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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布拉宾法官先生已经搞清楚的那样，情况并不是如此。因为蒂亚尔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归咎于他（克里斯蒂）的话。在地方法庭他重述了他所写的对贝丽尔的尸解报告：“在阴道后壁有一处陈旧性疤痕，旁边有一处小面积的生前挫伤。”拉丁语“生前”一词在医学外的职业是很少用的，而“死后”这一字却是英国语言。当我们没有听完全一句话时，我们就自动地根据我们假定的意思填进空白里去，熟悉的词汇往往比深奥的词汇更容易被人想到。起草案情摘要给律师的秘书贝利·桑达斯在地方法庭听取蒂亚尔作证时已是八十高龄的人，到了这种年龄，听话有点困难是很平常的。因此误解容易得到解释：巧合则是怪事。
克里斯蒂从来没有夸大他的谋杀案，而似乎是不愿记起这些。在拘留期间他对警察的供词中，承认警察告诉他的那四例，但关于花园中的两具尸骸他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后来问他时，他才承认也要对这两例负责。在他被拘留了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才第一次“供认”杀死贝丽尔。
“你还记不记得除了这七个人之外还杀过其他人吗？”审判时他的律师问他。
“我不记得。如果有谁说我杀了其他人的话，那么，我必定是杀了的。”
他在拘留期间，问他有没有杀过克里斯汀·布特查，这是一个七岁的女孩，在温德沙·卡斯特附近被人用绳绞死，尸体是我检查的。他认为他没杀，但仅仅是因为他没在温德沙。汉德森也问他是否杀过其他人，他又一次采取了不明朗的态度。
有一些证据说明他的受害者至少还有一个，也许有四个。
在克里斯蒂对警察供词的最后附言中，他说烟草罐子里的阴毛是来自在他屋子发现的四具尸体。尼科尔斯进行检查，发现其中一束可能来自克里斯蒂夫人，其颜色和类型相同，但没有一束可能属于厨房壁龛的其他三个妇女。
其他三束阴毛中有两束也是普通类型。尼科尔斯认为按照对那几个妇女的描述和所发现的一些头发来看，这些可能分别属于花园中发现骨骸的那两个妇女的。这两束中有一束的毛发末端磨损，我们发现除这点以外可能与贝丽尔的阴毛相似。
如果事实是这些阴毛来自那两具已经白骨化的尸体，那么克里斯蒂说这些毛发来自壁宪里的尸体似乎就很奇怪了。他取的阴毛仅仅一份是来自受害者死的前后他没有进行性交的那一例妇女身上。还有更奇怪的是他的这些纪念品中有一束肯定不是取自这几个已知受害的不幸妇女身上。
法医生涯四十年
作者：K。辛普逊（英）
伍新尧 郭朱明 译
郭景元 祝家镇 校
19．阿丹斯医生无罪
医生能够犯谋杀罪而逃脱侦查。他们的病人，有时是他们自己色衰的老婆，更常见的是几个老厌物。这些人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的药箱或诊所里都放有剧毒药。没有人会注意或怀疑他们。症状的变化，突然“严重恶化”甚至死亡，也只由他们来解释。他们只要交一份死亡证明给登记死亡的户籍员，便有权处理尸体，除非在填写上有某些未达到法定的要求，或者死亡似乎是由于某种意外或暴力造成，或措词含糊、晦涩难懂，以致户籍员不得不去请求验尸官来帮忙。除此之外，户籍员是无权过问的。
是不是有许多医生是杀人犯呢？有没有窃窃私语或是直率的声言从而引起发掘尸体和发现犯罪的？或者，医生不会受到怀疑？
谁也说不清楚。但如果医生真的犯了罪，罪行多半是碰巧暴露的，如通过私下议论对他的怀疑或者在他们处置尸体时偶然的粗枝大叶，就象布克·鲁克斯顿医生将他的老婆和他的女仆玛丽·罗格森的尸骸丢在丹福里郡莫佛特深谷开阔地时那样。
克里平医生关于他老婆的“失踪”愚蠢地撤了谎，他让埃塞尔·勒内韦戴着她的首饰招摇过市，然后带着女扮男装的情侣坐班机冲向美国，企图逃脱法网。十足的笨蛋！
尼尔·克利姆医生厚颜无耻地发表了庸俗下流的信件，刊印了骗人的通告，最后埋怨伦敦警察厅麦金太尔巡佐对被他用士的宁杀害的妓女的死亡进行调查：他本来是可以保持沉默的。
