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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结局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战祸，急需恢复生息的中国，掏空了国力在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以维持直到今天还是家族统治与粮食定量供应的北朝鲜政权。与“纸老虎”美帝打了个平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的虚荣心，可台湾呢？1953年，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斯大林死后，毛终于可以恨恨地骂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而他一生中两件大事中做梦做得最长的一件——解放台湾耽误掉，则直到临终辗转病榻之际，还在念念不忘。（没有被“解放”掉的台湾，二十世纪末期实现了繁荣，二十一世纪开头实现了民主，读史的人怎能不说“幸亏当初……”——作者2000年6月补记）
历史螺旋式重复，将不仅海峡两边、还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人，又推到一个与半个世纪前何其相似的时刻。虽然江泽民就集数职一身而言，绝类毛泽东，但五十年后的今天，双方拼打，用的已经不再是三八大盖和手榴弹。希望“不放弃武力”的说道，只不过是这位毛邓之后第三代领袖继承衣钵的一个摆设，一时还找不到地方扔。至于借了钱中国人互打，还要靠挣了钱的外国人来协调与说合，怎么说也是民族大耻辱，切盼台上政客们明鉴。”
22 国共秘密谈判（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共双方有没有过通过和谈解决争端的努力呢？
我们通过前面的故事已经知道，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固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缘故，更主要的，还是双方背后“洋后台”的态度。
49年底、50年初，在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已经令美国朝野完全失望的情况下，杜鲁门发表“公开抛弃台湾”的声明。毛泽东大为鼓舞，一方面鼓励张治中“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努力工作、刻意经营”；一方面积极准备在7月对台湾用兵。不料既野心勃勃又胆大包天的金日成不管不顾地挑起了韩战，迫使美国再度介入。在麦帅发布了《在亚洲遏止共产党扩张的战略计划》之后，毛泽东也扔掉了他温文尔雅的那一手，声称为了“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这是1950年的夏天。到了这年秋天，北京开始炮击金门，两边关系彻底闹僵。
在中国经历了“建国初期”相对说来比较好的日子之后，不但以斡旋和谈判见长，与对方政要更有着盘根错节的袍泽关系的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试着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条件是“美国不干涉”。到了1956年，也即后来给无数人上了当的“知识分子的春天”里，不但周恩来频频传话给过去的“老人儿”：“省亲会友、参观学习、投向祖国……一律欢迎”；毛泽东也大度地表示：“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为了方便与台湾当局作具体商谈，中共中央设立了对台办公室，由周恩来负责。
1956年7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一位当时居住在香港的三十年代文化人曹聚仁先生。周主动提出，国共“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继而，在9月间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正式发表：“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了之后。”并在以后会见记者时，一再说“蒋是有贡献的。若回来，会安排高于部长的职位。”
应该说，此时国共双方后边，都没有“更多地想着自己的利益与标准”的洋大人，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事情的时刻，正要到来。更为凑巧的是，就在当了总理的周恩来称赞他二十年代的校长的时候，蒋介石不知是出于他军事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或是什么人的劝说，也正派人到大陆探风。他选的是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宋宜山：宋的弟弟宋希濂曾是解放军的战犯囚徒，他的湖南老乡李维汉正身任统战要职，另一名老乡唐生智胞弟唐生明简直就为了和国民党拉关系而在北京养着。
1957年4月，宋委员先由香港到广州，然后乘火车到北京。他当天就和只剩下“美食家”头衔的唐生明吃了饭，第三天见了政府总理和统战部长。这回双方已经没有棘手的军队和地盘问题。北京于是从政治角度提出“五条”：（1）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4）国民党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5）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
简直就是四十年后香港回归和眼下两岸谈判的蓝本。宋宜山似乎感受到了自己此行可能达成的成就。在余下的几天里，他在北京参观、游览、探望已经特赦的弟弟——感受到中国大陆毛泽东时代仅有的那几个月宽松活跃的气氛。
国共秘密谈判（二）
不但蒋介石派到大陆的立法委员宋宜山感到自己可能不负此行，北京方面也做出了同样的估计。在四月间欢迎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毛泽东毫无避讳地谈到了“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合作。”
可惜事情没有如此简单。五月份，在宋宜山兴冲冲回到香港，就自己这次“受命大陆行”写出一份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并立即呈送蒋介石之后，万万想不到的是，主动派他前去的老总统阅后竟然大不悦：不但对北京方面的“五项”完全不做回应，更传话叫宋不必再回台湾了。更为不巧的是，几乎在同时，北京开始了那场被后人称为“荒谬绝伦、形同自杀行为”的“反右”，气氛已经完全不对。
但政治对手的这次失误，却给了蒋介石以希望。1957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大上言之凿凿，全部否定北京这回对他回应的诚意，说是：“统战阴谋”，重新提出“反攻大陆、光复国土、消灭匪寇、完成革命大计”，并立即与美国在海峡举行军事演习。
