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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夜里，萨布罗夫在团参谋部领到颁给科纽科夫的勋章以及给他的驻防部队的几枚奖章，又一次钻到科纽科夫的房子里，去给他们授奖。所有要受奖的人还活着，尽管这在斯大林格勒是罕有的。科纽科夫请萨布罗夫给他佩上勋章，——他的左手手腕被手榴弹弹片打伤了。当萨布罗夫照兵士那样，用小刀在科纽科夫的军便服上划开一个小口，开始把勋章拧进去的时候，科纽科夫立正说：
“大尉同志，如果向他们进攻，我想直接从我的房子穿过去最合适。他们把我围困在这里，我们就直接从这里朝他们进攻。您看我的这个计划怎么样，大尉同志？”
“等一等吧。会有一天我们要这么干的。”
“大尉同志，计划是对的吧，”科纽科夫坚持地说“您以为怎么样？”
“对的，对的，“萨布罗夫心里想道．要是进攻的话，科纽科夫的老老实实的计划的确是最正确的。
“笔直穿过我的房子朝他们进攻，”科纽科夫重复说。“杀他个措手不及。”
“我的房子”这句话，他常常高兴地一再重复；据士兵中传说，在战报里这所房子就是被称做“科纽科夫的房子”，这种说法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对此颇为得意。
“德国人要把我们从这所房子撵出去，”萨布罗夫要走的时候，科纽科夫说。“居然打起主人来了。”他指着自己的伤手，笑了起来。“弹片虽不大，可是横穿骨头擦过去：手指完全不能弯了。大尉同志，请这样报告长官，要进攻的时候，穿过我的房子打过去！”
萨布罗夫虽然尊重普罗岑科，懂得在他的那番话后面一定还有更高级长官的话，但是，将要进攻的信念不但在普罗岑科心里有，连科纽科夫心里也有，这种情况更有力地加强了他自己的想法，认为这件事正是会这样。
萨布罗夫从科纽科夫那里回来的时候，已经近早晨了，瓦宁在连里，马斯连尼科夫坐在案旁，虽然他没事干，完全可以去睡觉。最近几天他极力到处要和萨布罗夫在一起，硬是要跟他到科纽科夫那里去，可是萨布罗夫断然拒绝了，他只好留了下来。现在马斯连尼科夫坐在那里着急。
萨布罗夫走进来，默默地点点头，又这样默默地脱下皮靴和军便服，躺到床上。
“要抽烟吗？”马斯连尼科夫问。
“要。”
马斯连尼科夫送给他一个装马合烟的烟合。萨布罗夫抽了起来。他珍视马斯连尼科夫的那体贴的沉默——在一个人不幸的时刻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表现出的罕有的特性。马斯连尼科夫什么都没有问他，也不安慰他，同时却以自己默默的陪伴时刻提醒他，他在本身的痛苦中并不是孤独的。
此刻萨布罗夫突然感到对这孩子的柔情，最后几天以来他第一次想到，战后有一天他们会在离这里一个温远的地方，在一所和这里完全不同的房子里，穿着完全另样的服装相遇，他们会回忆起在这所上面有５层盖板的窑洞里，在这些寒冷的战壕里、在飘着寒冷的小雪之下所发生的一切。那时他们会突然觉得，这些白铁茶杯，这些斯大林格勒的“卡秋莎”小灯，这全部不舒服的战壕生活，甚至那将要过去的危险本身，都变成可爱的。他在床上坐起来，把手伸到马斯连尼科夫跟前，紧紧搂住他的肩膀，把他朝自己跟前拉：
“米沙！”
“什么事？”
“没有什么。将来有一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会有什么可以回忆的，是吗？”
“当然要回忆的，”马斯连尼科夫沉默了一会说，“回忆我们在１１月１８日坐在斯大林格勒的铁皮火炉旁边抽烟。”
“１１月１８？”萨布罗夫惊奇起来。“难道今天是１１月１８？”
“是呀，怎么啦？”
“奇怪，日子过得真快！从我们在埃尔顿下车，明天已经是７０天了。”
