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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炊事员刚放下木桶、馍筐,一群人便蜂拥而上,他们拿着碗拥挤着,喊叫着,伸着脑袋争着打饭。木桶一圈的盆、碗、缸、勺相碰,叮当作响,再加上两个炊事员的喝斥声,场面一片嘈杂混乱。
我站在北屋门前,看着这些争食的人们,有的分到了一块发糕和半碗菜汤,边走边吃边喝,还没走到他的住处就狼吞虎咽地把食物吃光了,回过头来还望着在等候分食的人群。此情此景让我心里产生出一种难言的感觉……
“你过来打饭!”那位年过四十长着满脸胡茬的炊事员冲着这面叫喊。
我朝两边看看,人们都在吃饭,惟独我还在那里发呆;原来他是在喊我。走到跟前,炊事员用手扶住桶边将桶歪着给我打了两勺菜汤,又从筐内拿了一块发糕给我,嘴里问道:“刚进来的?怎么不知道打饭,这样会饿坏的。”
我冲他点了点头,端着菜汤,拿着发糕转身回到宿舍门前,站在那里吃了半块发糕,喝了半缸仅有点咸味的青菜汤。此时外号“胖子”的姜组长洗碗回来,我将剩下的半块发糕给了他,他接过去两口就把半块发糕吞了下去,并说:“小郭你刚来还不习惯这里的生活,过几天你会跟大家一样争着吃。
“会这样吗?“我有点不太相信。
被收容的人们虽然不像北院“看守所”犯人那样,限制人身自由严加管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我们在这里也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管教纪律,有事报告,不能随便出门。人们活动的范围被限制在大门紧锁的院中,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
夜幕降临,收容所的铁门紧闭,门头上一只灯泡闪出腥红的微弱亮光,整个大院除此之外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寂静。
人们各自躺在被安排的屋子里,即使里面再闷热,也不能到外面随便走动。
同屋的人都早已入睡,尤其外号叫“胖子”,心宽体胖的姜组长鼾声如雷,睡得更沉……
我此时心情颓丧地躺在仅与“看守所”一墙之隔的“收容所”北屋,第九号宿舍的地铺上,苦闷惆怅使我在这个被“收容”的第一个夜晚难以入眠,更不知道被“收容”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的变幻?
下午刚进来时就听人说,这里是收容遣送站,每等上十天半月在社会上收容一些闲杂人员后,经过盘查讯问,若无问题者,只有少数几个人能被石河子地区需用劳力的单位招用,其余大部分人员都会被遣送回原籍,交给当地政府处理。
而我的户口由安徽亳县迁移西安不能落户,迁移证明过期作废,致使我无处存身四处漂泊,流浪西北五省半年有余。实际上我已成了一个既无户口又无口粮供应的“名亡实存”的人。现在被收容到这里,不知他们又将对我如何处置?如果把我遣送原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原籍”究竟应该在哪里?
——我生于忧患,长于战乱。抗战期间生于南阳,次年随家人迁居重庆,在渝生活五年,抗战胜利后随家人返回江东。内战时,1948年夏与母亲作为军人家眷从北平撤离到上海,当年秋季又由沪撤到福州。1949年春,从福州过海峡到达台湾。后来由台湾去舟山定海,在定海生活一年后返回大陆。经上海、南京回到母亲的故乡皖北亳县。两年后,不幸母亲病故,我成为孤儿,遇天灾人祸倍遭磨难。后来户口迁往西安不予落户,生活无着。为了活命怀揣户口铤而走险“走西口”,茫然漂泊流浪大西北。如今被新疆石河子“收容所”收容不知将是个什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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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走进收容所 体验人生关(三)
更新时间2011…7…30 22:00:10 字数:5860
第三节
第二天清晨,我们屋里起来最早的要数头天晚上最先睡觉,而且打呼不断鼾声如雷的姜组长。在别人起来时他已将洗脸、拉屎、尿尿等事都已办完,这是他进“收容所”时间长总结出来的一套生活经验。他说他先起来有许多好处,一是刷牙洗脸不用挤,二是上厕所不要排队,可以从容处之。
没过两天,我就感到他讲的话的确不是虚言。
