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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迷惘、谬误、无所事事和浑浑噩噩中虚废了；我太不知道珍惜它们，我做过多少违心的事啊”。想到这时，他对生命涌动起一种最真实的热爱，“生命是大自然的赐予，生活是一种幸福，每分钟都会成为终生的幸福……”。
检察长的判词宣布完了。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击鼓声，几个身穿花衬衫和黑色棉绒裤的刽子手走上断头台。一个神甫伸出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让每个囚犯去吻。
当那冰冷的十字架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上时，他像是看到了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瘦骨嶙峋的殉道者。基督精神贯注在他幼年教育的全部过程，并在他成人后光大为充满慈爱与善良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热爱基督，并对这个冰冷的十字架充满爱慕。他以为，那是一轮太阳。“……附近有一座教堂，金碧辉煌的教堂圆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记得，他当时不能离开那些阳光；他似乎觉得，那些阳光是他的一个新天地，再过3分钟他就要和那些阳光融合在一起了。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天地一无所知或者避开它，都是极其可怕的。但他又说，当时最使他感到难受的还是这样一个不断闪现出来的念头：“要是死不了怎么办？要是生命再回转过来怎么办，——人生是多么漫长啊！”
2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对自己被判死刑时的情景作过这样的回忆。
最后，这些“罪犯”们被换上了又宽又大的白色长袍，白色软帽拉到了眼皮上。于是，断头台上站满了白色的“幽灵”。突然，满脸胡须的彼得拉舍夫斯基纵声大笑起来，他浑身颤抖着，故意抬高声音让笑声在寒风中传遍广场每个角落。他以挑战的神气挥动着长袍的两只长得出奇的袖子：“先生们！……”笑声使他透不过气来。“我们穿上这又肥又大的长袍……一定会显得十分滑稽！……”这个伟大的宣传家使得断头台上顿时充满了笑声。他在最后一次表达他对当局的藐视，并使同志们振作起精神。
彼得拉舍夫斯基等3人被绑上了死刑柱。他们横眉冷对着已经抬起了的枪口。
陀思妥耶夫斯基匆匆与几位好友拥抱，吻别，他知道接下去的就是他了。但是，枪声并没有响。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令传到了刑场。所有的人被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
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了常人无法体验到的生与死的考验，在精神上他获得了一种无可比拟的力量。“要知道，我今天曾在死神那儿呆了45分钟，我就是怀着这个想法活过来的，我经历了最后的时刻，现在又复活了！”
当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通知说，他将随第一批囚犯解往西伯利亚。经过死亡的考验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漫长的苦役生活内心充满了勇气。哥哥米哈伊尔噙着泪水来与他告别。他安慰哥哥：“你是了解我的，我又不是去进坟墓，你也不是来为我送葬。要知道，去服苦役的并不是一些野兽，而是人，也许是比我更好的人……服完苦役，我将重新开始写作。这几个月内我有很多感受，很多切身的感受，到了那里，我将会有更多的见闻和感受，会有东西可写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微笑着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当天夜里，他被钉上一副10镑重的铁镣，和一个押送宪兵并排坐在一辆无蓬马车上，踏着积雪，开始了长途跋涉。
苦役犯与军士
死屋
通往西伯利亚的路是艰辛的。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在俄罗斯大地上旅行。俄国的3套马车载着这个对俄罗斯大地充满爱恋的艺术家横跨东西，踏冰卧雪，经过了沙俄时代的9个省份，走了整整16天，才来到冰封雪冻的西伯利亚。
在经过乌拉尔山区时，严寒达到零下四十度，这个病弱的囚犯被彻骨的寒冷冻得“连心脏都快要冷却了”。马和马车都陷进了雪堆里，在白茫茫的暴风雪中，他们默默地等待着马车被拖出来。前边是西伯利亚了，神秘莫测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多愁善感的作家顿觉人生的可悲可叹，不觉潸然泪下。
不过，从逃脱出死神魔掌的那天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发现，在死亡面前一切苦难都显得微不足道，能够在苦难中去真诚地拥抱生活，便会达到美好的人生境界。于是，尽管路途艰辛，他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是充满了信心。
在“解犯羁押站”，囚犯们非人的生活境遇令同行的亚斯特尔热姆斯基对生活完全绝望，他想要自杀。这时，性情急躁、体弱多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精神，他以自己的沉着冷静去鼓励那些愁眉不展、灰心丧气的同伴。他给同伴们弄来食物，用他那“讨人喜欢、悦耳动听的声音”和大家交谈。在这种充满内在的温暖、关心和同情的气氛中，亚斯特尔热姆斯基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在“解见羁押站”里，陀斯妥耶夫斯基结识了几位来这里探望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是一些默默无闻、风度谦恭、品德高尚的俄罗斯妇女，他们跟随着作为十二月党人而被判刑的丈夫或情人义无反顾地来到寒冷的西伯利亚，陪伴他们共同忍受命运的煎熬。这些“心地善良、富有同情人”的女人请刚刚到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吃饭，送给他们物品，帮助他们打点行装，并赠给每人一本福音书。这是服苦役期间唯一可以随身携带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她们的真诚与坚韧所感动，这本书一直被他随身携带着，直到他去世那天还打开过。
1850年 1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另一同伴来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这是3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时刻的回忆。
那时，他被带到看守室，在那里立刻就被改换成一副真正囚犯的模样：剃光了半边头，身穿一件两色的短上衣，背上缝着5块黄色方巾，头戴无檐软帽。然后，他走进了他的囚室。这是一排破旧本板房，地板已经腐朽不堪，房顶漏水。到处都是“跳蚤、虱子和蟑螂”。光秃秃的统铺。一只公用马桶从天黑一直放到第二天天亮，室内空气窒闷得让人难以忍受。周围是一片永不停息的喧哗声、吵闹声、咒骂声和铁链的叮当声。“这里简直是一座地狱！”
囚犯们在这里受着非人的待遇。下层囚犯们的脸上都被打上了烙印，他们的脊背在受刑时往往被打得皮开肉绽，而且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披戴枷锁。一个囚犯患严重肺结核病，直到他死去才被摘除脚镣。
由于不会任何手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编入干粗活的囚犯行列。他在作坊里摇转笨重的磨刀轮子；在砖窑上烧砖或把一捏螺沉重的砖背到建筑工地上；在额尔齐斯河上，他站在水深没膝的冷冰冰的河水里拆卸一条搁浅的旧货船。他常常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出工干活。
