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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宁把掉到额上的头发向后甩，这使阿尼娅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一次共青团员集会，瓦宁在讲坛上演讲，也像此刻这样热烈，也这样把额头上碍事的头发甩到后面去。瓦宁此刻说的话她并不全懂，他说的，大概只是他和萨布罗夫争论的继续。但是主要的一点她懂得：她面前坐着一个非常好，非常善良的人。
“是啊……”瓦宁又打断了自己。“所以我说：当周围发生一切，鬼知道，那么可怕的或是不可怕的、但总之对人是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您将要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一起，使我特别高兴。在一起就好……您怎么，直接把东西带来了？”
阿尼娅笑了。
“东西在这里。”
她指了指一个塞得满满的大医药包。
“还有呢？”
“还有——全在这儿，”阿尼娅说。
她脱了大衣，在桌旁坐下。
“将来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植树，”瓦宁说。“从前怎么祥，将来也要那样。”
“当然，”阿尼娅说，她不由想起了今天她来这里时走过的那个斯大林格勒。
马斯连尼科夫在军大衣底下动了一下，然后很快地在床上坐起来，摸到皮靴套在光脚上．站起来走到阿尼娅跟前打招呼。
“是您来了。”
他这样说，阿尼娅听了很高兴，仿佛这里等了她好久了。
“想吃东西吗？”
阿尼娅摇摇头。
“想睡觉吗？”
阿尼娅摇摇头。
“我什么都不要。看见您我很高兴。”
“明天我们这里大概会很安静，”马斯连尼科夫说，不知是要安慰她呢，还只是为了继续谈话。
“我的老共青团员，”瓦宁介绍说。“《故友重逢》，好像有过这么部影片吧？”
“有过，”阿尼娅说。
“很久没有看电影了，这里偶然收到一份《真理报》，我看了那上面莫斯科各电影院的电影广告栏目。那里甚至在放映〈三剑客》呢。”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看过《三剑客》。”
“是陶格拉斯·范朋克①演的吧？”马斯连尼科夫问。
“是。”
“听说，现在是别的演员在演。陶格拉斯·范朋克死了。”
“是吗？”阿尼娅惊奇起来。
“死了，早就死了。玛丽·碧克福也死了。”
“难道玛丽·碧克福也死了？”阿尼娅伤心地问，仿佛最近一个月以来斯大林格勒发生的事件中，这是最令人伤心的。
“她死了，”马斯连尼科夫生硬地说。
老实说，他并不知道玛丽·碧克福是死是活，不过，既然谈到这个题目，他就要让听众惊奇他是多么消息灵通。
“那么裴斯开登呢？”阿尼娅担心地问。
“死了。”
瓦宁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你讲起他们，好像在写最近一昼夜人员损失的汇报。”
“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阿尼娅难受地说。
裴斯开登死了，使她很难受。她想起他那忧愁的、水远不笑的长面孔，她惋惜死的正是他。
“他没有死，”瓦宁望了阿尼娅一眼，说。
“不，他死了，”马斯连尼科夫激烈地反驳说。
“好，算了，就算他死了。”瓦宁想起这场争论在斯大林格勒这里可笑的一面，便同意说。“我去查岗，”他边穿大衣边补充说，也以此让他们明白，谈话已告结束，裴斯开登是死是活毕竟不那么重要。
“大尉已经在那边检查，”马斯连尼科夫说。
“他也许在连里什么地方耽搁了，我反正是要去检查的……”
瓦宁走出了掩蔽部。
“您还是躺一会吧，”马斯连尼科夫建议说。“明天我们在这儿角落里给您铺一张床，您暂时就在我的床上躺一会。”
