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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其名曰：“校官佐招待所”实际上是不久前的一个大兵营。可能是因为近来台湾局势紧张，部队被调往澎湖、金门、马祖、舟山前沿驻防，兵营临时改为由大陆逃到台湾来的军人家眷暂时住所。实质上就是一个生活条件十分简陋的难民营。
在我的印象中，“校官招待所”地处基隆市的南部远郊，周边已和农户毗邻。不远处就有一些菜地和农民种的大片稻田。
招待所靠公路的北面和营房的西面是砖墙，而东边及南边都是用土坯筑的土墙。大门口还设有岗亭，每天都有士兵在值勤。大门外两边还有几个卖香烟、糖果、香蕉、菠萝、龙眼（桂圆）的小摊。
招待所大门里的左侧，临近北墙盖有一幢面积较大的饭堂，以前可能就是士兵就餐的地方。现在已改成我们几十家眷和孩子们铺张草席或垫点稻草，打地铺住宿的地方。
另外还有七、八个老汉，他们就住在后面伙房旁的两间小屋里。
冲着大门的南边，盖有几十间长长的一排营房（西屋），几乎向南延伸到两百米以外的南墙。
营房的前面就是一个开阔的大操场。场地的东边就是军营的东墙，在墙脚下稀稀疏疏地长着一排既不太高也不太大的树。除此之外，在这个庞大开阔的院子里，你再也找不到另外的一棵树。
我们一批从大陆刚跑到台湾惊魂未定的眷属们，暂住在基隆七堵国的“校官佐招待所”里，每天都在忧心忡忡地过日子。一天三顿饭，中午是大米干饭，早晚两顿都是大米粥。吃的菜中午多是炖冬瓜，早晚拌点黄瓜或萝卜。除此之外，很少吃到其它的菜。至于北方的面食是很难吃到的。
炖冬瓜就是伙房的炊事兵把冬瓜削掉皮，剁成大块块。然后再炒菜的大锅里先放上几块肥大肉或放几片猪板油。在炒菜锅里把它炸出油，直至油渣变成焦黄色，再把冬瓜块倒进锅里，撒上一把盐和虾皮，加上半锅水，用小火慢慢的炖煮。
待到大米饭熟了，在中午12点钟左右，就由炊事兵抬出一桶桶大米饭（半桶），端出一盆盆的炖冬瓜（大半盆）。晴天摆在房前的空地上，雨天放在门前的走廊里。然后家眷们各自盛饭，两三家人蹲在地上围住一盆炖冬瓜，吃饭。
从开饭的场面来看，家眷们似乎也有点半军事化的训练。只是每天的饭菜有些过于单调简单。左一顿冬瓜，右一顿冬瓜。物稀为贵，物多为贱。想必在台湾的蔬菜中，冬瓜的价钱一定是最便宜的了。每天吃冬瓜，直吃得大人叫着没味口。开饭时孩子们见了冬瓜就躲的远远的，也不愿意吃上一口。
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认为台湾是冬瓜的故乡，冬瓜是台湾的土特产。大陆老家地里种的冬瓜，它的瓜种肯定是从台湾传播过去的。这个印象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的脑海里一直保持了许多年。
转眼到台湾一个多月了，人们吃饭除了打扫一下门前的卫生和洗洗自己的衣服外，基本上再没有什么事可干。女眷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在拉呱，互相说长道短。
那几个年过花甲的老汉，总是远远地蹲在房前屋头，在无聊地抽着旱烟白话旦。而孩子们每天总是无忧无虑地在玩耍。
至于海峡两边的形势变化和大陆那边的战事他们一概不知，只能望洋兴叹。这些长年累月的流浪逃亡，近乎麻木状态的人们，他们早就没有了八年抗战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目前唯一牵挂的就是他们滞留在大陆的亲人――其中有老人的儿子，女人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他们在大陆有的还在硝烟弥漫、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拼命厮杀。有的已经死于沙场，成了无人祭祀的亡灵。还有的已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变为阶下囚，这里面不乏有国民党的封疆大吏，战区司令长官。兵团司令、军长、师长，其中有的还被羁押在东北抚顺的战犯所里。更何况团营连排长以下的数以百万计的官兵，他们早已是溃败作鸟兽散，各自逃命去了。想必是脱掉军装，还原为民了。