“收容所”与“看守所”(监狱)毗邻,座落在石河子市南郊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大院里南北各有一排土房,共有二、三十间房子,平时收容着近百人,来自天南地北,不分男女老少的“盲流”。有时在春夏两季这里更是人满为患,大院里收容着近两百来人等待审查,在此吃住。
南屋最东边有两大间女子宿舍,住着二十多个来自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年龄大小不等的女“盲流”。北屋除去东边两间留作男女厕所之用,余下的二十来间土屋都被男“盲流”住满。
从早晨人们就开始忙乱,因为人多不仅为洗脸、喝水、吃饭等事争抢拥挤,就连大、小便也要排队。
一间不大的土屋作为近百男人的厕所,地上的茅坑屎堆如山,放在墙角的一个木桶作为尿桶,尿满四溢,混着地面上的粪便,由屋里直流到门外,蛹蛆成堆苍蝇扑面,骚味刺鼻,臭气熏天。
早上人们经过一阵忙乱后,就是午饭和晚饭时又会出现一片嘈杂混乱。为吃饭而纷争,足以说明“民以食为天”。这些来自天南地北,南腔北调的“盲流”,他们视早晨的一块发糕,一碗糊糊,中午和晚上的一块发糕,一碗菜汤是何等的重要。
除了在此享用每日三餐外,这些人多是无事可做,懒懒散散。由于时值酷夏,天气炎热,在这个没有一棵树的大院里,几乎再没有人走动。他们大都躲在自己的屋里,有的吹牛拉呱,有的讲着男欢女爱,有的介绍自己偷鸡摸狗、赌博的事,还有三个一伙,五个一堆地在玩牌。一有机会还对南屋女宿舍里的河南“大辫”、四川“短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们九号房敞开着门,凭借处边的亮光,姜组长、周俊鸿和一个三十多岁脸上长了一撮毛的姓孙的男子,及一个河南人,坐在地铺上打扑克,他们有时在为输赢争吵。
我无心参加玩牌,从提包里拿出一本《宋诗一百首》躺在地铺上翻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借此消磨时间。
这样在“收容所”里既无聊又无奈地一连混了三天,可谓是度日如年。我真不知道与我们仅有一墙之隔的“看守所”里的劳改犯,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虽然这是在我一生中与监狱最近——仅一步之遥的距离,但我始终对它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收容所”是作为国家机器的专政工具的辅助设施,是帮助专政机关规范社会秩序的工具。
当年我因辍学,作为一个无知的少年流浪到新疆,曾经在北疆准葛尔盆地的边缘,石河子南郊戈壁上的“收容所”里生活的那段时光,到今虽已过去四十余年,仍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些抹不去印象。
在那荒凉的戈壁滩上,孤零零地裸露着一座既像古堡又像庄园的“收容所”,它与北面的“看守所”为邻,二者实际是连在一体的,仅有一道隔墙,但各有院子与大门。远远看去它们似乎一对孪生的连体兄弟。只不过北院所关的是常戴脚镣手铐的罪犯,他们是定性定案的阶级敌人,属于敌我矛盾,是人民专政的对象。
而南院所关的却是些暂时身份不明,政治面貌不清的“盲流”,即从社会上收容进来的一部分无业闲杂人员。一时无法定性,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公安机关对我们的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
一座土围子似的“收容所”,它也像北面的“看守所”一样,矮屋高墙,铁栏杆门二十四小时紧锁。房顶便是连通墙角岗楼的巡视通道,荷枪实弹的值班狱警,不分昼夜地在上面巡逻警戒。他们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对北面监狱囚犯的监视,但在上面走动时,也总是不会忘记对我们的“关照”。
这座东西长百米,南北三、四十米宽、低屋高墙的“收容所”大院,恰似一个巨型的“火柴盒”。来自天南地北的上百个“盲流”被关在这天山脚下干燥炎热的戈壁滩上。虽然每日三餐,但僧多粥少严格限制定量,有时连开水供给都有点紧张。“收容所”每天除食堂炊事员进来送水、送饭和院里清理厕所向外运屎倒尿时才打开几次大门,此种封闭的状态似乎又和北面的“看守所”差不多。
人若像野生动物一样被关在一间房里或某个院子里,失去自由尽管给吃给喝,时间长了也会神经失常,发木发呆。我进“收容所”待了四天就有一种坐立不安、惆怅彷徨、令人苦闷的感觉。只有当你失去人身自由的时候,才会产生一种对自由的渴望!
