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次后勒紧，最后拐杖固定在一侧耳朵后面。脸上没有青紫现象。他杀的证据很少。那种认为那条带子是在他被勒杀后或闷死之后企图伪装而加上去的说法，似乎是非常牵强附会的。
我在《国际刑事警察评论》杂志报告的另外三个自勒案例更是有趣。因为它们很难与凶杀区别。其中一例是马乔里·费洛斯。另一例是一个82岁妇女，被发现平静地躺在床上，穿着睡衣，头在枕头上，脸朝上，一条长统袜子缠着脖子，紧紧地绕了两圈，在胸前打了个半结勒紧。仅出现很轻微的窒息征象。解剖时见到胃里有许多阿米妥①（①一种安眠药。——译者）胶囊，部分已经溶解。显然是她吞服毒药没有立即死亡，便用索套勒自己的脖子。索套抽得足以阻塞血液流通，但这不是致死的主要因素。房间整齐，没有一点凌乱，房门从里面反锁着，钥匙还插在锁眼里。
在这六例之中，最难办的是贝克郡的一个73岁妇女的自杀，她被自己的儿子发现死在她的卧室地板上。有一段绳子紧紧地缠着她的脖子，绕了两圈，在右耳下方打了个双结。她的右手食指有轻微损伤，少量流血污染了地毯。如果她的儿子能象一个侦探那样，在病理学家到来之前不去接触尸体，那么他就会少些麻烦。而他却象通常做儿子的那样：把绳结松开，又把绳子解掉，然后想把他的母亲救活过来。无论是法医病理学家或是地方警察都没有处理过这样的案子。他们不敢肯定自杀者是否能够这样自勒。幸运的是我能排除对他的怀疑。死者的假牙托掉在她头旁的地板上，我认为她很可能是坐在床上自勒然后倒下去，这时就损伤了她的手指。
在他杀勒死的案例中，法医病理学家常常要问，在受到攻击至丧失意识之间经过多长时间？在意识丧失到死亡之间又要多长时间？这些都是很困难的问题，答案有时使人惊奇。
1943年3月一个可怕的黄昏，至少有173名男人、妇女和儿童死于后来称为“地下铁道掩蔽所灾难”的事件中。伦敦中心响起空袭警报，人们跑下贝思尼尔·格林地下车站掩蔽所，秩序井然。突然一个带着小女孩的妇女摔了一跤，倒在一段楼梯的底部，跟在她后面的人停不下来，接着发生了可怕的自相践踏。当挤压停止后，找到了161具尸体，还有12例死在当地医院里。验尸宫委托我对4例不同年龄组的尸体进行解剖。
我认为每一例都死于压迫性窒息，在尸堆中胸部受挤压，经过解剖的4例中有3例的变异完全与迁延性窒息不同。在质询时我的鉴定是：“死亡可能发生得非常快，也许在被挤压后30秒钟内。”对这一点，有许多怀疑的意见，因为这与日常屏气的经验明显地不同。但希腊语“窒息”（asphyxia）的意思是：“无脉”，而不是“呼吸受阻”。希腊语也许比我们更接近真理。它含有我们采用这一词时失去了的解释。窒息包括许多因素，其中一些，例如颈部受压引起迷走神经反射，是能够在几秒钟内致死的。这样的案例可能由于突然发生的抑制而没有预谋或蓄意的意思，而勒紧颈部几分钟，只能表示是蓄意造成严重伤害。这就是法律上误杀与谋杀的不同之处。
法医生涯四十年
作者：K。辛普逊（英）
伍新尧 郭朱明 译
郭景元 祝家镇 校
5．地窖里的骨骸
当我处理每一个年青的病理学家都梦寐以求的象莫利·李费伯里所称的那种“一生难忘的案件”时，我才35岁。这个案件的确样样俱全。要不是战争的阴影使人惴惴不安，它本来会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就象斯皮尔珀里年青时遇到的克里宾案件那样。
1642年7月17日，在帮忙清除伦敦南区沃西哈尔路被炸弹炸毁的浸礼会教堂时，一个工人用镐头撬开搁在教堂法衣室下面的地下室地板上一块很重的厚石板。石板底下躺着一具骨骸，骨上还粘有—些零碎的肉。他认为这是那次德国人大轰炸的另一个受害者的残骸，就用铲子将这副骨头铲了起来，头仍留在地上。
侦察警长哈顿和基林被叫去勘查，他们用棕色纸将骨头包成一小包，然后送到南瓦克的公共停尸室。第二天早晨我去到那里检查。看见一个干缩的子宫夹在躯干残余部分中，就知道这是一具女性尸体。头颈部有一些带黄色的沉积物。火焰已将她的部分头颅、髋部和膝盖烧黑了。