这些让人伤心、发愁、担忧的事情，每天都在困挠着人们。在那风云多变，时局动荡，书信难通，无法联系的战争年代里，你在海峡这边，他在海峡的那面，要想得到一点家人的音信，多靠道听途说，然后你再去分析推测。至于事情的真象却无法证实，结果仍然是扑朔迷离……
孰不知？他们的亲人在大陆，有的早已命丧黄泉，战死沙场。甚至有的成为了无名之鬼，永远地踏上了不归路，今生今世再也不可能与他们的亲人相聚团圆了。
有的被解放军俘虏，有的被逮捕成为阶下囚，在当地服刑。还有的判刑后被押送到万里之外的大西北――宁夏、青海、新疆的劳改农场里去服刑，进行劳动改造，以此获得新生。
然而，基隆七堵国“招待所”的情况，仅仅是几十个因兵灾战祸而造成的难民营的一个缩影。
可怜而又凄凉的眷属们还认为他们的亲人会回来，总有一天团聚的愿望会实现。
纯朴的中国人有一个诚信的观念就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即使噩耗传来，已经是老人们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还是希望他们战死的亲人能让别人由前方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绺头发，一根白骨或是一件血衣让他们亲眼看看，亲手给予安葬，使其入土为安，总算有个交待。否则他们会期盼等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只要自已没有死就会苦撑着一直地等下去。望穿泪眼，企盼着会有一天在她们的眼前会发生奇迹――她们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会突然地出现在她们的面前……
譬如在大陆福建沿海的寡妇村里的寡妇们（福建省东山县铜钵村），不正是因为战祸兵灾给她们带来了终身的不幸吗？她们不就是这样地期盼等待的吗？
有的少妇等待海峡彼岸当兵的丈夫归来……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已变成了发白齿落的八十老妪，她们像古代的孟姜女一样仍然在痴痴地寻夫……
第九章 惊魂未定 梦断台湾（三）
更新时间2007…11…18 15：41：00 字数：4350
第五节
上个世纪的中叶，即1949年的夏天。在台湾基隆市的郊外――七堵国的国民党军队“校官招待所”里，我们几十家难民，老少一百多人在那里失魂落魄、担惊受怕地生活着，每天都在祈盼着自家的亲人能从大陆那边传来一点消息，或从大陆那面跑过来的人中捎回一封书信，转告一些近来的情况。那将是难民营中最激动人心，人们相互询问，谈论最多的一天。
基隆“招待所”的难民营里，从大陆跑过来的难民在不断地增多。只有极少数的家眷比较幸运，后来他们的男人也从大陆跑了过来，又到国民党的部队里去供职，这才把她们从“招待所”接走。从此，她们的境遇和命运也就随之改变了。
一天下午，在房头突然传出了四川腔调和河南口音的吵骂声……我们几个爱看热闹的孩子急忙跑过去看。原来是一个外号叫“河南大裤裆”的六十多岁的李老汉和一个外号叫“四川号子”年已花甲的王老汉在为伙房每天只做大米饭，不吃面食而争吵不休：
那四川王老汉瞪着一双小眼，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吼道：“那，馍馍有啥子好吃嘛，老子天天都吃大米饭，三天不吃就腰杆痛。你个河南龟儿子，想咋子吗？”。
那个脾气暴燥的河南商丘老农民也不甘示弱，嘴里嘟囔了两句，就举起了他爷爷传给他老爹，他老爹又传给了他的一支杆有一尺多长，并装有翡翠玉石嘴，铜烟袋足有二两重的大旱烟袋，辟头打了王老汉一下。顿时，在四川老汉秃顶光亮的脑门上，鼓起了一个又青又紫有核桃般大的小包。
四川王老汉一跳三尺高，略带哭腔的大声骂道“我操你个先人板板，你个龟儿子把老子的脑壳给烤（打）烂了……，老子要你的命。”四川老汉一下扑上去和河南老农扭打在了一起。
其他几位围观的老人慌忙把他们两个拉开，并好言相劝，一场武斗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河南李老汉是中原地区的一个性格直爽，皮气火暴的人。他对人不会拐弯抹角，没有什么坏心眼。就爱吃个馍馍和红薯叶面条。用他自已的话说：“自从来到台湾这个卵子大的鬼地方，天天都吃大米饭，一年吃不上两顿面。”对这里人不人，鬼不鬼的难民营生活他早已经过够了。近两天因闹肚子苦不堪言，吃不下大米饭，老想吃一碗蒜拌面，可是在这个难民营里是无法办到的。加上滞留在大陆的二儿子眼下还不知是死是活？（李老汉的二儿子在民国二十八年参加国军与日军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十三军某师独立营营长，家眷撤离后仍驻守在平津地区。）现在李老汉带着老伴和儿媳、孙子跑到台湾来在难民营里度日子，还不知到以后会有个什么结果。这些让人揪心的事情，整天闹得人们心烦意乱。没想到今天这个四川王老汉也是因为心烦和他较上劲了。
