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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顿生猜忌，剿共于是继续紧锣密鼓进行。我们从教科书里边熟知的陕北英雄刘志丹就是在这时候战死的。
1936年8月，潘汉年回到了保安（那时候还没有“革命圣地延安”），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全盘汇报，包括与陈立夫的接触。张少帅在那个时候有所不知的是，就在9月间他与中共在西安作初步谈判、真心相信共产党会帮他，甚至打算改信共产主义的前后，毛泽东已有“亲笔信与密码”带到南京。而就在西安事变前一、两个月，一纸《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也被秘密带到上海，通过宋庆龄、救国会，转张冲、陈立夫，与政府进行“初步谈判”。
幸而当时因为国民党的“条件过高”，谈判没有成功。否则背着政府与共军有了如此秘密往来的张学良，等不到他发动西安事变，就会给拘禁起来了。
09 瓦窑堡会议
西安事变的所谓“和平解决”，并没有使当权的国民政府下决心，把兵力用到抵抗日本侵略军上。为了维持“九一八”之后日中双方暂时稳定的局面，不“激怒”日本人，当局甚至不惜对要求抗战的“七君子”以“危害国民”的罪名定罪——在那样敏感的局面下。
就在这时，在“西安事变”大约半年之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对蒋介石说来，共产党的篡权无疑比异族入侵严重得多，但“先安内后攘外”已完全没有可能，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战——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对共产党说来最为要紧的：释放政治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
三十五年之后，到了1973年，当日本紧随美国恢复对中国的正式邦交，并就侵华战争表示歉意时，八十岁的毛泽东居然回答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否则还有中国共产党吗”。
我们都知道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军是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而炮轰芦沟桥的。这不是偶然的处置失当，而是和“皇姑屯炸弹”、“九一八”一样，是一庄经过精心策划而挑起的事端。问题于是变成，日军本部为什么要这么作：为什么不早不晚，单单选在1937年7月把中国战事扩大。
在毛泽东表示了感谢之后，根据当时的报道，日方相当拘谨，不知这“伟大领袖”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根本没敢接话头。直到今天，也没有谁就新公布的史料，对这一个关乎数千万人生命的大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过，对毛泽东这一说法加以证实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这就是，以一个行动完成之后谁人从中获益，来判断行动的初始目的。按照共产党自己给出的数字，1936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三大主力会师时，人员不足4万人；到了1940年，已是50万；1945年时，80万；待到1946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增加到了120万——“全面抗战”的局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产党，还给了它发展壮大的机会与极为珍贵的政治“合法性”——毛泽东没有说错。
读者朋友这时可能感到不解：战争，按照一般常识，是要消耗、减员的，八年抗战下来，人马怎么反倒多了？对此，共产党历来有它的解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得道多助！”——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翻开历史档案，就会找到比这类“响亮口号”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
原来，在1935年12月，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曾召开后来史称“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的政治口号是：“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第二年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恢复了已经断了将近两年的电讯联系。那时，第三国际自己刚刚开过“结成广泛反法西斯战线”的会，得知这一口号后大吃一惊，立即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产党必须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应把南京政府而不是各地的反蒋派当作自己的统战对象。
但那时陕北的共军正与前来围剿他们的东北军（非嫡系）秘密拉关系，这命令究竟是服从呢还是不服从？幸亏当时电讯联络虽然恢复，但其功效和今日的电话、电传、互联网全不可比拟，“执不执行”和“怎么执行”就那么拖了下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西安事变”的后果之一，是拥护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唯一领袖：红军被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了国军的指挥体系。这时候，摆在刚刚获赠一座延安城、惊魂初定的共产党面前的，是怎么服从这个明知是“死敌”但确实已经认头了的“领袖”。
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闪着不大愿意深入讨论的“洛川会议”。
10洛川会议前的周恩来
在中国，人们习惯将周恩来看作“总理”。虽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黄埔教官，但很少有人将他与职业军人联系到一起。
其实在国共破裂、重打鼓另开张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军事问题的报告就是周恩来作的。六大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管军事（军委书记）。1920年代末，朱德、毛泽东在江西闹得不可开交，在陈毅汇报之后，主持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联席会议、起草“八月指示”以解决红四军问题的，也是周恩来——这又是后世御用史家们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为按照当时周恩来、陈毅的意见，红军的指挥应该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军事工作交给军部指挥即可。至于党么，“只能通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这显然与毛泽东首创、八十年来当作中共法宝的“党指挥枪”的理论根本不同。