阿尼娅不想躺，可是她没有表示反对，就脱掉皮靴，躺在床上，用大衣严严实实地一直盖到颈脖。
“我照您的话做了，可是并不想睡，”阿尼娅微笑了。“您给讲讲你们这里的生活情况吧。”
“非常好，”马斯连尼科夫回答说，他的语调仿佛在他面前的不是阿尼娅，而是带着礼品从赤塔来的代表团。后来他想起来，这是阿尼娅，对这里的情况知道的并不比他差，便补充说：“今天把所有的进攻都击退了。大尉的气色很好。我们在这里很替他担心。”
“我也是。”
“可是他连一点皮都没有擦伤。将军说，为了他夜里两次到列米佐夫那里，已经呈请授给他列宁勋章。哦，还有什么呢？在这儿见面的时候喝了一点酒预祝胜利。我心里暗暗也为您干了杯。”
“谢谢。”
“我非常高兴您在这里，”马斯连尼科夫接着说。“您知道，老是男人们在一起，在这种环境里一个人会变得粗野起来。”他感到，他的这句话显得故意装出男子气，不禁脸涨红了。“也许，您想抽烟？”
“我不抽。”
“战前我也不抽。但是在这种环境里叫人想抽烟。时间可以过得快些。抽一支吧。”
“那好吧，”阿尼娅同意了，她明白，抽了姻可以让他高兴。
他从军便服口袋里掏出唯一的一支烟卷递给阿尼娅，自己却来卷烟卷。后来想起来没有给她火柴，便跳起来，把烟卷里的烟草撒了—地，划了火柴，递到阿尼娅面前。她不熟练地抽起来，很快吸了一口，马上喷出烟来。
“也许，您还是想吃点什么？”马斯连尼科夫问。
“不啦，谢谢。”
“给您拿点水来？”
“不，谢谢。”
马斯连尼科夫不作声了。这里，在他的保护下，是他的长官和同志的妻子，他是以只有男孩子才有的动人的段勤对待她。他要无微不至地照顾地，让她懂得，他是她丈夫的最忠实的朋友，她可以完全信赖他，一般说来，没有一件事他不是乐于为她效劳的。
他们这样沉默了几分钟。
“米沙。”
“是。”
“您不是米沙吗？”
“是啊。”
“您真好。”
听了“您真好”这句话，马斯连尼科夫感到，虽然他和阿尼娅大概是同年，但是神气之间她却显得比他大得多。
“米沙，”她闭上眼睛，好像要记住他的名字似的又说了一遍。
在寂静中，他独自坐在桌旁，偶尔有远处的枪声打破这片寂静。离他两步的床上睡着一个非常漂完（他觉得这样）的女人，他的同志的妻子，如果她不是他的同志的妻子，他会爱上她（他这样想），而且已经爱上了她（这是事实，但他永远不会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他不知怎么想起他哥哥，想起哥哥从西班牙回来以及后来从蒙古回来后常去的莫斯科郊外的那个热闹的别墅。也许是因为哥哥曾多次冒过生命危险，所以他喜欢去避署的时候周围总是热闹快活。他去避暑总带着漂亮女人，先是这一个，后来，过了一年，又换一个。他总是热闹、快活，似乎，朋友也好，爱情也好，他得来都很容易。而马斯连尼科夫觉察，哥哥因此常常有些闷闷不乐。有一次，哥哥和一大群人还有一个妇人来到别墅，在马斯连尼斯夫眼中，那妇人是无比地美丽，换了他，他会守着她寸步不离。可是哥哥突然说：“米什卡，我们去打台球”，他们便锁起门来，打了３个小时的台球。外面有人来敲门，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科利亚，”的时候，哥哥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说：“米什卡，别作声，”——他们便都不作声，直等门外轻盈的脚步声远去，才又继续玩起来。哥哥说：“去他们的”。马斯连尼科夫觉得奇怪：这事他真弄不明白，他觉得要是这个女人的声音在喊他，他本人是无法这样不声不响地打台球的。打完台球，哥哥回到同伴们那里，对方才他没有理睬的那个女人万分温存，似乎愿意为她赴汤蹈火。但后来又悄悄地像对同谋似的对马斯连尼科夫挤挤眼，好像说：“幸福并不在这里，亲爱的，幸福并不在这里。”但是马斯连尼科夫觉得，幸福正是在这里。
