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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为孙多鑫的二弟。1906年孙多鑫病故后,他奉袁世凯之召北上,成为北洋实业中另一重要人物,被任为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局协理、北京自来水公司协理(总理均为周学熙),周学熙调京后,他继任直隶工艺局总办。1909年袁罢官归里,不久后周学熙也因丁忧暂离北洋,“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前二年,孙多森实为代替袁、周掌握当时北洋各个官督商办企业的主要人物72。”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起用孙多森为财政部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中国银行筹备主任、总裁等职。1913年6月,被袁任命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相当于省长),旋遇二次革命,被软禁,后逃回北京。袁又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后因梁士诒出任财政总长,粤系得势,孙失势辞职。直到1915年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时,孙也出任官商合股的通惠实业公司总裁,此后历任中孚银行、中国银行总裁。徐世昌曾对北洋实业和理财人物作过如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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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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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财政方面言,项城在北洋以周学熙、孙多森为主干。周学熙系建德周馥之子,孙多森系寿州孙家鼐本家,皆有深厚渊源,其在北洋办理启新洋灰、开滦煤矿公司,成效卓著,根据实业而言财政,自然较为踏实,故项城信任之。以其为皖人,故曰皖系(当时并无派系,因后来有粤系,乃有此称)。梁士诒也是项城属意之人,清末在邮传部即暂露头角,后又掌握交通银行,于交通具有历史(渊源)。辛亥议和,项城利用其与唐绍仪、伍廷芳联系,梁则依靠交通银行,为项城公私两方面筹挪款项,项城也驱使他,然而个中秘密,不是他所能知道的。他以(总统)府秘书长地位而扩张其财政势力,于是有“梁财神”之称,其部下叶恭绰、赵庆华等也都是一时的人才,于是形成了交通系,因为他们是广东人,所以称为粤系。其实项城所亲信者,仍然是周学熙一派。73
袁世凯接手北洋之后,处处以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自居,行政上也效法老李大办洋务新政。“(袁)公一意整饬内政外交,抚辑创残,重谋建设,气象焕然一新。市容规划,街衢整治,全以文明各国都市规模为法,开全国进化之先基。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了74。”国外史学界对北洋新政有很高的评价,而以往国内研究近代史者,往往略过不提,颇失史家之风范。其实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运动,其声势固然不如激进的变法和轰轰烈烈的革命,但却在实际上悄然而稳步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其于中国贡献孰多孰少,后人自会有公允的评价。现在袁世凯已死去了近百年,应该是放弃仇恨偏颇的心态,心平气和并力求客观地回顾历史、评价人物的时候了吧。
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这是老掉牙的历史箴言了吧,但是口头上承认容易,实践中做到很难。原因多种多样,与人的胸怀、见识、抱负、个性、好恶等等全都有关系。能得人才者必在上述诸方面素质良好,天生是做大事的“卡里斯玛式”的人物,袁世凯无疑是这类人物中的佼佼者。直隶在战后,百废待兴,在废墟上建设新政,最缺的就是人才,袁世凯为此还同资望高于他的改良派的老辈人物张之洞,展开过人才竞争呢。
光绪宣统之交,中国政治形质,正在起重大变化,所谓“新政”,所谓“宪政”,已非纯八股出身之官僚所能应付,故重用留学生,渐渐成为风气。开其先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第一批留学生考试及第之翰林金邦平,即为袁的幕宾。张南皮(即张之洞)于袁虽有微词,但罗致幕府人才,亦不甘居袁之后,……只是南皮虽喜欢接纳士流,而为儒家“不党”之说所蔽,保荐人才,极取严格主义,故怀有政治抱负者,多舍张而就袁。75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1863)的老进士,自命为李鸿藻、翁同騄之后的清流领袖,多年出任封疆大吏,在李鸿章死后,资望无人能望其项背,所以自视甚高,架子极大。胡思敬曾论及张何以难在人才上与袁世凯竞争的原因。
