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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在这里真诚地告诫广大的身为父母的人们，你们必须要清醒了，你们必须要自我拯救了！ 孩子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人活着应该以快乐为本，物欲横流代替不了心灵舒畅的幸福，不要把孩子吊起来遥看比尔·盖茨的钱袋，也没有必要一定要让孩子身心疲惫地坐在北大的校园里体验虚幻的心灵成功。我以我自己以及其他很多人的经历发誓，只要你提供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只要你不要扼杀孩子原本丰富的心灵空间，那么他们自己会努力成为一个成功者的；只有、要他们努力了，任何结果都是一种成功。我们所要做的，只
是为他们把把舵而已，只要他们不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那么任何人都是一个自我的成功者。不要去顾及他者眼中的藐视，比尔·盖茨的心灵绝不会比一个青城山上的道士更为平和幸福，而一个心力憔悴的亿万富豪也不见得比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活得更为踏实。在这点上，我比较欣赏刘欢。虽然他身处娱乐界的中心但远离媒体，虽然他一直被视为歌坛大腕但并不张狂，虽然他在歌坛上的成就足以让他几世无忧，但他依然保留着一位大学教师的身份，在讲授《西方音乐史》的过程中体味着一种精神的乐趣。记得那是在1989年的一个夜晚，我与刘欢在北京郊区一个朋友的家中，双方为了德国美学家汉斯立克关于“音乐美”的问题而辩得面红耳赤。记得已是凌晨四点了，双方的辩论才宣告结束，随后刘欢在呼声大作中进入梦乡。尽管很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但这一夜，我却记忆犹新。大概是在1995年，我在宁波又一次与刘欢相见，本以为六年过后，已经大名鼎鼎的刘欢可能记不得我了，谁知刘欢一看见我便大叫一声我的名字，于是，那个难忘的夜晚又成为我们双方叙旧的一个话题。
后来我总在想，人或许最难忘的是一种精神盛宴，我相信我们谁也不会有意地去想起十年前曾经吃过的一顿饭或买过的一双皮鞋，因为物质它无论怎样都是一个人的身外之物，对于人来说，只有精神的盛宴，才会让人经久不忘。所以，我以为，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实际上是一个人精神上的一种自我感觉，有时候这种感觉与物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其实这种物质关系是我们现在人为加上去的，而且是被过份地予以宣扬的。当比尔·盖茨成为整个世界之英雄的时候，实际上人类的精神指数已经开始沦落。尤其是我们要求孩子在读书阶段就以这些人为奋斗目标的时候，我们所失去的也正是作为一个人最应该具备的平常心。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引录了下面这些世界富商们的一些语录：
我们白手起家致富
我们很少人在校成绩优异，或是学术才能测试成绩得高分
我们不是工作狂，我们花很多时间与朋友、家人相处。
大多数人喜欢现在的工作，诚如其中一位所说的：“这不是工作，而是对劳动的喜爱。
我们不会牺牲诚实正直而致富，事实上，我们成功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诚实。
很少人觉得为了发家致富，就必须在早晨三四点起床工作。
我们跟许多人接触，这些人后来成为我们的客户、供应商、或是好朋友。
许多人定期打高尔夫球或网球。事实上，打高尔夫球与资产净值有很密切的关系。
——引自《台港文学选刊》2003年1期
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卡莉在斯坦福大学2001年度毕业典礼上曾经这样感慨地说道：
……
我在斯坦福上过最难忘的一门课是一次研讨会，一次关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伊斯兰、天主教三大教派的政治哲学“的研讨会……
任何一个生命都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每一个生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天赋以及不可估量的潜能……
有个维也纳精神病学家说过：“你可以从一个人身上拿走任何一样东西，但是惟有一样不行——他的个人自由，他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
我是在不断面对抉择呢，还是已经停止了抉择？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不是已经俘虏了自己的思想？
我是应该就此踌躇不前，还是应该策划出未来？
我将会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呢？我该如何编写属于自己的那两页呢？
同学们，从明天开始，你们将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在你踏出这片土地之前，请仔细思考一下你今后漫长的人生篇章将如何撰写，请你们务必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惠普公司这位能干的女执行官卡莉，尽管她离开斯坦福大学25年来选择过多次人生的命运，但有一点令她始终受用不尽的不是斯坦福教给她的经商知识，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以及对生命独特的感悟和选择的自由。
实际上，一个人只要具备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一种能够应付多种局面的生存技能以及生命中蕴藏的无限潜能，那么他就能在多个领域中潇洒驰骋。在未来的时代里，知识的加速更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以往的知识只是一种对历史的熟悉而已，有一家集团公司的总裁曾经对一位自以为是的博士研究生说，如果你以往所学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你思想的束缚，那么我宁可招收一名没有学历但能很快接受新思想并能吃苦的人。
由此看来，以培养掌握知识为主但忽视一种人之综合潜质的中国应试教育，已经显露出其日薄西山的残景。而对一个人综合能力的市场需求又恰恰证明了仅仅对知识的了如指掌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了。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教育体制已经远远落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后面。大家知道，在市场经济中，一种产品要赢得市场的青睐，首先是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假如消费者对一种产品不感兴趣，那么这种产品就没有市场，这是一种非常显而易见的常识。但我们的应试教育似乎依然还是一种计划体制下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的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我们大批的大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这是一种严峻的供需背反现象。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作为一种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或者说，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作为一种人力资源，与社会需求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缺陷，或者更精确一点说，我们的人力资源产品其功能太过于单一而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对多功能产品的需求。
