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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4月8日，一个叫甘言春17岁高中生因为没有穿校服而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训话。因为此事，甘言春所在班上的流动红旗被取消了。心情不畅的老师在批评完甘言春以后便把他的父亲叫到了学校。可想而知，被老师训斥的这位父亲回到家以后自然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到了儿子身上。甘言春怎么也想不明白，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身为老师和身为父亲会如此怒不可揭。面对流动红旗的被取消所带来的集体荣誉的损失以及父亲责难的双重压力，这位马上就要考大学的高中生于两天后的4月10日，离家出走了，至今未归……
就在同一天，江苏南通一位叫黄文静的16岁女孩，在《流星花园》的感召下也悄无声息地出走了。其父在事后泪流满面地对着电视机镜头说道：我们为了她能够考上一所好的高中，对她的管教太严厉了。我们没有和她好好地沟通，我们只想她如果能考上好的高中能给家里添光彩。最后这位父亲近乎哀求地说道：女儿你回来吧，爸爸一定不再说你了。或者你看到电视后一定给我们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自从你出走后，你妈就病倒了。现在家里每天都笼罩在一片悲伤之中，女儿你回来吧，回来吧……此时，这位看上去两鬓发白的老父已经老泪纵横。
2002年8月8日，一名叫郭治蓬的青海西宁市中学生，因为学习成绩滑坡遭致父母的训斥而离家出走。整天以泪洗面的父母在给媒体的一封信中写到：孩子你回来吧，我们一定会改变以往的教育方式……
在上述事情发生之后不久后的一个下午，一件更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在哈尔宾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中，一位16岁的少年许某终于忍受不了母亲长期的冷漠、训斥和打骂，在那个下午的3点左右，他似乎像大义凛然般的英雄，拿起了母亲每天为他做饭用的那把菜刀，向他的那位亲身养育他成长的母亲砍下了30多刀。砍完之后，他解下了他母亲随身携带的钥匙，打开了家里装钱的箱子，从里面取出了家中唯一的500元钱，然后他约了同学去了他们平时经常去的网吧里上网。其间，他若无其事地告诉他的同学，刚才他把他的母亲给杀了。事后公安机关听许某的邻居说，许某是下午三点多一点离开家的，当时许某穿着一身干净的白衣黄裤，神情镇定自若，丝毫没有作案的迹象。
这似乎像一部电影中的一个虚拟故事，然而它却如此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这使我们不得不对这场家庭悲剧进行深刻地反思。首先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杀人者的自白吧：“两年前，我的母亲下岗了，爸爸蹬三轮车，家里的生活虽拮据，我在物质上却没有太大的奢求，但是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父母间的吵架、父母的无知。我和他们之间根本不可能沟通。我的母亲永远不能理解我，有时，我的心情十分苦闷，便独自骑自行车去散心，回家晚时，妈吗不问青红皂白，轻则训斥，重则打骂。让我感到很无助。我恨死他了，我就想杀死她。”
“因为在家里得不到温暖，一年前，我迷上了上网，开始是打电脑游戏。那时候，我把在游戏里的厮杀当成了我在现实中的生活，觉得非常刺激有趣，每次战争胜利后，我都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那种感觉舒服极了。后来我又迷上了上网聊天，可以在网上交很多很多朋友。我情愿活在网上，也不愿意在那个压抑的家中生活下去。”
当记者问到你杀了自己母亲后不后悔时，许某从容地答到：“既然已经做了，我就不会后悔，大不了一命偿一命。”
这就是一个少年杀人犯杀其母亲的全部动机。当然法律只会以一个生命的被害为依据来把这位杀人犯送进监狱或同样结束他的生命以便实现法律的昌明和公正。当一声枪响之后、当众多媒体幸灾乐祸般地大肆报道之后，我们似乎又在等待着下一个相同故事的发生。很多家长在读了类似的报道后都会异口同声地骂到：这个小王八蛋，这个小没良心的，怎么能这么狠心杀死自己的母亲！这种人就应该枪毙！然而人的悲哀就在于，当他的思维只被教导在一种模式中运行时，那么他永远就像一个掉在井中的猕猴，在坐井观天中呆视着头顶上仅有的一片天空。因此他从来不会去想这天外是否还有天。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位17岁的青少年之所以过早的以一个杀人犯的名义而结束了自己本应灿烂的前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于他的家庭所造成的。对此案的发生，黑龙江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委员赵任说道：目前，大多数学校只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对孩子的品德教育，这影响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还有最重要的家庭教育，许某的父母中年得子，非常溺爱，同时也想严厉地管教孩子，但由于不注重教育方法，和孩子缺少沟通，导致了孩子的逆反心理，最终酿成悲剧。
在此我想提醒广大的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许某与其父母的难以沟通是因为他的父母缺乏文化所致。是否有文化只意味着沟通双方能否达到一定的沟通深度，但它的前提是，如果没有沟通的基础，如果缺乏沟通最起码的平等，那么一对颇有文化的父母比一对淳朴的农村爹妈对于一个本性天然的孩子来说更具有危险性。因为当一种被称为文化的东西如果偏执地以命令的方式去强加于另一个并不领情的生命时，那么这种文化就没有任何意义。数年前，在北京的一所著名的大学里，有一对具备高文化的教授就是这样被其儿子杀死的。而这场悲剧的起因竟然仅仅是因为两千块钱：一天晚上，儿子向母亲要两千块钱。因为当时已经深夜，家里凑不到两千块钱的母亲于是对孩子说，家里的钱现在不够，等明天一早妈妈去银行取了钱后再给你。这原本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在这位儿子眼里却是意味着妈妈的拒绝。于是，顿然间怒气冲天的儿子跑进厨房拿起菜刀冲向了他的父母。就这样，两个具有教授身份的生命顷刻间化为乌有，一条生命一千块钱，两千块钱两条生命。然而，难道这两位教授生命的毁灭仅仅是因为这两千块钱么？全然不是，这或许是迟早的事。因为在他们的家庭中，由溺爱所导致的一系列错误的教育方式，从而使他们的孩子早已对他们怀恨在心。在法庭上，这位杀人孩子是这样对法官说的：“因为我的父母到死也不知道我真正需要什么，他们根本不懂得怎么科学地教育孩子，他们害了自己，也害了我，所以我杀了他们。”