之洞自任京官起,直到入参军机大政,举荐提拔人才不过道府丞参的位置而已。因此热中功名又有才能的人不太依附于他。再有性骄好谀,士人登门求见者,有去七八次不得接见一次的;或引到花厅等候,一等数小时见不着面;或虽见面,略为询问数语就打哈欠呼人端茶送客。幕僚侍立禀白公事,小有失误,呵责之声已达于户外。因此君子也都望风远避,平时赏识提拔的仅是一二个浮华浅露的人士而已。76
而在袁世凯那里则大不相同,“出其门者,用不了二三年就能出掌方面。”胡思敬称之为“北洋捷径”,并举例说明:
光绪末年,热中功名者用以猎取富贵的捷径有二个:一个是商部,载振为主;一个是北洋,袁世凯为主。全都是内靠奕而借二杨(二杨,即杨士骧、杨士琦兄弟)为交通的枢纽。袁世凯初莅北洋时,梁敦彦才任天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知府,朱家宝任天津知县,杨士骧、赵秉钧均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过二三年,敦彦官至尚书,家宝、士骧均位列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召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攀附而起者,严修以编修在籍办天津学堂,遂擢升为学部侍郎;冯汝与世凯联姻,遂擢升为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老师,遂擢升为河南巡抚。唐绍仪以前随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保护袁归国,所以对他更好。既夺取盛宣怀的路政交他主持,邮传部设立,又用他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全由他收藏,尚书张百熙虽与世凯是亲家,也不能与之抗衡呢。绍仪既得志,又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全都位列显要。士骧又援引其弟士琦入商部。……世凯不由科目出身,遇到投帖子称门生者,大为高兴,必着力提拔。定成晚入其门,也出掌了大理院。在他势力兴盛时,端方、陈夔龙、陈璧、袁树勋等没有不依附于他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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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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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敬是旧派文人,对张、袁二位新派官僚存有成见,所以说的难免过分。其实直隶总督常驻天津,北京朝廷里用什么人,他可以运动,可以举荐,但决定权在太后那里,胡所列举的那些人都是因能力出众,治绩非凡而快速升迁的。但胡的话也明白道出了张、袁二人在用人上的不同风格。张重资格出身(也就是今天的学历),对人求全责备;袁则不拘出身、不论资格,不分地域,不限流品,上至翰林进士,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惟才能是举,恨不得全天下的人才都为我所用。其办法说穿了也非常简单,就是不吝惜金钱权位,推举拔擢下属不遗余力。在历史上,这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如汉高祖、汉武帝、曹操等的一贯做法,放在他们身上,被当作用人不拘一格的美谈;而在袁世凯这里,则被称为“滥交污取”,其实袁世凯用的也都是一时的人杰,区别在于曹操把皇帝留给儿子作而且作成了,袁世凯则是自己作结果失败了。成则英雄败则寇,一样的作为,就有了如此不同的评价。袁世凯的做法在领导学上应该是一种启示:做领导人的不光要会用人,还要及时给下属以机会,别人跟你干才会觉得有奔头。仕途上的人都是“政治人”,本能地追求升迁,跟着袁世凯干有奔头、升官快,北洋对人才的巨大吸引力就是这样来的。
