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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躺下睡吧？”沙布洛夫问。
“现在就躺下呀？”阿弗杰耶夫不大情愿地回答。
他不想中断这次谈话。战争爆发一年来，他坚信人们在战争中变得更质朴，更纯洁，更聪明了。也许他们在本质上依然还是从前那样，但外表上现出好的迹象是，大家不再按照种种模糊的标准发表议论，例如：这人参加过会议没有，发表些什么意见，他是否有礼貌，是否受人尊敬，是否健谈，是否关心人，是否和蔼…… 战争一爆发，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了，人们在生死关头已经不去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被认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既没有时间想，也不想去想这些。
“躺下睡吧，”沙布洛夫说，“早晨的脑筋比晚上更清醒些，明天您去同其他人谈谈，您可以找到许多合适的人谈；我们营里有很多出色的人，差不多全是出色的人。大概您经常从军官嘴里听到这样的话吧？”
“常常听到。”阿弗杰耶夫如实地说。
“那又怎样，这话很对。我虽不知道这些人在战前怎样，战后如何，但是他们现在确实几乎全是好样的。我想将来他们大多数人也会是好样的，当然，如果谁还活着的话。您知道吗？我相信会活着…… 好，我们睡吧。”
沙布洛夫走近瓦宁床边，看到他早已摊开身子睡着了。沙布洛夫把他稍微托起，移到床的一边。
“为什么这样呢？”阿弗杰耶夫急忙地说。“别弄醒他了。”
“不，”沙布洛夫说，“不会弄醒他的。如果电话铃响，他马上会醒来，不然，就是翻他三两次，也不要紧，这我知道。您躺下吧，半边床是空着的。”
阿弗杰耶夫脱下皮靴，不脱衣服，盖着军大衣躺下了。
沙布洛夫坐到自己床上，脱下军服军裤，叠得整整齐齐，放好皮靴，包脚布搁在皮靴上面，然后盖着毯子，抽起烟来。
“我在有条件时，总是脱衣服睡，”他说，“从前我在边防军服役，所以我总按边防军老习惯，把服装摆得整整齐齐，十秒钟左右就可以穿上衣服，计算过的。我看，战争还会持续相当久。所以我不得不盖着毯子睡…… 怎么，不赞成吗？”他微微一笑。
“我很赞成，”阿弗杰耶夫说，“赞成，并祝您晚安。”
沙布洛夫倒在枕头上，一连深深吸了好几口烟。他没有入睡。掩蔽部的门大概开着，从外面传来凄凉的雨声，也许这是今年最后一场雨吧。
第十一章
清晨，阿弗杰耶夫和瓦宁到第一连去了。沙布洛夫留在营部，想利用战场上平静的机会把平常来不及做完的事情处理完。从清早起，他同马斯林尼可夫一起，花了两三个钟头来拟制各种军事报告，其中一部份确实是有必要的，而另一部份，沙布洛夫觉得是多余的，完全是迎合和平时期的种种文牍主义。
马斯林尼可夫出去后，沙布洛夫开始处理拖得很久、使他窘迫不安的事情：回复牺牲者的家信。几乎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就承担起回复这些信件的艰巨任务。他不满的是，一个人死去时，我们总有些人力求尽可能久的不把这个消息通知其亲属，并尽可能拖延不答，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干脆不回答。这种所谓仁慈心，在他看来，其实就是无视别人的痛苦，免得自己苦恼。
第一封信是帕尔费诺夫的妻子写来的。
“亲爱的别佳，——帕尔费诺夫的妻子写道（原来他名叫别佳，沙布洛夫以前不知道）。——我们都很想念你，我们都在等待战争结束，等你回家。女儿佳丽娅完全长大了，已经会走路，差不多不摔交了…… ”
沙布洛夫仔细地把信读完。信并不长，家里人在信中问候他，有几句话是谈工作，希望尽快歼灭法西斯，后面两行是小孩的粗笔迹，这是他大儿子写的；再下面是母亲撑着小孩手软软画上的几笔，并补充说：“这是佳丽娅亲手写的。”