在4年苦役生活中，他与那些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苦役犯朝夕相处，使他对于人性本质的认识大大加深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许多“令人感到可怕的歹徒”，也结识了一些“心地善良和头脑清醒”的人们。在这些善良的人们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以他敏锐的眼睛发现一些令人欣慰的特点，使他暂时忘却了苦役生活的艰苦。在苦役犯中，他还发现了另一类“不顾死活者”。这是一些意志坚强，具有不屈不挠反抗精神和大无畏勇敢精神的人物。在关键时刻，这类人物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出谋划策者和引路人。作家写道：“在发生某种激烈的群众运动或重大变革的时侯，他们往往突然崭露头角，跃居于显要地位，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苦役犯们生活在一起，使他对这些被社会推向生活边缘的人们的灵魂有着独到的认识。他后来写道：“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间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物。可是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被白白地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这究竟是谁之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呐喊，在抗议，在为这些“堕落的人们”鸣不平。他的这种对苦役犯的认识，预示着人民的主题将在他的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他看来，俄国社会中富有文化教养的上层人士应当同普通人民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成为了他以后文学活动的纲领。
严酷的苦役犯生涯，损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肉体，也给他的精神生活笼罩上灰暗的阴影。但是，凭着对文学具有的巨大精神力量的执着信念，他记下了大量的关于苦役生活的笔记，为他日后的创作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在这里出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斯维里加洛夫、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影子，并在作家的头脑中日益形成为清晰的形象。他写道：“我从流放地带出来多少普通人物的典型形象和性格，带出来多少流浪汉故事和强盗故事以及不幸的下层人民的生活素材呀！足够写成好几本书！”可以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囚犯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世界上将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产生了。他的囚犯生涯为他步人世界级文学大师的行列准备了必要条件。
4年的苦役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陷入极度的精神孤独之中。但这孤独却也使他能够经常重温过去的生活，“逐一检查过去的一切，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通过对往事进行反省和沉思，他开始“严厉无情地批判自己”，之后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首先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态度的转变。他在反思自己与下层人民的关系时，发现自己之所以与下层人民格格不入，在于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是不适合俄国国情的，他认为只有农民们的那些宗教观念才能使他真正与下层人民结合在一起。同时，他的自由观也发生了变化。他曾经相信人类能够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相信艺术家生存的最高意义乃在于号召并引导同时代人去改造世界、追求真理和正义。现在，他对这一切也产生了怀疑。“那个曾经进行过创造并以艺术的最高生命为唯一志趣的头脑，已被人从我的肩头砍去”。此后的陀思妥耶无夫基成了一个完全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道德的启示者。
军士的婚姻
1854年1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了长达4年的苦役生涯。这天，他在囚犯们出外干活之前，走到各个囚室与他们告别。然后，他被带到锻工车间摘除了脚镣。铁匠把他的脚放到铁砧上，先转动铆钉，然后用榔头使劲地砸着。那叮当的声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犹如一段动听的音乐，悦耳怡神，这是自由之声。铁镣哗啦一声掉在了地上，“自由，新生活，……多美好的时刻啊！”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叹着，他几乎要流泪了。1854年2月，作为一名流放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编入驻守在遥远的草原地带的西伯利亚第七边防营当列兵。从此，他永远离开了令他不堪回首的鄂木斯克监狱。
初春季节，经过一段充满自由与幸福感的旅途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了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一个偏僻小城镇塞米巴拉金斯克，在这里开始了5年的军旅生涯。
在这里，除了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参加各种军事训练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其它义务工作，而且，边防部队的管理并不严苛，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更多的交友与读书的机会。
好朋友弗兰格尔便是这时相识的。还是彼得堡时，年轻的法政学院大学生弗兰格尔，亲眼目睹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死刑仪式，那时他便对那些被披上死刑服的白色幽灵们充满了敬意，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遭遇更是深深的同情。现在，他已被任命为这个地区的司法稽查官，当他听说当年那个著有小说《穷人》的著名作家就在这里服兵役，不禁欣喜若狂。他主动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只经过一晚的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将成为莫逆之交。
与弗兰格尔的相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境况有了大大的改善，他也因此而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夏天，他们一同居住在一座“哥萨克花园”里，两位朋友在那里养花种菜，游泳捕鱼，阅览报纸。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自己的苦役生活的回忆录，并把一些刚刚写好的章节读给弗兰格尔听。他们一块押烟品茶，回忆彼得堡的往事。他们有时也骑马远游，足迹几乎遍及附近所有的游览胜地和辽阔的大草原。
苦役生活结束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恢复了阅读与写作的权利。他对这权利极其珍惜。拼命地读书已使他接近于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