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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遗憾是，他没能看到他的文集的出版：三卷本一百万字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其中一半以上的文字没有发表过）。它的第一卷在他去后几个小时到达上海，他最初奋战与最后蛰居其间的大都。这是他的尚在人世的老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他、更为后世所有不愿再迷惘于冠冕堂皇的谎言中的人编就的。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出版界不认这部书，正如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世界不留意这株顽强地活在巨石之下的小草。
在这部书里，有一篇写到他青年时老友中的一位，我的父亲。这篇短短的文字提到1931年他们在国民党牢狱中不期而遇的碰面：
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一九三一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条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了，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诉他：我是托派。我答应了他，他就说给我听。 原来，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英文报纸，报馆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国，要押到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么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起，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达消息。但哪一个政治犯是支部负责人呢？在“人字间”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认识二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三条弄里的总负责人是陈为人。我直接找他，我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名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报告中央，我现在要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名话。我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
在谈到这最后一次见面时，郑伯伯告诉我一个他没有写进文章的“题外的细节”：
1970年代末，在他获释后翻检档案资料时，发现一个文件，确切地说是一份报告，当时狱中的党组织向狱外领导的报告。他们报告说：“关政委的身份已经暴露，估计是监狱内的托派所为。”不知这份报告与胡志明那份哪个在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机密会不慎被当事人在几十年后读到。当然，后来由于发现了关向应一案的叛卖者另有其人，才未见残忍的惩罚，比方说像当年对付顾顺章一家那样，落到他们这些被认为“比公开的敌人还要险恶的”前同志的头上。
听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同样身处狱中、面临处决危险的父亲和郑伯伯，不但不去顾及自己的危安，竟也没有顾及“前同志”由党性包裹着的戒心与提防，以及这戒心与提防后面的杀机。他们一心做所谓党员该做的事：搭救“领导者”。其所为，恐怕与长征时用担架抬着红军要人和他们的太太、而完全不顾自己饿死累死的战士没什么两样——当然郑伯伯、我的父亲、还有那些战士们在当时都不知道他们拼死保护的要人们后来的所为，以及他们的“后世同志们”今天的贪婪与腐败。
郑伯伯去了。没有党旗覆盖，没有大人物莅临。然而，正因为有了他这样的无产阶级战士，世人才能从早期理想者的胸怀、而非今日官员的大话与奢靡中，窥见共产主义的光辉；才使那部如雕花骨灰盒般堂而皇之却了无生趣是正宗中共党史，有了一丝生动可信。¨
199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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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还是归顺？——从《上海宝贝》看殖民地性格
戴晴
《上海宝贝》给炒得沸沸扬扬已经有些日子了，连总书记都从旁帮了一把。骂的多，夸奖的也不少。骂就不去说它了，誉者则多持“对主体文化背叛”论。
一声“上海宝贝”打动不了我这样的糟糠老朽。但老虽老，只要有热闹就忍不住凑上去看个究竟的恶习，还是逼得我把它从网上“载”下（舍不得家中的书架空间，也舍不得花去那份茶钱），拉杂读了一通。读毕不禁哑然失笑——不是笑著者，人家足够真诚，厕所里的事都合盘托出了；也不是笑奉命“嗅黄”之打手，只看那吆喝着虚晃一阵的架势，就知道“孰个亲、孰个疏、孰个乖、孰个乍毛”，人家当局心里明镜儿一般。我笑的是那批经纶满腹的论者。“主体文化”，您以为今天什么年代？连小孩子都知道“长大了要当老板”，只有政府里那帮白吃（纳税人钱粮）才满天价叫“四个坚持”——奔钱找乐子，这才是今日中国之主体。对此主体，宝贝们实在是趋奉得淋漓尽致。遗憾的是，著者的笔触只在“乐子”上浓抹淡描，却略去了至关重要的“奔”，而与读者，包括绝无资格踏上宝贝们美丽新世界的劳苦大众，切切相关的，恰是这“奔”的方式。从这点看，著者对自己顺应主体的描摹，又是很机巧、很懂得逡避的。
上海是十九世纪中期首批在枪口下辟为商阜的城镇之一。乾隆年间洋人礼貌前来要求平等交流的局面已然不再。从踏上外滩第一步，洋人在上海就天然高出一头，包括他们带来的全套硬、软件：洋楼、洋行、洋装、洋噱头、洋式消遣，以及让非租界人艳羡的富庶与安全，当然还有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的洋规矩和洋式思维。所有这全套的“洋”都要有当地人档次不等的服务（和后来的介入、独立执掌），上海人无以逃遁地浸润在这仰视、平视、俯视；驯顺、利用、欺诈的复杂环境中。一茬又一茬顽强地出现在上海土地上的铮铮硬汉可见史载，但不可否认地，一百五十年过去，当人口在这繁华旖旎大都从数万增长到上千万时，那精明乖巧、趋利避害、小天地里得享乐尽享乐的殖民地性格，在并非全面殖民地的上海，已从勉为其难变为顺应、变为习惯、变为性情、变为遗传基因。