人类的经验证明，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党与党，抑或国与国之间，礼让固然能换得礼让，冲动更容易激起冲动。1958年夏天，第一批美国援助的F…100型战斗机抵达台湾，台湾军队集结金门马祖，拉开占据大陆的架势。北京立即回应：从8月到10月炮击金门，共发炮弹四十七万五千发——“海峡危机”时期开始。打炮之后，毛泽东再作姿态，甩开他声情并茂之笔，撰写《国防部长一告、再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和为上”，提醒对方“提防美国人”。到了这年秋末，美国和台湾在隆隆炮声中放弃了以武力保卫金马政策，国民党通过《策动大陆反共革命运动案》，提出“以主义光复大陆”。
毛泽东在晚年曾经说，他一生有两个梦，一是文革；一是解放台湾。事实确实如他所说：“海峡危机”没过去两年，他再度提出了“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所谓一纲，即“和平统一”之纲；而“四目”，比起1956年的“五项”，更接近毛泽东的性格特色：（1）台湾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都尊重蒋介石的意见；（2）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造可以从缓，一定等到时机成熟后，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实行；（4）双方互相不派遣特工人员，不做破坏双方团结的事情。
对此，蒋介石不予理睬。1962年4月和6月，作为毛泽东“尊重的同乡兼老友”、自1949年以来一直都在共产党手里封存着，要到时候才“以堪大用”的章士钊，两度赴香港主动联络，甚至老死是地，蒋介石都没有搭理。
这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已年届古稀。作为同样怀着独霸中国、从而得以比肩于中国历代著名皇帝的革命领袖，不可能不怀着同样心病，无时不将“统一大业”放在心上。虽然有此共同之处，四十年的积怨毕竟太深。这一命题，或许要留给他们各自的接班人了。
国共秘密谈判（三）
到了60年代中期，蒋经国在台湾已经实际执掌政务，而1965年7月，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落叶归根般地回到大陆。也许他传过去了什么信息，也许他的行止触动了海峡那边一班人的什么情怀，总之，就在这年夏天，据说，十年前曾经受周恩来之托向台湾传话，却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的曹聚仁，再度被蒋经国由香港秘密接到了台湾。
曹先生当时也已经不年轻了。据文章说，他见过蒋经国后，于10月间赶到了北京。当时北京虽然正热热闹闹地开着全运会，讨论着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政治火药的味道其实已经从几个文人的笔端散发出来。而毛泽东也已经在会上问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
曹聚仁并不知道这些。据说他先在北京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返回台湾复命。三天后，在蒋经国的陪伴下，蒋介石秘密接见了曹。据一位名叫陈敦德的作者披露，这次会见只有三人在场，曹传达了北京方面的信息之后，与蒋氏父子共同拟出一份似乎是综合了双方意见的“六项条件”——应该说，这六条相当荒谬，无论口气、用语，包括条件本身，都十分可疑。今天，在我们共同审视两岸和谈的可能性的当口，权且把这份可能最后由曹先生本人或后人转述的内情开列出来，供诸位参考鉴别。这1965年的“六条”是这样的：（1）蒋介石协同旧部回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汤沐邑”三个字的使用太不伦不类，蒋介石似乎不至于将自己认作受毛泽东赐予的前朝遗族）。（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之后再行磋商。（其实那时，台湾完成土地改革已经十多年，北京方面不可能不知道）（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若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大陆当时刚刚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恢复过来，似无此能力，更况且台湾并未出现财政困难）（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守台湾。（5）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自由市，并为双方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人选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官员官阶、待遇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提高、不降低。
据文章披露，会见之后，曹聚仁老先生很是兴奋，只等北京认可后，即正式派人北上赴大陆了。不料1966年6月，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对台工作停顿。而对台湾方面说来，似乎又是一次“以主义光复大陆”的机会。似曾相识的强大政治攻势再度发起：“大陆政权分崩离析”、“反毛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逆”……。海峡两岸进入新的一轮冷战与抗衡。
待到缓和的声音重新发出时，已是1980年代初。从叶剑英委员长发布九条《告台湾同胞书》，又是20年过去了。在大陆的改革已经快把共产党弄得空俱其名，而台湾的国民党也已经不再能够独裁的情况下，这延续了七十多年国共仇恨，难道还解不开吗？过去结了仇的政客的接班人，难道还要向毛泽东、蒋介石那样，把两边中国人的性命、财富、安宁、尊严，当作自己的筹码来耍弄吗？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
戴晴（作者惠寄）
节选自《国共纷争》，由编者做了删节，特此致歉。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14日这一天，以及接下来的一个多礼拜之内，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去作“和平谈判”。
局面变得如此之快，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
就在那年4月共产党召开的将毛奉为绝对权威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在分析中国战场的形势，打算以东北为依托，在对日作战敌后大反攻的最后一年里求它个扎实的大发展。他没想到日本人投降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已经掌握着100万军队的朱德总司令，于苏军出兵第二天对自己地盘所发布的反攻命令，竟被蒋介石粗暴否定，说中共军队只能“就原地驻防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