下午四点,姜组长被“收容所”值班室的人叫去,一会儿回来,便通知周俊鸿和我,跟他一起去“看守所的菜地里劳动拔草。
此种“殊荣”在“看守所”和“收容所”里是十分难得的。
因为周俊鸿与姜组长是老乡都是山东人,所以他把周叫上,而我和周又是同时进入“收容所”的难友,也就把我给捎带上了。
我们组抽了三人,其它组有抽两、三人的,也有抽四、五人的。共计抽了二十个男“盲流”,集中到院里站好队,由食堂的炊事班长点名后,发出口令:“立正——向右转——齐步走!”他带着我们走出“收容所”的大门。经过“看守所”大门,绕过院子的西北角,踏上一条两边长着荆棘杂草的小道,朝着东边的菜地走去。
多日被关在“收容所”大院里的人们,平时行动常受管束,活动范围也仅限在大院里,一旦有机会出来劳动,这是多数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年近五十岁的炊事班长带着我们走在最前面,他的身后紧跟着我们二十来人的“盲流”队伍。
我们像出笼的鸟儿一样,重新又回到了阔别多日的大自然中,心情异常激动,顿时感到空气是那么新鲜,阳光是那么灿烂,愉悦之情油然而生。
当我们来到一块长满杂草的菜地边时,根本就看不到蔬菜长在哪里。
炊事班长说:“这地里是五月初种下的辣子、茄子、西红柿苗,仅浇了两次水,因为缺人管理,地里的杂草把菜苗都遮住了。现在大家拔草时注意点,把辣子、茄子、西红柿苗留下,然后松土、施肥,再浇上水很快就可以吃上菜了。”
他讲完话后,大家就开始干活。两人一组,一人在前面拔草,一人在后面松土。二十个人分为十组,一字排开,由西向东进行。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奋战,一亩多的一块菜地里的杂草基本被我们清除光了。瘦弱发黄的辣子、茄子、西红柿苗又见到了阳光,在微风中摆动。
在收工返回的时候,炊事班长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对我们说:“大家干得不错!所里通知明天早饭后,我们这班人马到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的后勤付业队去干活,任务仍然是菜地里除草”。
第二天早饭后,炊事班长再次来到“收容所”大院,将我们带出大门沿着戈壁滩上的小道向北走去。
此时是早晨六点(新疆时间),太阳从东方升起,经过一夜降温,戈壁滩上的空气略带凉意而又十分清新。
老炊事班长今天显得格外高兴,似乎带着我们去他们的上级部门劳动,有着一种“荣誉”感。嘴上叨着莫合烟,走在队伍的后面竟然和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小“盲流”边走边聊起来:
“你娃多大了,哪瘩(哪里)的人?”他操着一口甘陕交界的口音问我。
我说:“老家安徽,年过二十。”
“娃!你年纪轻轻的咋个跑到新疆来了?”他边走边抽着莫合烟问我。
“到新疆找工作。”我实话实说。
他瞅了我一眼笑笑说:“你娃好好干,听说石河子市的单位明天要到我们‘收容所’里来挑人去干活,我看你娃不赖,有可能找上工作。”
我冲他点点头说:“但愿如此。”
我们二十个“盲流”被老炊事班长带着走完戈壁小道,来到石河子经管处,从经管处向北走便是一条宽阔笔直的马路,两旁是参天的白杨树,还有一座座红瓦白墙的平房和几栋绿顶黄墙的苏式楼房。听老炊事班长说,它就是石河子地区的首脑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
来到此处我才恍然大悟,四天前的中午,我和周俊鸿二人被老街派出所的民族警察带着,就是从它的西边转盘路上过去,再到“收容所”的。没想到几天之后,我们竟成为“收容所”的“盲流”被带到这里来劳动。
到了指挥部的南边,老炊事班长让我们在林带里先休息,然后他沿着两边都是菜地的土路向一栋凹形的平房走去,据说那是指挥部的职工食堂。
一会儿老炊事班长和一个四十多岁,穿着一身旧军装,腰上系着一块白围裙的男子从平房里走过来,他们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