都是那么一种大义凛然的气概，都是那么一种满腔怒火的复仇心理。不管父母有文化没文化，他们的生命都毁灭在自己对孩子的溺爱之中；都消失在与自己的孩子缺乏真正理解和沟通的歧途之中。在此，我希望所有的父母，你们该清醒了！你们该冷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了：问题出在哪里？
第一章 为什么“爱”在彼此的仇恨中刀光剑影枷锁重重与自由散漫
有一位网名叫“满天飞翔”的高二学生在网上这样写道：
“在外面，别人都以为我的父母是大学教授而一定自以为豪，别人都以为我家的经济条件优越而沾沾自喜，别人都以为我在班上的成绩名列前茅而自鸣得意，别人都以为我长相英俊而情深深雨朦朦。
在家里，父母都以为我有这么有文化的父母而自以为豪，父母都以为我要什么有什么而沾沾自喜，父母都以为我的成绩优秀将来能考上名牌大学而自鸣得意，父母都以为我如此英俊将来能取个漂亮媳妇而蓬毕生辉。
可是你们全错了！
我其实什么也不是，甚至我连一个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没有权利，在家里我没有发言的资格，我必须要按照我父母为我设计的未来去实现他们的蓝图。我是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我甚至连我家的一条小狗都不如，晚饭后小狗只要一叫，我父母回立刻兴高采烈地带它去花园散步，出门前却板起一张十几年如一日的“酷毖”的脸命令我必须呆在家里看书写作业。
我每次能上网都是因为他们带着小狗出去的时候才有机会，这是我唯一与世界接触的机会，这也是我唯一能与这个世界交流的机会。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理没有任何幸福感，尽管我物质生活应有尽有。相反，在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仇恨，我恨我的父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非常喜欢那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处不在枷锁中。我本应也是生而自由的，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追求，我喜欢生物学，我渴望将来用各种生命来网织出一个更为丰富而幸福的生命。但是我的父母却给我套上了渴望飞翔的枷锁，他们硬要让我去上MBA，我知道，MBA是管人的学问，我真的不想去管人，我没有这个本事。更何况我从小就被我父母管怕了，我喜欢自由，喜欢飞翔在自由的天空中去领略生命的精彩。对不起，我一想到此，我就会情不自禁的流泪，我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泪不轻弹，但我的确感到很委屈，因为我根本无法与我的父母沟通，所以我只能在网上与你们这些互不相识的朋友来述说我的苦闷，你们能理解我吗？”
我是无意中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的。作为一位父亲，我真的很难过。后来我总在想，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在给予下一代生命的时候，有什么权利去剥夺他们生命合理存在的方式呢？生命的色彩是各异的，人的能量有各种形式的喷发点，只要他们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德，那么任何生命都是精彩的。我们为什么要去人为的扭曲他们？因为这种人为的生命扭曲所造成的后果必将是与“仇”共舞。
2001年2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就在这一天，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从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了首届“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获奖证书和500万元奖金。袁隆平获奖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他发明了水稻杂交技术，由于这种技术的发明，从而使中国的水稻产量有了十分可观的增产，这对于一个农业大国的中国的来说其功绩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在其大学毕业的表格上，其中有两项的填写让我们如今这些当教师或身为父母的人是不敢正视的：袁隆平在“爱好”一栏上填写的是“自由”，而在另一个“特长”的一栏中，这为日后的中国著名的科学家竟填写了“散漫”两字。这两栏连起来正好是“自由散漫”。如果这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袁隆平先生恐怕连小命都保不住了。即使是按现在学校的评判标准，那么袁先生也绝不会被视为三好学生而保送读研。然而袁隆平就是袁隆平，他就是喜欢自由散漫。有人问他：“不是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比较严谨吗？” 袁先生是这样回答的：“那就很难说了，我在实验室的时候是严谨的，但是出了实验室，那就难说了。如果一个紧匝咒匝着你，那你的思想就不能解放了，影响思路啊。什么严谨不严谨，我就喜欢自由散漫、无拘无束。”
袁隆平就是这样在自由散漫和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中完成了他那震惊世界之科学发明的。今天我们要庆贺的是，袁隆平幸亏没有象上文所提到的这样有“文化”的父母，否则当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责问时，我们今天很有可能无人来应答。
一百棵大树离开山岗
带着森林辽阔飞翔
… 邹静之
然而，我们如今每一个即将成为大树的孩子们几乎从来都是在山岗的山洞内被浇灌而生的，他们几乎从未体验过“带着森林辽阔飞翔”的心灵自由感。如今的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已经把人视为了一种实现某种即定目标的读书工具。受教育者本身的主体性被严重地剥夺了。于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对灵魂的围剿和拷打。孙云晓，这位因十年前写了《夏令营中的较量》而闻名的教育工作者，如今已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了。这位只有初中文凭的研究员，其对目前中国青少年教育的见解丝毫不亚于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中国的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酝酿孩子的悲剧命运，争分夺秒地制造着孩子的成长苦难。实际上我们的父母在和自己作战，用自己的奋斗来击毁自己的目标。”
的确，中国的很多父母活得真的太窝囊了。毫不夸张地说，自从他们制造出一个新的生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