回答什么呢？沙布洛夫平时在这种情况下，知道只能这样答复：“他已牺牲”或是“他已不在”，但是每一次他总在思索如何回答的问题，好像是第一次写回信。回答什么？怎样回答呢？
他想起帕尔费诺夫躺在水泥地上时的短小身姿，他苍白的脸和垫在头下的两个战地挂包。他是在第一天的战斗中牺牲的，以前沙布洛夫对他了解得不多，他是沙布洛夫的战友，是沙布洛夫许多许多并肩作战和阵亡的战友之一。沙布洛夫习惯了战争，看惯了这件事。他可以简单地说：他叫帕尔费诺夫，已经牺牲了。但在奔萨城马克思街第二十四号，“他牺牲了”这几个字就是灾难，就会使人丧失一切希望。在马克思街第二十四号，这几个字的背后意味着妻子不再是妻子，而是寡妇，孩子们也不再是普通的孩子，而是孤儿了。这不仅仅是痛苦，这是整个生活的变化，前途的变化。每当他写这类信时，最怕读信的人觉得，写信人心里轻松。他希望读信的人认为，写信的人是带着与他们同样的悲痛写的，——那样才能使他们读到这封信时不那么伤心，那么委屈，那么悲痛欲绝……
人们有时需要谎言，这一点他知道。这些人非常希望自己心爱的人牺牲得很英勇，或者像报刊上写的：死得很勇敢…… 他们希望他不是简简单单地死去，而是干出了一番重大事业后牺牲的，而且他们希望，他在临死前还想到过他们。
于是沙布洛夫在回答这些信件时，总是力求满足这种愿望，必要时，他也撒点谎，——这是他唯一坦然说出的谎言。他从日记本上扯下一页纸，拿起钢笔，用洒脱的笔法，开始写信。他写到他同帕尔费诺夫共事很久，帕尔费诺夫怎样在斯大林格勒夜战中英勇牺牲（这是真话），他在倒下之前亲手射死三个德寇（这是假话），并且写到他死时，沙布洛夫还在他的身旁，他临死前惦记着儿子沃洛佳，请沙布洛夫转告儿子，要他记住他的父亲。
沙布洛夫写完信，拿起面前一张照片，在未放入信封以前，看了看照片。这是在萨拉托夫市他们队伍组建时，在街上由摄影师拍照的。小个子帕尔费诺夫雄赳赳地站着，一手抓着手枪套，大概是摄影师建议他这样照的。
另一封信是一连塔拉索夫中士的家信。沙布洛夫隐约知道，塔拉索夫也是在这里的第一次战斗中牺牲的，但是他怎样牺牲，在什么情况下牺牲的，他却不清楚。这是一封从农村写来的信，在一张格纸上用大字写的，信上谈到全家人的情形，在这封简短而普通的信里，虽然文字表达得并不流畅，但仍然能够感受到强烈的爱和思念…… 沙布洛夫在回复这封信时，虽不知塔拉索夫牺牲时的情形，但还是写道：他是个好战士，死得很英勇，指挥官以他为自豪。
沙布洛夫写完这封信后，又写第三封，他把第三封信写完，就打电话到一连，此刻政治委员与阿弗杰耶夫刚刚到过那里。
“他们已经回营部去了。”连长哥尔坚科在电话里说。
“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吗？”沙布洛夫问。
“去的地方不少。 ”
沙布洛夫听到哥尔坚科在电话里笑了，于是放下话筒，轻松地吁了一口气。
四个人在一块进午餐：除政治委员与阿弗杰耶夫外，马斯林尼可夫也到了。瓦宁还是平时那样。阿弗杰耶夫很疲倦，但是他回到营部后感到轻松愉快，当一个人在战争中已经觉不出危险，只感觉到相当安全时，才会表现出这种愉快的情绪。
他在吃午饭时谈到了这个问题。
“你们知道吗，坦白地说，怕危险和怕死的感觉是很沉重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人疲倦，你们说对吗？ ”
“对。”沙布洛夫说。
“有时我觉得，”阿弗杰耶夫说，“士兵好像潜水员，当他被一点点地放到水里时，压力逐渐增大。这里也是一样，危险逐渐增大，对危险也越来越习惯。后方的人往往不了解，他们以为，并不总是那样危险，前线上一切都带有相对性。譬如，士兵攻击后回到战壕时，他觉得战壕是安全的；我从连里回到营部时，觉得战壕简直是个要塞；如果您到了集团军总指挥部，您一定觉得那里平静无事，至于在伏尔加河东岸，虽然敌人也向那里炮击，您一定认为那简直是，或者几乎是疗养所，但是一个从后方刚刚到这里来的人，即使在东岸，也觉得有莫大危险。您认为我这话对不对？ ”