说到袁世凯的用人,北洋时期又有新的特点,一是大量使用留学生,一是大量聘用外国顾问。袁世凯作过驻外使臣,深知懂外语、通外情的人材的重要,所以一直非常注重罗致留学生。在他的北洋新班底当中,留过学的人员不在少数,这里择其较重要者略作介绍。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唐绍仪是曾国藩、李鸿章发起的、同治年间由容闳带去美国留学的那几批官费幼童留学生中的一个,是留学生的老前辈了。少川出国那年(1871)才十三岁,先入康涅狄格州立中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攻读文科。光绪七年(1881),朝廷担心孩子们从小到大地在美国生活、学习,最终会被“洋化”,于是提前召回,中断学业也在所不惜。少川回国后读了一段书,次年就作为北洋选派朝鲜的海关会办、德国人穆麟德的秘书前往朝鲜,这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1884年,朝鲜爆发了日本人和开化党策动的“甲申政变”,王室的亲信大臣闵泳翊在宴会中被砍伤,混乱中被救到穆麟德的寓所。袁世凯闻变后立刻带兵前往问询,“及门有一人持枪当门,不听入,意气凛然。(袁)公勒兵稍退,询其名,乃局员唐绍仪也,时由北洋帮办税务。公告以故,乃让公入见78。”在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场面中相识,想必给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次年,袁出任清廷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大臣后,即调用唐绍仪为自己的秘书兼西文翻译,成为追随世凯最早的幕府人员。少川熟谙洋务,办交涉老成练达,世凯倚之如左右手,回国述职奔丧期间,均委唐代摄其职。甲午中日开战前夕,唐持枪只身送袁世凯脱险,并在公署坚持到最后才避入英国公使馆,乘英船回国,可以说是有勇有谋、忠于职守的干才,也与袁世凯结下了患难生死之交。
战后,经李鸿章推荐,唐再赴朝鲜任总领事,继袁之后办理交涉。后因丁忧回国守制,服满后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以道员资格任山东交涉局总办,协助袁世凯处理山东各地教案的对外赔偿问题,在交涉中“再四驳斥”外方的非分要求,将洋人百余万索偿金额压减到十七万九千两,并顺利了结全案,被袁世凯称赞为“才识卓越,血气忠诚,谙练外交,能持大体,确实是洋务中的杰出之员,环顾时流,实在是罕有其匹79。”袁继任直隶总督后,唐随之出任天津海关道的优缺,并通过与联军的谈判顺利收回了天津。
1904年,英人荣赫鹏入侵西藏,强迫噶厦签订不平等条约,试图分割西藏,清廷鉴于事态严重,特派唐绍仪为全权大臣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国人办理交涉,但因英人的蛮横无礼而中断。次年回国后,唐出任外务部右侍郎(副部长),与英国公使萨道义在京重开谈判,最终迫使英国与中国签定条约,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袁世凯的举荐和出色的外交才能使少川宦途顺利,此后历任京汉铁路会办大臣、会办东三省事宜大臣、督办沪宁铁路大臣、会办税务处大臣并兼邮传部左侍郎,集外交、铁路、邮政、海关诸权于一身,仅次于北洋的袁世凯(袁世凯当时身兼九职),新政时期,二人因能力出众而成为朝廷不断加码和鞭打的一对儿“快牛”。
1907年,东北建省改制,唐外放为奉天巡抚,实行袁世凯联英、美以制日、俄的方针,拟向英美大举借债,开办银行、改革币制、修筑铁路,但因日本的武力威胁而中辍。次年4月,美国国会议决退回部分庚子赔款,唐奉派以专使赴美致谢并交涉退款程序,并讨论从美国大规模贷款的计划。袁遭罢官回里,唐回国后也被免去奉天巡抚职务,蛰居天津。武昌起义后,袁复出为内阁总理大臣,随即召派唐绍仪以全权代表身份与南方代表伍廷芳展开和议谈判,为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扫清了道路,唐也成为中华民国首届内阁总理,二人之事业如日中天。然而巅峰后面必定是下坡路,少川早年所受的美式教育此时发生了作用,他醉心于按西方的模式实行“责任内阁制”,同时为了协调南北关系,拉拢国民党人积极参与共和建设,他还加入了同盟会。这就使醉心于集权的袁世凯不满和疑心了,搞政治少川哪里有世凯老道?唐被迫辞职,跑到上海搞保险业去了。后来因反对洪宪帝制,少川加入了反对派,又参与了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以后就和国民党走到一起去了。但在与老领导分道扬镳之前,唐绍仪是北洋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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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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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如浩(1863—1941),字孟亭,广东香山人,少川的老乡,也是与唐同批出洋的幼童留学生,撤回国后也留在北洋,1883年也作为穆麟德的随员,到朝鲜筹设海关。1885年起成为袁世凯的幕僚,甲午战争时撤回国内,此后供职于铁路,曾任北宁铁路总办。1902年袁世凯接掌直隶后,梁奉命接收关外铁路,据说每月能给袁提供八十万两白银,袁世凯在财政上深得其力80。此后中国进入铁路大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