罗森先生去到一所私立学校，用一块含有乌头的糕点毒杀他那残废的舅子，当提供毒药的药剂师读了谋杀案的报道以后，罗森被逮捕了。克里蒙特医生，斯塔福德郡赛马场医生帕默，普利查德医生，斯密沙斯特医生，维特医生，韦勃斯脱医生——除了最后一个人外几乎都使用了毒药，本来是可以逃掉的，但因为计划失误或行动不慎或仅仅是偶然机会而被抓住了。
然而光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七万名医生，但在50年来，仅有少数利用职业进行谋杀。这一般说明他们的道德品质是很高尚的，或说明他们容易隐瞒罪行。
而另一方面，医生又要因他的病人死亡而受到怀疑。当病人患了必然要死亡的癌症而遭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时，或由于脑损伤、脑肿瘤而陷于持续性昏迷时，医生是有权使用一些使死亡过程舒适些的止痛性麻醉药。这不是安乐死术，而是一种人道的，明智的职业措施。
当然这可能被误解为恶毒的手段。止痛剂和催眠药不仅可以使病人入睡，如果使用过量也可以杀人，而在无痛苦睡眠与死亡之间又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有些病人是欢迎仁慈地结束他们难以忍受的痛苦生命，另一些病人则不一定选择这样的方法。
约翰·鲍迪金·阿丹斯医生是一个60岁的体格魁梧戴眼镜的爱尔兰人，他在伊斯特本市行医多年，他的病历卡上有许多老年病人。有些靠服安眠药片或胶囊，有些需要更强有力的麻醉剂如吗啡或海洛因，有些则在伊斯特本市舒适的护理房里勉强维持几个月的生命。阿丹斯医生并没有坚称自己是个特别高明的诊断学家，他不过是个普通医生，看一些轻症病人，保证他们生存得舒服些，晚上睡得好些。他的脑子里是否考虑过要杀死他那些年老的女病人？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利益吗？是不是有一份遗产足以引诱这位有成就的医生去犯罪？一部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或者古老橱子里的一套餐具竟会冲昏一个生活优裕的专业人员的头脑吗？
你决不会认为是这样的。但是1956年，仅仅是因为在伊斯特本市海滨区躺椅上的一阵私下耳语变成谣传，然后爆发成一个导致逮捕的丑闻。先是登在法国的《巴黎竞赛》上，最后登在英国国家报纸的前几版上。阿丹斯医生的富裕的夫人出了什么事？进入伊斯特本市的护理房安全吗？关于这事警察在干什么？犯罪的怀疑被说成是真正的谋杀。
“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他们说。于是由报纸煽动的非议和谣言迫使苏塞克斯郡警察局进行调查，后来又要求伦敦警察厅协助。探长哈伯特·汉南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警官，被派去进行侦查。他穿着整齐，可能有点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有一定经验（尽管他几乎没有处理过这一类丑闻）。汉南姆着手进行了解事件的底细。
接着在7月份，病理学家法兰西斯·坎普斯应邀作格特鲁德·赫里特夫人的尸体解剖。她是一个富有的寡妇，死于俾赤岬①（①BeachyHead，在英格兰南部。——译者）她的公馆里。平常坎普斯为自己的尸体解剖速度而自豪，可是这一次却在停尸室花了很长的时间而始终找不到任何有助于警察的证据。汉南姆仍然怀疑鲍迪金·阿丹斯医生，要求发掘阿丹斯医生的另两个病人的尸体。于是阿丹斯医生，这个“医学辩护协会”的捐款成员就和协会干事接触，要求给予帮助。“医学辩护协会”同意为他处理这件事，并且说如果需要的话，会聘请一个高明的律师为他辩护。什么“刻毒的老医生”、“魔鬼般气味”、“诽谤”等老是盘旋在他脑海中的刺耳的谣言，从现在起可以交给他的法律顾问了。他或许还不能安睡，但至少他不是孤立的了。
“医学辩护协会”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邀请我去“监视”尸体发掘，这一尸体发掘的结局对阿丹斯医生的害处并不大于赫里特夫人的尸体解剖。两具尸体中只有一具还保存得比较完好，坎普斯和我一致认为其死因是脑血栓形成，这恰恰是这个医生所证明的。由于死亡至尸体发掘之间已经过好几年时间，所以无法分析他所使用的药物效果如何。