“宝贝”们如今的表现，并不具什么新意。如果说1950年代以来共产党的又拘又压、外加送顶高帽之后的盘剥，让上海性格或收敛、或转型了一阵子，一旦这“新形态殖民”（好八连不是洋人，但人家有枪，代表的是优你一头的无产阶级）放开手，老租界醉生梦死情调刹那间油然焕发。不同的是，和三、四十年代比，洋人不再是从前的洋人，洋派也已不再是原先的洋派。今日上海宝贝不再穿着长袍跳华尔兹，在人家洋人已经有了亨利。米勒、有了麦当娜的年月，趋洋壮胆也另具形态——恣睢与不知耻的“上海宝贝”应运而生。著者几度宣称她对亨利？米勒的心仪，却忽略了这名反叛的放荡大师与他们致命区别：米勒藐视名牌和以名牌控制世界的资本。上海宝贝对种类东西不仅孜孜以求更须时时炫耀，露出了殖民地版放荡的马脚。
殖民地与非殖民地民众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清楚知道自己不是这方土地的主人，知道自己在重大的公众事务上没责任，也没有置嘴的权利。不错，开明的殖民者会赏给治下顺民一些日常生活的富足安定，但崇辱生死的大事自有人替你拿主意，您就乖乖地（或漠漠然地）活着吧。对自由、平等、权利等等，得西方文明之先的殖民地顺民怎么会没有感觉？但活跃在他们思维里的，只能是那根游动着的、不至激怒主人、不可逾越的线。他们是以数代累积的体验来把握自己的。殖民地人在襁褓里就须学会对强权不招惹——先是父亲，然后是幼稚园老师、班主任、管片民警、书记主任（近年来是老板），以及所有具象与抽象权势者。他们几乎失去了享受宽广领域里精神生活的愿望，只习惯在逼仄的空间玩细腻玩恣意——具体到当代宝贝们，就是在共产党让出来的空间里摆出似是而非的洋派头。
这幸福中的苦涩“宝贝”们自己并非全然懵无所知。譬如她无意间甩出的对一个女人装束的评议：“她的童花头……咖啡色的眼影……酒红色的唇膏……精致剪裁的亮色衣裙……海外的生活风气鼓励她们这样隆重地修饰自我以弥补华人种族向来被主流社会轻视的边缘地位”——真是一笔就点出了上海（还有香港）如此看重衣装的“内里虚”。就我阅读所及，宁可饿死也不肯住进租界的人是有的。两位，他们是陈寅恪与黄炎培。
昨天看新闻，见成都一些“经营性”酒吧，顾客多为未成年人，而以14岁左右的少女为多。看着那三三两两围坐桌边吞云吐雾的瘦小身躯，不由得叹了口气：都做着梦呐，盼着哪天走来一个有大套房和海外汇款美少年，或是有鼓囊囊的钱包的帅洋人（“家伙”大得吓人之美妙她们可能还不懂）把她带走……难怪《上海宝贝》在这个城市加印（或盗印）数十万册。
国共纷争（上）
戴晴（作者惠寄）
◎写在前面
将来获准公布的史料一定会证明，台湾的总统李登辉在他任期的后两年，在非常脆弱、极须所有中国人悉心呵护的两岸政局里，处心积虑地做了什么。作为局外观察者，我们只感到，在1999年，本来有着很令人鼓舞前景的两岸关系走向，怎么突然显得有点蹊跷、也有点似曾相识——与那过去并不太久（1920…1966）的两党间的合合分分与恩恩怨怨。正是在这样的疑惑中，冒昧提笔为一家电台写下一系列有关这段历史的故事，供与我有着同样的疑惑与担忧的同胞对照、思索。笔者记者出身，虽然有过书写“历史纪实”的经历，在材料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可靠，但那叙事的方式却是夹叙夹议“话说”式的。也就是说，在这从头至尾覆盖约半个世纪的叙述中，虽然没有主观虚构，但也没有如学术文章般博引旁证、孤证存疑和出处注释。
之所以斗胆将中国现代化路途上这最重要的一段以说故事的办法匆匆讲来，主要因为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对我从小接受的灌输发生极为巨大的冲击——那套我们在腻烦透顶的同时，也无处不怀着疑虑的灌输。当零星出现的文章终于使那积年疑虑一点点豁然开朗时，那醒悟的快乐真是无以言喻。接着忍不住想做的，就是与同为蒙昧者的人共享：向身边的朋友转述，然后，电台的听众。
故事是兴致勃勃地讲了，分析也忍不住一路甩出，惹来“商榷”、批判是一定的。在这里可以恳切奉告的是，无论有多少麻烦，那史实，我敢说不会有太大出入。当然这都是对大量没有时间翻阅学者专著和原始材料，只随便听听而得出一个粗略概念的听众而言。愿意在这一领地扎扎实实作点文章的人，这里的“话说”只能算术开个头，有意进一步研究的读者可读杨天石、杨奎松、高华、林孟熹等专门家的文章。而笔者的“话说”，也正是读他们和大批别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文章的结果。说对了，谢谢他们卓有成效的劳动；说的不对的地方，属于笔者能力和功力上的缺失。
让我们共同借了然“史实”而获得“史识”，从而对如今政客们的表演多几分“冷眼”，以抚慰无绪与无助的“焦心”。
◎◎国共纷争的往事
在20世纪，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为中国这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两股主导政治势力，你死我活地或对骂、或对打、或暗中较劲，整整斗了七十多年——占了这漫长百年的四分之三。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两大势力依旧积不相能。如果仅就意识形态分歧打打嘴仗也就罢了，但两边都在给外国军火贩子大送其钱，购买无疑正是针对对方的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因为斗的时间太长了，中国人几乎已经忘记问一问，这“国共”是谁呀？凭什么我交税供他们斗来斗去？他们怎么斗和斗成什么结果，和我有什么关联？他们或打或和，我有没有权利过问和怎么过问？
国共并非生来就是死对头。在推翻军阀专制、重建民主共和国，即所谓“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曾是并肩战斗、不分彼此的兄弟。就两党的终极目标而言，似乎也都没有离开过中国的现代化、造福中国民众之类。无庸讳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念，近十年来已经遭到相当多的人的摈弃，但“中共”不但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客观存在，“中共”自身二十年来，随着“同志”二字在社会上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