他仍旧坐在床上，摇晃着身子，喷出一个个小烟团，他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此刻坐在这儿的掩蔽部里，而他，经过已经有７０天在周围发生的一切，仍然安然无恙，而阿尼娅却不在，也不知她是死是活。他坐了好一会，一言不发。后来他往床上一躺，几乎立刻就睡着了，捏着已经熄灭的烟卷的手从床上耷拉下来。
他睡了一小时，也许一个半小时。话务员来叫醒他的时候，天色还是漆黑，斜埋在掩蔽部墙上当窗户用的、口径１２寸的管子里，还没有透进亮光。萨布罗夫赤着脚在冰冷的地上跑去接电话。
“我是萨布罗夫大尉。”
“我是普罗岑科。你在睡觉？”
“是，睡过了。”
“好吧，那么赶快起来。”普罗岑科的声音里带有激动，“到外面去听听。”
“什么事，将军同志？”
“没有什么，过一会你打电话给我。报告我，你听到没有。把你的人都叫醒，让他们听听。”
萨布罗夫看了看表：是早上６点钟。他匆匆地穿上皮靴，也不穿军便服，单穿一件衬衫就跑到外面。
在斯大林格勒，早上从６点到７点一般是最安静的时候。有时整整一小时双方的大炮都不发一次齐射，只是有的地方有单独的步枪声，或是远处偶然有一个迫击炮弹发出低哑的爆炸声。
萨布罗夫从掩蔽部跑出去的时候，外面大雪纷飞，几步之内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他想到应该加强防卫。听了普罗岑科的电话，他期待有什么特殊事件。然而什么也听不见。天气寒冷，雪落到敞着的衬衫领里。他这样站了一两分钟，才听到远处不断的炮声。炮声来自右面的北方。大炮在离这里二四十公里的远方射击。炮声虽远，但仍旧能传这里，震撼着大地，根据这些情形看来，可以感到在发出这炮声的地方，此刻正在进行着令人惊心动魄的、声势空前的大事，那边的炮火连天，是从未有人见过和听过的。萨布罗夫已经不觉得寒冷，有时擦掉脸上的雪花，继续凝神听着。
“难道这就是那件事？”他心里这样想，转脸对站在身旁的自动枪手说：
“听见什么吗？”
“怎么不听见，大尉同志。听见。我们的大炮在轰。”
“你为什么想这是我们的大炮？”
“听声音听得出。”
“这已经很久了吗？”
“已经有一个来钟头了，”自动枪手说。“一点没有减弱。”
萨布罗夫很快回到掩蔽部，先推醒马斯连尼科夫，再推醒瓦宁，瓦宁从连里回来不久，皮靴和大衣也不脱就睡了。
“起来，起来，”萨布罗夫的声音跟５分钟前普罗岑科和他说话时的声音同样地激动。
“什么？出了什么事？”马斯连尼科夫一面穿皮靴，—面问。
“出了什么事？出的事可多啦。你们到上面去听听。”
“听什么？”
“先去听了再说。”
等他们出去了，萨布罗夫吩咐话务员接普罗岑科的电话。
“是我，”传来普罗岑科的声音。
“将军同志，报告：我听到了！”
“啊……大家都听到了。我把所有的人都叫醒了。开始了，亲爱的，开始了。我又要见到我的故乡乌克兰，我又要站在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小山上了。明白吗？”
“明白！”
“已经是第４个夜晚天不亮我就不睡了。“普罗岑科说。“我老是到外面去听：有没有开始？我们的人喜欢在天亮前开始。今天——出来，音乐会已经开始了……听得清楚吗，萨布罗夫？”
“清楚，将军同志。”
“我还没有接到集团军司令部的通知，”普罗岑科预先说。“你等一等再通知大家。不过何必要通知他们？他们自己听见，就会猜到的。”
普罗岑科放下听筒，萨布罗夫也放下丁。他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和在哪里发生的．但是他毫不怀疑地感到：它是开始了。虽然它只是在一小时前开始的，但是此刻如果没有这遥远的、雄壮的、炮兵进攻的隆隆炮声，今后便无法想象将如何生活了。不管在这一瞬间听到它或是听不到它，这炮声已经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了。