到了1931年，即中共党史说的“‘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时期，周依旧作为常委主持军事。后来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准备迁往根据地，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取代毛作了红一军的总政委，在后来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三人组”，周都是主要负责人。这局面一直到1935年1月，所谓“挽救了党和红军”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所剥夺的，当然可以如党史范本所说，总书记博古和奥地利人李德的权力。但这两人在中共党内并无根基，真正失了实权的是周恩来——他不但让出指挥权，当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的位置难于安排时，他又立即让出红一军总政委。他一点都没有抵抗，由此可见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才之过人处。但他并不好过，证据就是，几乎从不生病的周恩来大病一场，病到几乎丧命。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没吃没喝、环境过于恶劣，而是精神上的打击——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措，这是他看得比护养身体重要得多的事。
到陕西之后，发生过一件不大为史家“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周恩来指挥的抗日东征。在他的主持下，对蒋介石的指称，已策略地由卖国贼改为“蒋介石氏”及“南京政府诸公”。但这不过牛刀小试，周恩来真正活了起来并找到自己的价值，是与张学良共谋的“西安事变”。虽然最后出现了张被扣押那样一个结果，使得周恩来在20多年之后谈起时，还“禁不住潸然泪下”，但他实际上已经活了过来，找到了自己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里边的位置。
因为我们后边要谈的“洛川会议”还没有召开，外人仍以为他军权在握。比如1936年4月，当潘汉年奉国际之命回国与国民党谈判时，陈立夫说的就是：“你我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不记一年前进攻自己防地之仇，请周恩来为第二战区写“作战计划”，周仅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后，他奉派驻武汉、重庆时，则“身穿一身半新草绿色军装，佩戴中将军衔……常常是全副披挂，有时还佩剑。”不仅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职业军人，也都相当兴奋，觉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报国了——“洛川会议”正是在这样形势和气氛下召开的。
11 洛川会议
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与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月发生在陕北的那档子事——史书上记载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史账”。他说：在中共性命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毛的用意，是要让周小舟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自己的，不要站到这人一边。
在中共党内，谁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会议上的“彭反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不可再打共产党，而是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这一局面，不仅使共产党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法，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力量在战场上拼掉？共产党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当时，延安向“蒋委员长”呈报抗战力量四万八千人，其实实际作战部队不过三万人，而南京方面只承认两万。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也一次次从南京来电，代为催促。
虽然到了1959年，坚持有话就直说的张闻天也被打入“彭德怀集团”，但在1937年，这位当时的总书记，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借口推托。
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大家都记得毛泽东那时候有两顶军帽：八路军的一顶；红军的一顶，那顶有着红五星的灰帽子却是无论如何舍不得丢下的。虽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八路军三个师的指挥权，也是绝不能轻易交出的。他提议将各地将领召回，举行党的会议，确定军队开赴前线的对策。地点就选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此时是1937年8月22日。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像对遵义会议那样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将它翻检出来细细审视，实在因为我们中国再度面临国共两大党谈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作为今后的借鉴。类似这样的剥离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悉周恩来在1950年代初所说过的那段话。当时，他为了帮同推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为诚恳地谈到“革命如何选择了”“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当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声望的周总理，在说这一段话时，不知有没有将洛川会议包括进去。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不但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泽东；在长征后的这个洛川会议上，作为“长征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的周，最后失掉了他“军事家”的地位。
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