汉南姆坚持己见，并在12月逮捕了阿丹斯医生，指控他谋杀另一个病人，也是富裕的寡妇，艾迪思·阿里斯·莫莉尔夫人。
乍看起来本案似乎难以证实。因为根据莫莉尔夫人自己的请求，她的尸体已被火化，这对一个被指控为中毒的案件是明显的不利条件。她是在六年前死的，当时已经81岁，因中风半身瘫痪。中风之后，她被宣布只能活半年到一年，但是在这位现在被指控谋杀她的医生的护理下，她多活了2年半时间。她留下了157，000英镑的财产，但这位医生只接受了一部旧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和一柜价值275英镑的银器……很难说算得上一份富裕的遗产。
然而，政府能够说服治安官去指控阿丹斯医生一个证据似乎确凿的案件，出示了他所开的吗啡和海洛因的处方；护士作证说所开的药物已被使用，就是在病人处于持续昏迷时也一样用，以致病人出现鸦片中毒征象；而且有一个著名医生指出只能是有谋杀她的企图才给她使用这种药物。
这个专家是阿瑟·道斯维蒂医生，他是盖氏医院老资格的内科医生。他在盖氏医院还讲授治疗学。“医学辩护协会”自然是想弄清楚有关他的一切。我只好告诉他们，这位医生在他那个学科里是受人尊敬的专家，是著名的哈里瓦特氏《药物学》的编者，是一个有杰出能力和原则性的好医生。当我还是学生时就已认识这位老师，后来成为他的助手和私人朋友。但在这一事件上我和他是对立的。这样“医学辩护协会”就决定寻找能驳倒他指控阿丹斯的证据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能够告诉他们的是，非但不能反对使用海洛因，而且事实上，道斯维蒂曾带领一个代表团去内政部请求在英国不应该禁止制造和使用海洛因。我还建议应该去检查道斯维蒂医生在一间伦敦私人诊所中使用的剧毒药品的定货簿，它表明道斯维蒂医生已经为他自己的病人用过相当多的吗啡和海洛因。我已准备好图表来证明这个事实，幸运的是我们从未用它来面对道斯维蒂医生。
这个案件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审理。“医学辩护协会”挑选了一位英国律师界最有技巧和最有说服力的律师为阿丹斯医生辩护，他是皇家律师乔奥福雷·劳伦斯，后来成为法官劳伦斯先生。根据指控毒杀案的惯例和他对立的是检察总长利吉纳尔德·蒙尼罕…布勒爵士本人。当时他们两人的身分完全不同。虽然他们都很出名。第一重要的证人是四个护理过莫莉尔夫人的护士……对这四个非常普通的护士来说，这肯定是一场使她们感到恐怖的考验。
第一个护士赫琳·斯特朗纳说在她值班期间，那天晚上的常规没变：9点，她给莫莉尔夫人注射16毫克吗啡，11点当她仍然昏昏沉沉处于半睡状态时，医生进来，再给病人作一次注射，但注射什么药物她不知道。
劳伦斯问她是否将所有这些都记在护理记录上。“对，我们每作一次注射都有记录——记上注射的药物和时间，并签上我们的名字。”
“病人病情上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谅必都记在护理记录上：每一件有意义的事？”劳伦斯用最轻的声音提示说。
护土斯特朗纳并不怀疑。“我们记录了每一件事情，”她呆头呆脑地说。
“这样，只要我们得到这些记录，就可以了解在你们那里日日夜夜所发生的事情真相了吗？”
“是的，我们向您保证确是这样。”
劳伦斯的脸变得轻松了。这正是他想得到的回答。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比她的保证更多的东西：他得到了记录簿。
就象魔术师从大礼帽上拉出一只兔子一样，他突然拿出这些记录簿。要求护士斯特朗纳辨认是不是她们的护理记录。她开始并不相信，因为通常这样的记录簿在病人死后都被销毁掉。当劳伦斯平静地开始宣读护士斯特朗纳不得不承认是她做的记录时，检察总长同样感到惊奇和沮丧。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你们那时的全部记录，”劳伦斯总结说，“我们并没有发现你刚才讲的注射16毫克吗啡的记载。你仅仅记录了医生来看过一、两次，而且我们发现你完全知道注射了什么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