“难道是开始了吗？”萨布罗夫几乎是吃惊地又问自己，又坚决地回答自己说：“是的，是的，当然是的。”
虽然他好像被关在鼠笼里一样被困在紧靠伏尔加岸上的掩蔽部里，德国人在这里离伏尔加只剩８００米，离他的掩蔽部只剩下６０米，然而他照样在一生中第二次体验到那无与伦比的进攻的幸福，就候去年１２月的一天在莫斯科近郊那样。
“嗳，怎么样，听到了吗？”他很得意地问走进来的瓦宁和马斯连尼科夫。
他们沉醉在这不可置信的喜悦中，一动不动地坐着，偶尔彼此说上一两句。
“不至于失败吧，像９月那样？”瓦宁怀疑起来。
“行啦，别说啦！”萨布罗夫打断了他。“为了这件事我们在这里困守了这么久，现在它是不会失败，也不容许失败。”
“啊，我多么希望此刻我能在那边，”马斯连尼科夫说。“我多么希望能在那边！”他兴奋地重复说。
“在哪边？”萨布罗夫问。
“呐，在发动攻势的那边呀。”
“人家还以为，你米沙此刻是在塔什干的什么地方呢。”
“不，我正是要待在发动攻势的地方。”
“可是我们这里也要进攻。”萨布罗夫说。
“嗨，这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就在今天。”
“今天？”马斯连尼科夫反问。
他等着萨布罗夫再说下去，可是萨布罗夫没有作声。他想出了个计划，可是不愿意事先说出来。
“也许，我们来喝一杯庆祝进攻吧？”马斯连尼科夫等了一会，建议说。
“彼佳！”萨布罗夫喊道，但是彼佳没有答应。“彼佳！”他又叫了一声。
彼佳站在上面，也像５分钟前他们站在那里一样，听着。他听见萨布罗夫喊他，但是他第一次敢于当作没有听见，——他实在想好好地听听炮声。萨布罗夫只好亲自跳到交通壕里。
“彼佳！”他又叫了一声。
彼佳好像刚听见似的，跑到萨布罗夫跟前。
“怎么，你在听？”
“在听，”彼佳微笑了。
“去，为了庆祝给我们斟一份酒。”
彼佳在半分钟内把杯子和水壶弄得叮叮当当地响，端了一只盘子走进掩蔽部，盘子里放着三个杯子和一听打开的罐头，里面像扇子似的插着三把叉。
“给你自己也斟上，”萨布罗夫一改自己的习惯，说。
彼佳掀起雨布幕走出去，马上就拿着自己的杯子回来，根据他这么快就回来，可见酒是事先斟好的。
他们碰了杯，默默地一饮而尽，因为一切都很明白，不必多说：为庆祝进攻。
半小时后，普罗岑科打电话来，他的声音已经比较平静，但是仍然激动，他说，接到战线司令部的正式证实，我军在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于清晨５时在斯大林格勒以北转取攻势。
“要切断他们，切断！”萨布罗夫放下听筒，向他们讲述了和普罗岑科的谈话内容，马斯连尼科夫高兴地嚷起来。
“你们去吧，”萨布罗吩咐说，“瓦宁，你去一连，你去三连。对大家说说。”
“你留在这里？”瓦宁问。
“是的，我要和列米佐夫谈谈。”
萨布罗夫削好铅笔，从营部的文件夹里取出上面绘有全营地段和前面各所房屋位置的略图，开始沉思起来。后来他很快地接连在图上做了几个记号。是啊，今天他们也应该进攻。这对他是清楚的。他当然知道．现在主要的大事是在远离他们的北方，或许在南方，而他们的命运是暂时守在这里。然而，今天当他们都揣揣不安地盼望着的那个伟大事件已经开始的时候，他心里也不禁产生了急于跃跃欲试的渴望。蕴藏在他和其他人们心中的那股力量，应该找到自己的出路了。他打电话给列米佐夫。
“上校同志吗？”
“是的。”
“请准许我到您那里来。我有一个不大的作战计划。”
“作战的？”列米佐夫说，在电话里都听得出他微笑了。“是进攻的集团军的荣誉不让您安宁吗？”
“是的。”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