她会不会是炸弹爆炸的受害者？考虑到这具尸体很整齐地躺在厚石板底下，那块石板又整齐地放在一个地下室的地板上，这不象是个炸弹的弹坑。侦探告诉我，这个地方有古代的公墓：这具尸体躺在那里有没有50年长的时间呢？我摇摇头。因为身体的软组织不可能保存那样长的时间而不腐败。我认为死者死了不过12至18个月的时间。而这个教堂是在1940年8月被炸毁的，差不多是两年前的事。
她是谁呢？怎么会在那里？是凶杀吗？很明显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回答。但无论是地窖或老式的停尸室都不是科学地重建案件经过的好地方。我请求验尸官赫维·怀亚特允许我将尸骨带回我在盖氏医院的实验室，用唯一可行的办法，即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用实验室重建法，把它整理出来。
工人在铲骨头时，并没有象他所想的那样打破了头骨。尸骨的头是被切断的，另外，两臂在肘部、两腿在膝关节处也被完全切断。按照我自己的经验，炸弹爆炸可以造成使许多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但不会象这个尸体那样奇怪。有人把尸体肢解了。
肢体有一部分缺失，第一步就是要设法找到它们。我和警察化了两个下午的时间，将地窖底层的泥土筛了将近三吨。只发现有动物的骨头，却没有人的。然而我在地窖里注意到两件有趣的事情：在埋葬尸体的地方有一些黄色粉末，还有一个不到5英尺长的木箱。
约翰·赖费尔，内政部化验师和盖氏医院临床化验研究室的负责人，分析了地窖里所发现的黄色粉末和尸体上的黄色沉积物，报告说她是被埋在熟石灰里。
我把尸骨重新排好并测量其身长。把缺失的肢体和软组织算进去，身长为5英尺半英寸。又用大家所熟知的“皮尔逊公式”核对，还用比较不那么可靠的罗利特表核对，这两者都是根据肢体长骨的长度来推算身长的。我用的是一根长骨（左肱骨）。皮尔逊和罗利特计算的结果略有不同，但其平均长度是5英尺半英寸。
这个女尸的颈部与躯干成相当明显的锐角。如果她活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这种体形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作了x线照片，看看有无引起脊柱弯曲的疾病，但没有什么发现。因此我认为她的脖子是在死后被压弯的。为什么呢？也许是在某种情况下将尸体塞进对她来说太小的空间时所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很可能是将她塞进了木箱子里。我检查了木箱上有无血痕，但所有试验都是阴性。
她有多大年纪呢？我作了颅骨板的X线照片。颅骨板在青少年至老年之间相当恒定的时期愈合在一起。她的额骨己完全愈合，顶骨正在愈合，顶骨与额骨之间还未愈合。这就指示出她的年龄在40～50岁之间。
肢解尸体的人明显地曾企图使人完全辨认不出她来。头皮、毛发、面部、眼睛、手、脚全都不在。不，不是完全没有：我发观在她的颅骨背后粘有一小段头发：棕黑色，略带灰白。
子宫是胀大的，作了另一次X线照片，防她万一环孕。但没有胎儿骨骼。实际上，后来证实子宫肿大是由于纤维瘤，瘤的直径3～4英寸，这样，她很可能曾经找过医生。
牙齿呢？她的下颌已完全不在，但在上颌骨，我发现了许多牙齿特征。要是能找到她以前的牙科医生，有这些特征就会象见到了她的肖象。右测三个磨牙，其中两个补过。左侧第一磨牙也补过。有假牙托的金属爪的爪印。腭高，口腔后部牙齿的骨质明显增厚，这是一个资料宝库。我对警察说：“如果你能找到她的牙科医生，而且他保存有适当的记录的话，毫无疑问你就能证实她的身分。”
基林警长认为他或许已经发现了她。他检查了全部失踪人名单，发现了雷切尔·多布金，一个防火人的老婆，15个月以前动身到被炸弹炸掉的浸礼会教堂找她男人索取所欠的赡养费，以后就失踪了。她的姐姐波利。达宾斯基已向警察报告了她的失踪。
波利说雷切尔47岁，高约5英尺1英寸。“和我一样高，”黑头发带点灰白。她曾因“腹内的一些问题”，一度常去医院。她的牙科医生是科普金先生。波利给警察一张雷切尔的照片。