“对，当然对。”沙布洛夫说。“不过在斯大林格勒这里，情况却不同，在这里，连集团军总指挥部有时也同我们一样距离敌人很近，处境很危险，如果按今天我们这里的平静气氛来衡量，它甚至比我们更危险。”
饭后，沙布洛夫穿上大衣，坦白地说：
“我到二连去…… ”
可是阿弗杰耶夫感觉这是在请他一同去，或许甚至是在向他挑战。他也站起身来，一声不响地穿上军大衣。
“您到哪里去？ ”
“同您一块走。”阿弗杰耶夫说。
沙布洛夫向他疲倦的脸上望了望，本想反驳，但随即明白了，既然这人把与他无关的话理解为请他一同去，现在就阻止不了他，所以沙布洛夫懒得费话，只是简单说道：
“好，那就一起走吧。 ”
二连连长仍旧是西伯利亚人波塔波夫。他看见沙布洛夫带着一个也许是从某司令部来的生人，就按照前线战士的习惯，请他们到他掩蔽部去吃点东西：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东西可吃，只有点我们西伯利亚的饺子。”
沙布洛夫晓得，如果波塔波夫有饺子，一定是最好吃的。波塔波夫所说的“没有什么特别东西可吃”的口气，是前线下级军官请上级军官吃饭时都喜欢讲的话，从连里一直到集团军总指挥部，无一例外。只要环境允许，他们总是力图找到比上级司令部更好的厨师，准备出更好吃的东西来。可以说，这一点他们常常是做到了。
沙布洛夫与阿弗杰耶夫谢绝了饺子，到各战壕去了。
孔纽科夫带领的一班人，就在该楼房墙外的战壕里，战壕就在墙边，沿墙脚一带挖掘的，并用倒塌的砖块和沙土隐蔽得极好。
战壕后面，有两条很好的交通壕，从墙脚下通进楼房内，那里挖有一个地窖，地窖顶上盖着战火烧过的大木料。两个机关枪巢修筑的特别精致，射击手的地方也布置得很妙，左边挖了许多土隔板，那里放着士兵们常用的东西：小锅，烟草等等。
“抽吧，抽吧。”当聚集在一块吸烟的战士们看见营长来到，急忙立正的时候，沙布洛夫说。
“老乡，卷支烟抽吧。”孔纽科夫拿腔拿调地说，周围的人都笑了，沙布洛夫感到，孔纽科夫讲话的语调不是偶然的，他常常以此炫耀自己。
“您好吗，孔纽科夫？”沙布洛夫问。
“很好，大尉同志。 ”
孔纽科夫还是那样纪律严明，但是经过半个月的战斗之后，原先的乡土气减少多了。虽然处在危难中，他仍然感觉到不能与首长讲话太随便。
“怎么样，对飞机炸弹习惯了吗？ ”
“是，习惯了。如果在这里再不习惯，报告大尉，——那就该淹死在伏尔加河里。既然他…… （“他”是士兵的普通话，经常指德寇），既然他总在扔炸弹，逼得你适应，你又怎么能不习惯呢。”
“这就是孔纽科夫上士，”沙布洛夫转向阿弗杰耶夫说，“因为他作战勇敢，我已在27日替他请功了。 ”
孔纽科夫幸福地微微一笑。本来，他已经从连长口里听说为他请功了，但此刻营长正式当着他全班战士的面，大声重述这一点，他感到心里特别舒服。像所有的人在兴奋时刻的心情一样，这时他脱口而出的，并不是此刻应该说出的“效忠苏联”的话，却是高呼道：“誓死效劳…… ”说到这里，他很难为情地咬一下舌头，没说出“大人”二字。
“这位营政治委员是从莫斯科来的，”沙布洛夫说，“孔纽科夫，你把27日的战功讲给他听听，把望远镜暂时给我用一用。”
孔纽科夫摘下挂在胸前的德国望远镜，这是他在占领这座楼房的头一天搞到的。他一刻不离地挂在胸前，几乎像一个军官，至少不完全像个士兵了。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点，所以他此刻把望远镜交给沙布洛夫的时候，心里有几分惶惑不安，因为他从第一次大战时就知道，凡是有意义和有用的战利品，上级首长总爱从部下的手里拿去供自己使用。
沙布洛夫站在墙壁突出部分，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邻街倒塌的地方，孔纽科夫则不慌不忙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