这就是我们当下中国教育的全部症结所在。
罗杰·依·黑曼在美国《未来学家》杂志上这样写道：要想成为 21世纪最受欢迎的人应该具备以下几种才能：
要有广泛的专业技能
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要有创新能力
要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要有说服他人的能力
要有善于学习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还应该具有以下几种素质：
要有独立生存和工作的能力
要有吃苦的能力
要有契而不舍的精神
要有起码的道德和诚信
可以说，上述多项才能正是我们现在很多高学历者所缺乏的。当我们把大量注意力和精力放在了关注增加教育资源、普及基础教育的今天，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应该来修改一下这条教育生产流水线的生产原理了，我们应该来调整一下产品的结构以便来符合市场的需求。否则，建再多的学校，有再多的高学历者毕业，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缺乏真正人才的悲剧性命运。正像余秋雨先生在他的《霜冷长河》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至少应该让很多教师和家长明白，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关爱人类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
第九章 缺乏综合能力的现代残疾者社会人为障碍
在本书结束之前，我还有一段重要的笔墨想来告诫一下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在本来就已经不多的优秀人才中，由于我们社会所设置的种种障碍或几乎是让人无法容忍的鄙视，从而使原本应该盛开的玫瑰而过早的凋谢了，或者根本连开花的可能性都被提前灭杀了。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人才背井离乡而无奈地漂流他乡。
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赋有艺术气质而且很具有想象力的广告高手，
几年前他突然去了美国。临别时他无奈地告诉我：其实他根本就不想走，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实在是让他无法容忍的，比方说，他想在北京成立一家广告公司，但根据北京市工商局的规定，成立一家广告公司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注册资金必须100万；二、办公室营业面积必须 100平米以上；三、公司必须具备员工 10人以上。这些条件让我这位朋友怎么想也想不出个道道来，这令他哭笑不得。他说，一项完全靠个人天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行业，怎么会非得要这么些条件才能开公司呢？100万能说明什么？能说明你就有创意？100平米有什么用？雇一批无所事事的人每天在里面看报抽烟？为什么一定要 10个人，就是有一万个人，没有一个有创意的人又有什么用？他说他有一个大学同学在美国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办公室只有 10平米，但他的生意却非常火，在他的客户中还不乏有一些美国著名的企业。我朋友说，他不知道我们的有关部门为什么要制定出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规定，来限制一种纯属个人脑力劳动的企业经营。在我朋友看来，有一间不需要太大的房间，有一台苹果电脑和扫描仪，重要的是赋有灵感的创意和充满想象的创造力，这就够了。
中国人往往习惯用规模来评定一个企业所谓的实力，这实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中国那么多国有企业规模大不大？为什么每年还有这么多大企业亏损？一个企业的真正实力是基于一个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盈利水平，与大小是全然无关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有很多国有大企业的盈利水平实际上连一个路边的杂货店都不如，大有什么用？规模又能证明什么？
彻夜难眠仍然百思不解的我的那位朋友终于带着满脸的困惑，远走高飞了。后来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到了美国后只花了一个多小时而且非常简便地就办好了一家广告公司的注册事宜，在开张仅仅一星期中，他已经接到了一笔20万美元的业务。匆匆的笔迹，寥寥的几行字，兴奋不已的语气，开始了他满怀欣喜的异国里程。
我在陌生的城市失眠
又在另一个城市苏醒
错乱的街道在我脑中盘旋
我已不知道身在何处
这是满文军演唱的一首歌，叫《没有你的城市》。
我那位朋友就是这样，为了注册一家广告公司而在这个城市里失眠了一段时间后，却在另一个城市里苏醒了。就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规则扼制了一个人本应辉煌地驰骋，而大批人才的外流，却依然动摇不了我们坚守一种僵死规则的决心，或许，在一个创历史记录的28个中国人来养活一个公务员的今天，他们每天必须要在这样一些规则中来完成他们一天的工作，他们必须要让一个人折腾几回甚至十几回才能办成一件事，否则这些人天天坐在那里又如何来体现他们的工作价值呢？
2003年3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上，一个叫朱鼎龙和他孩子朱逊的悲惨故事想必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位可怜的小朱逊由于两岁时被过量地注入庆大霉素而导致了耳聋，为了讨回公道，其父朱鼎龙竟然为此抗争了整整八个年头，在这样一个犹如八年抗战的过程中，朱鼎龙面对的不是日本鬼子，而是被我们称之为“父母官”的中国层层地方官员。当 120余万字的2800多篇日记终于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种历史时，2002年12年27日，江苏省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判决朱鼎龙胜诉了！ 这个已经为之付出了整整八个年头的朱鼎龙，在“3·15晚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