确证了如下几点：柏森纳尔·格林地方的密尔特曼教会医院的医生玛丽·沃森说，她在1939年10月检查过雷切尔·多布金夫人，发现子宫有纤维样肿瘤。另一个伦敦医院的医生证实，子宫有纤维样肿瘤：曾建议作手术，但多布金夫人拒绝了。牙科医生科普金说，他从照片就认出雷切尔·多布金。有6年长时间，她是他的病人，准确地说是从1934年4月到1940年3月。科普金是很准确的，因为他的记录卡是警长基林所看过的病历卡中最全面的。
“从这些卡片，”基林问“能否把你最后一次看见她时她的上颌的形象画出来？”
科普金坐在他的诊室里画图。在基林的请求下，他签了名并写了日期：1942年8月3日，上午11时。然后基林带他到我在盖氏医院的实验室，雷切尔·多布金的颅骨放在工作台上。
“这是我的病人”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欢迎，他就兴奋地大声喊，“这是多布金夫人！那些牙齿是我补的！”
我记得这是十分激动人心的时刻。莫利·李费伯里差一点从她的实验室凳上摔了下来。
警长基林拿出牙科医生画的简图。这是从地窖里得来的上颌骨的准确的复制品——牙齿在准确的位置上，补的情况也一样，牙托间的空隙，爪的印痕，还有两件可能的附加物：左侧第一和第二前磨牙牙根的小碎片。科普金认为这些是1934年4月拔这些牙齿时残留在上颌中的，而在我们的X线照片上看不见。
我们重做了上颌的X线照片，这一次是由盖氏医院自己的老资格牙科医生，著名的威廉·凯尔西·费赖伊爵士做的，他发现了那些残根。
同时在玛丽·纽曼帮助下，我自己也一直在摸索照相术。玛丽·纽曼是负责盖氏医院照相室工作的。既然我们有了失踪妇女的照片，是一张正面肖像，我就试着把它与颅骨照片进行重合。这种证明身分的技术①（①称为颅像重合术。——译音）1936年由格莱斯特和布拉什教授第一次在著名的巴克·罗克斯顿案件中使用过。罗克斯顿是一个印第安医生，他杀死了他的老婆和她的女仆，将她们肢解后丢进深山谷中。格莱斯特和布拉什得到了被搞混了的两具尸体残余以后，就整理出了这些肢体碎块。我只有一颗头和一张照片，我想看看它们对比起来能符合到什么程度。
纽曼小姐照了颅骨，又照了肖像，将两者放大到一样大小，然后将X线底片作一次新的照相，将颅骨的负片和肖像的正片叠在一起，我们就发现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肖像盖在颅骨上就象面罩一样。
基林是多么高兴；就好象他已经抓住了凶手。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经抓到，至少他已经把凶手的一半抓在口袋里了。
凶手是谁呢？完全可以这样说，除非发生过什么凶险的事，否则就不会有浸礼会教堂地窖底层石板下的尸体碎块，但是这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凶杀案的控告。那么她被杀的证据有那些呢？
要不是凶手自己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很可能一个证据也没有。他将熟石灰撒在尸体上，无疑是企图减少尸体腐败时的臭气，也许是想腐蚀软组织。生石灰在销蚀人肉方面是很有用的，但熟石灰却很少或没有破坏作用，相反，它会杀死蛆虫和甲虫，有防腐作用。幸好是熟石灰，喉部的一些损伤被保存了下来。
这是另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黄昏后，当只有我一人在实验室时，剖开喉头，看见右侧甲状软骨上角骨折，其周围有少量的血凝块。幸好工人并没有用他的镐头和铲子造成损害。这些损伤是活着的时候形成的。
除非脖子被用手紧紧掐住，这一小小的骨头从不会自己断的。它是手指尖或拇指在掐扼脖子时的压力造成的。
“你敢肯定，大夫？”在没有典型的征象、没有指痕、没有窒息的情况下，我当真能说她是被扼死的吗？赫颐和基林都非常紧张。
“我敢肯定，这意味着扼杀。这一小块骨头没有其它途径会使它骨折。”即使在法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