当晚，李老汉回到招待所躺在地铺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白天下手也确实重了些，把王老汉的头都打肿了。睡在旁边通铺上的王老汉的处境也和自己一样可怜，可以说都是天涯沦落人。王老汉祖居四川宜宾。儿子在民国二十九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了成都陆军分校，毕业后参加了抗击日军的滇缅之战。抗战胜利后，调驻河北古北口，时任少校团副。现滞留在大陆，生死未卜。王老汉是带着儿媳和孙女经过几番撤离，最后到达台湾的，同为难民。以后情况如何？只有听天由命……
李老汉心里越想越难过，十分后悔。决定明天向王老汉道歉，负荆请罪。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老汉当着几个老头的面向王老汉诚恳地道了歉，并递上了他的旱烟袋让王老汉在他头上也敲上一个包。
这时王老汉被感动得喊道：“老哥要不得！算了，算了……。当时，我说话也不中听，请你莫要生气。”
二人“羞涩”的表情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此二人重归于好。
第六节
由于台湾夏天经常下雨，气候炎热潮湿。加上被蚊虫叮咬，我的右脚脖外侧发炎长疮。虽然上了几次药，但是仍不见疗效。
一天中午，天气闷热。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提出要到难民营南边不远的河里洗澡。而我根本就不知道在这附近还有一条大溪。因为我年纪比他们小，又不会游泳，向来胆小怕事，有些犹豫不决。
此时，已经有一个十三、四岁大的孩子带头朝着水溪的方向跑去，他的后面一阵风地跟着五、六个十来岁的孩子。他们相互追逐又喊又闹，并回过头来对我大叫：“小瑜！你快来，跟我们一起去洗澡。”
我经不住他们的催促，最后我也一瘸一拐的远远地跟在他们的后面向溪边跑去。
沿着两边长满杂草的弯曲小路，向南跑了大约一千米。前方的孩子已经顺着沟坡向宽阔的河谷跑去，而我这时方才赶到溪畔。
此处的自然风光与军人营地完全两样――溪畔绿草如茵，红黄蓝白的花朵色彩绚丽，野花怒放，蜜蜂在花丛中采蜜，蝴蝶在空中飞舞，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河谷的北面坡缓，溪水从远处奔流而来，在此缓冲成一个较大的牛梭弯。阳光普照谷底，金灿灿的沙滩一直延伸到清澈的溪水里。而对面的溪畔却是悬崖峭壁，竹林茂盛的逶迤山峦。
溯水而上不远处，溪面上架有一座百米长的高空铁索桥，桥面腾空而起，离水面足有四十多米高。桥上铺有铁轨，矿上不时地下放着装满煤块的铁斗车，斗车的后端站着一个采煤工人，双手紧抓车邦，匍匐着前身，他的面部几乎贴在煤块上。在下面仰望，你根本分不清哪是煤块，哪是他的脸庞。
超过一吨重的煤斗车从山坡上“隆隆”地呼啸而下，箭一般地飞驰在颤抖摆动的空中铁索桥上……
此时我被惊呆了，身上不寒而栗，我的心随着铁索桥的颤动在发颤！
我不知世态如此炎凉，几家欢乐？几家愁？！
放眼纵观当时的世界――诸如亚洲的北平、上海、香港、东京……欧洲的伦敦、巴黎、柏林、莫斯科……乃至美洲的华盛顿、纽约、渥太华等繁华的都市里，那些达官贵人，富豪巨商待到冬季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时，他们会伴着娇妻贵子龟缩在宫殿般的别墅里，身带名贵的珠宝，穿着华丽的睡衣，偎依在熊熊炭火的壁炉傍取暖。手持陈年美酒，品尝美味佳肴。问君是否想到了在这个冷暖不均的大千世界里，还有一些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白居易《卖炭翁》）
我身上不寒而栗，我的心在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