他想起了哥哥，想起了别墅，也想起了台球。哥哥在那里呢？报上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他突然想象哥哥牺牲了，便不由得想，如果当时别墅里那群喧闹的人和女人们知道哥哥的噩耗，不用说，他们会讲起他，为纪念他干杯，还会回忆起和他在别墅的情况，此外大概什么事都不会有了。而现在万一萨布罗夫牺牲了，那么阿尼娅会怎么样呢？她一定会变得和此刻完全不一样，她会发生可怕的事。而和哥哥一块的那批人，什么可怕的事也不会发生。也许正因为如此，哥哥才会跟他去打台球，他们敲门也不理睬。
他又一次看了阿尼娅，少年恋爱的烦恼——不是对她的爱，而是一般的爱情——不禁油然而生。他非常想活到战争结束，可以也到哥哥的别墅去，也不是一个人去，但是完全不要像哥哥那样。他开始冥想，这个女人，她该是什么模样，但是当他笼统地想到她的时候，他便赋予她优秀的美德，当他想象她的脸庞时，他竟想起阿尼娅的脸。
他坐在桌旁的凳子上打起盹来，当瓦宁查了岗回来喊了他一声，他不禁吃了一惊。
“萨布罗夫在哪里？”
“他走了。”
“已经６点钟了，”瓦宁说，“一定是钻到科纽科夫的屋子里去了。别的地方都没有他。”
第二十二章
萨布罗夫果然是到科纽科夫的房子里去了。
只有夜里才能到那边去，而且一路上大部分要爬行，还有被流弹击中的危险。
萨布罗夫和彼佳先是挨着一堵半毁的墙走，后来转了弯。到了这里，彼佳把身子蜷缩起来，仿佛准备要跳。
“大尉同志，您怎么样？这里是没有遮掩的地方。”
“我知道，”
“怎么，爬还是跳？”
“跳，”萨布罗夫回答说。
他们从墙后跳过去，跑了３０米，到了第二堵墙前，从这堵墙后面，已经可以比较安全地钻进房子。德国人听到响动，从后面就有几梭机关枪子弹打在石头上。
“来的是什么人？”黑暗中有人轻声问道。
“自己人，”彼佳答应说，“是大尉。”
他们挨着墙又走了几步。
“这儿来，”仍旧是那个声音轻声说。
“是我，”萨布罗夫回答说。
“这儿来，别碰了头。”
萨布罗夫弯着腰下了几级楼梯。他们摸索着拐过去，走进了地窑。
这是茹克中尉曾经把躲在里面的德国人一网打尽的那个大锅炉房的一部分。两个月来形势变了：先前认为危险的地方，此刻在这夷为平地的城市里，已经算是舒适的所在。锅炉房被一个５００磅的炸弹直接命中，炸掉一部分，但是另外一小部分却完整无恙。
在墙角对着德国人的两座墙上，做了架着４挺机枪的炮眼。楼梯被打坏了。不知从哪里拖来一段消防楼架到天花板的窟窿上。墙上被炸弹炸穿的破口用锅炉碎片堵住，在留下的通道上挂了两块拼在一起的雨布。萨布罗夫跟着领路人就是从这里掀起雨布帘走进锅炉房。
锅炉房里烟雾弥漫。一只自制的小铁炉直接放在水泥地上。烟筒穿过墙壁通到外面，可是烟筒装得不严实，所有接头的地方到处冒烟。一个战士蹲在炉边，五六个人横七竖八地睡在屋角里的铺上，铺是用两只弹簧垫和从被打毁的汽车里取下来的几个人造革坐垫搭成的。
萨布罗夫进来的时候，坐在火旁的战士跳起来，行着敬礼问道：
“大尉同志，要叫醒科纽科夫吗？”
“叫醒他，”
“司务长同志，司务长同志，”那个红军战士开始推科纽科夫。
科纽科夫边走边整理皮带，跑到萨布罗夫跟前。
“准许报告！”他在离３步的地方站住，高声喊道。“靼鞑街７号房屋的守备队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没有病人。两个伤员。没有特殊事故。司务长科纽科夫报告。”
“你好，科纽科夫。”
“祝您健康，”科纽科夫字字清晰地说，他后退一步，又立正了。
尽管科纽科夫严守军纪，但他的外表上却有了一种新的、微带打游击的神气，这是在被围困很久、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与外界隔断的人们身—上所显露的。科纽科夫的皮带照旧束得很紧，连两根指头也插不进，但是棉帽却雄赳赳地歪戴着，腰带上挂着一支装在黑色三角形合子里的德国手枪，脚上那双镶毛边的、德国飞行员的皮靴显得很漂亮。
根据那个红军战士不敢自作主张而来请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