度势，忍辱负重，接受了清政府“以众封而分其势”的政策。但是他在放任盟长问题上，致使清政府不得不慎重从事，暂不设盟。
１７７１年１１月１日（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接《福隆阿奏渥巴锡对设盟长以分其势不悦折》：
“窃昨日奴才福隆阿、白和卓、巴朗、法福里等会同询问渥巴锡等人，言：‘尔等回到部落后，乃设四个盟长，再委为副盟长，尔等属员内委何人为好？’渥巴锡乃曰：‘恭格、舍楞等人，均属我之封俗，系我携来者，若将伊等委为盟长，伊等乃并驾于我，久后伊等势必不理我也’云，殊露不快之貌。于臣等之见，设此盟长事，须待其部落住定，编讫旗分佐领后，方按照各自管辖的情况，设置盟长为妥，拟将此暂且不必赶办，而令舒赫德兼理为佳。”
乾隆御批：“是也”（《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１５９页）。
对这一奏折，乾隆予以全部采纳。
然而第二天又下一份和前一日互相矛盾的廷寄。《谕舒赫德将渥巴锡等分别安置居住事》：“渥巴锡言辞中，却称伊为正统汗之后裔，而此次投顺之台吉，均系伊所携来者，其心意是，返回伊犁，将各部俱为伊所辖之下，此断然不可，朕早已洞察此事，倘使伊等聚居一处，则于事不利，故乃令各自间隔而居，不得互通音息等情，已陆续降旨，遣谕舒赫德等，在此方针指导下，其具体措施是，在安置此辈之时，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默门图、恭格等人，分别远隔指地而居，此六人即放为盟长，此系重要之事，率伊等至各游牧后，将放伊等为盟长之处，亦即刻传谕降旨（《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１６４页）。”
事隔3天，（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得知这一廷寄后，大发脾气，指责军机大臣拟旨时错误地领会了自己的意思，表示要对九月二十五日拟旨军机大臣垂训治理，速发又一廷寄：
《谕舒赫德指派大臣分别照管来归各部等事宜》
伊等业已归附，趋至我地，虽不敢奈何，但由于目前业已露出此种可疑之迹象，我等若不予先尽心揣度，善以防范，则尚一旦发生意外之事，势必反遭恶果，其关系重大矣，故一着手办理此事，将其部落间隔而迁者，固属重要，而若使其迁只虑分散其力而行，又使伊等不致怀疑方妥，前日军机大臣拟旨，辄使其部众间隔而处，诸皆赖朕颇费心机，重训治理。该如何方妥耶？就以此事而言，我等现使迁移其牧，又不使伊等见面，亦不准互相往来，则势必招致妄生疑心，而且促激伊等生事，皆难测也（《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１６８页）。
以上就是没有立即实施设盟的主要原因。清政府从策略上考虑，设盟之事不可太急，急则生变，接受福隆阿的建议，应力求保持渥巴锡汗的名号和尊严；只是先用封爵和划分牧地两条分而治之的方针，而且要做得巧妙，不要让渥巴锡汗和各部首领疑心，而且还允许土尔扈特各部互通音信，互相会盟，以俟时机成熟再设盟长。
四、安置
乾隆对土尔扈特部安置时指出：“土尔扈特、绰罗斯等，现宜指地令居，若指与伊犁之沙喇伯勒等处附近西边，易于逃窜乌鲁木齐一带又距哈密、巴里坤卡路甚近，朕意令居塔尔巴哈台，科布多西之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密勒、斋尔等处地方（《清高宗实录》卷８８７，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后来考虑到承德入觐结束后，已到深秋季节，塞外边陲之地早已冰封雪飘，因此提出如下补充措施：“为使厄鲁特等免遭损之，即先于分别指地遣住，暂住斋尔越冬，待明年春季再行前往（《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折）。”清政府为尽快实现指地安置、间隔而居的意图（《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日折，第一件），在１７７１年秋冬即根据首领的分封情况，进行了安置。
由于东返归程，损失过大，定居之初，仍困难很多，特别是渥巴锡部众有８２５１户３５９０９人，加附牧于渥巴锡的其它各部，人数不会少于4万多人。
这时传染病流行起来。乾隆三十六年秋冬以来，天花在渥巴锡所属部众中流行，“几个月的时间出痘而亡者。已达３３９０人，就连渥巴锡的母亲、妻子、幼儿都出痘而亡（（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２００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再则，6万余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斋尔之地，矛盾不时发生，渥巴锡所率各部和舍楞所率各部、策伯克多尔济所率各部已露端倪，矛盾不时激化，偷盗时有发生，械斗之事不可胜计，清政府为了及时调和矛盾，迅速给他们划分了牧地。
清政府的收抚政策制订的是较完备的，收容部众也比较容易，抚封上层也比较顺利，但要抚养众生却是困难重重，比较复杂，几万人挤在斋尔如此狭小的地方，远地而来，矛盾蜂起，生活艰难，身体较弱，传染病无情肆虐着这部分人，随时都有全部人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在冬季，清政府还是及时地对人口进行安置疏散。
将东归的各部安置为6路，以渥巴锡为首的旧土尔扈特为4路，以舍楞为首的新土尔扈特为1路，以恭格为首的和硕特为1路。
清政府首先是对舍楞的安置，害怕其心怀多变，滋事扰边。１７７１年１１月上旬，舍楞在清官员吉福、阿育锡陪同下“率其属众，移往科布多、阿尔泰一带，以耕牧为业。”“次年５月，舍楞被安置在阿尔泰乌拉台地方，与杜尔伯特同居之，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节制，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折）。”
１７７２年１月，策伯克多尔济移驻和布克赛尔。策伯克多尔济察看后，以为该处水草俱佳，殊甚感激：“俟其弟奇哩布病愈”，即迁入和布克赛尔。该部归伊犁将军节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辖。
同时，巴木巴尔移驻济尔噶勒乌苏，归乌鲁木齐都统和伊犁将军节制，库尔哈喇乌苏办事大臣兼辖。默门图、达什敦多克移驻精河一带，归伊犁将军节制，库尔哈喇乌苏办事大臣兼辖。渥巴锡部在斋尔伊犁原地，由伊犁将军总统一切事务。受哈喇乌苏大臣兼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折）。
１７７２年５月，恭格驻尤勒都斯草原，由伊犁将军节制，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管辖。
１７７２年５月至１７７３年６月，渥巴锡先后５次考察尤勒都斯草原，终于选定了气候适宜、水草丰美的这处草原作为新的游牧地。渥巴锡多次请示，认为斋尔地方狭小，部族无法生存，现选定尤勒都斯草原，请获允准移地放牧。清朝官员即派人共同踏勘，清政府允准移牧。
１７７３年９月（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渥巴锡率所领土尔扈特南路盟分6队，在厄鲁特兰翎伊斯麻里，及熟悉道路的维吾尔族人噶札那奇伯克和买麻特·克里木向导的指引下，向尤勒都斯草原移牧。此前的７月，清政府将原在尤勒都斯草原游牧的和硕特恭格部，移牧于博斯腾湖畔以西以北之地，以便腾出尤勒都斯草原供渥巴锡部游牧。
至此，4路旧土尔扈特部、1路新土尔扈特部、1路和硕特部游牧地确定，西到博尔塔垃草原、东到博斯腾湖畔、北到科布多、南到塔里木河流域，以旧土尔扈特南路渥巴锡汗王府驻地尤
勒都斯草原为中心，东西相距２０００里，南北长达４０００里，并沿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