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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汁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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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家斜对面就是大戏台,有时园子里给职工放电影,幕布挂在西太后看戏的颐乐殿前,我们则坐在大戏台上看,整个一个大颠倒。也有时,有业余的京剧团演出,水平极差,服装也是瞎凑合,演出场所却很辉煌,就是“龙会八凤”的大戏台,那些演员唱着唱着唱错了,竟然能回去重新出场,也没人叫倒好,哄然一笑罢了。都是自己职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时上头演的和下头看的还要说话。有回他们演《豆汁记》,排演了大半年,还借了一个外头的金玉奴。待那金玉奴一上场,竟让人大失所望,银盘大脸,高颧骨,大龇牙,屁股大得像碾盘,穿个小短袄,走路像狗熊耍叉。这副尊容还要招赘英俊小生莫稽当女婿,我真要替那莫稽喊冤了。金玉奴形象不好,但唱得不错,“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我觉得这段原板很好听,是呀,只要人好,“狗熊耍叉”又有什么关系呢?演莫稽的小生很出色,把那碗金玉奴施舍的豆汁喝得淋漓尽致,又是舔又是刮,跟真的似的。莫稽唱得也好,主要是嗓子亮,可惜,在戏里头是个坏人,他当了官就看不起金玉奴了。 
  演莫稽的是我们家老三。 
  老三单身,不会做饭,我们爷儿三个就在颐和园东南角的职工食堂吃饭。食堂的饭寡淡无味,比我母亲做得还糟糕,颐和园附近也没有好馆子,我们的饭就很成问题。老三每礼拜进城一趟,让我母亲做出一锅炖肉,路过“天福号”酱肉铺,还要买两个酱肘子,一并带回颐和园。 
  颐和园东门是正门,有御道,有大牌楼,过去是皇上、太后必经之地,肃整严谨,御道旁边没有店铺,皇上倒了几十年还是如此。南边一个小学,北边一个医院,都是颐和园的附带建筑,目前改做别用,还是没有商店。真正想买东西得出北门,即北宫门,那里有几个小杂货铺,卖油盐酱醋,早晨还有些小商小贩,提些鲜藕嫩姜来卖,多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值得一提的是北宫门西北角有个卖火烧的老赵,我之所以跟他熟识是因为“天福号”酱肘子得用烧饼来夹,买烧饼的任务向来由我承担,父亲是不于此类事情的。严格说,老赵卖的是火烧而不是烧饼,北京人将烧饼、火烧分得很清楚,烧饼内里有芝麻酱,外表粘着芝麻;火烧是发面,内里只有花椒盐,外头不粘芝麻。火烧个儿大,烧饼个儿小,火烧二分钱一个,烧饼三分钱一个。老赵的火烧做得不地道,里头的面常常还是生的就出炉了。我问老赵怎净弄出些半生的玩意儿,老赵说他自己就是半生的,他的老姓是爱新觉罗,正黄旗,正黄旗来烙火烧,能弄出个半生就不错啦。 
  还有一个给驴钉掌的,他说他是皇上的三大爷。 
  “皇上三大爷”送了我许多驴掌,我不知这东西有何用场,“三大爷”说,难得的好肥呀,回去泡水浇花,一棵西番莲能长得比北宫门的松树还高,花开得像石舫火轮船的轮子那么大。我回来找了个罐子泡驴掌,一日三遍地看,满屋腥臭。老三说可惜了那罐子,罐子是康熙青花。 
  我对北宫门的印象只有这些,并不记得有卖花生仁的女人。 
  父亲说莫姜的花生仁儿炒得好吃,脆香入味,咸甜适口,是泡过之后烤的,非一般拿盐土炒出的花生仁儿能比。父亲向来对炒花生仁儿情有独钟,我知道文人们都是喜欢吃花生仁儿的,大文人金圣叹,在含冤问斩前以花生米拌臭豆腐干就酒,为自己饯行。没吃几口,时辰已到,官方让他写遗书,金圣叹一挥而就,然后慷慨赴刑场。他儿子将遗物领回,打开遗书,发现遗书上写着“臭豆干臭,花生米香,香臭兼备,滋味胜似火腿强”。父亲的学问无法与“六才子书”的金圣叹相比,但对花生米的喜好上却如出一辙。大概是因了我的离开,父亲不得不亲自跑北宫门,跟那些推车卖浆者流打交道。处在饮食单调中的父亲,自然对花生仁儿产生兴趣,花生仁儿适了父亲的口,就把卖花生仁儿的带家来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 
  好在他没把“正黄旗”和“皇上的三大爷”弄回来。 
  喝完豆汁就该安排住的地方了,我想莫姜一定是住在过去女仆刘妈的小屋,谁知母亲却把她安置在我的房里。我不愿意和生人睡觉,跟母亲提出,母亲理也没理。其实我们家的房子很多,三进的四合院,几个哥哥们都先后离开了家,大部分房都空着,母亲非要把卖花生仁儿的安插在我的睡榻旁边,不知安的什么心。老北京,谁住哪儿都是有规矩的,我们家太太(祖母)活着的时候住在北屋正房,父亲是儿子,儿子就得住在西屋,随时伺候着,随时请安,后头北屋空着也不能住。太太去世,父亲住正屋,哥哥们出去了我就住西屋,不能乱住。从里往外说,二门是垂花门,垂花门外南边是一溜倒座南房,是客人住的,有时候仆人们来了亲戚,也在南屋接待。大街门以内西南角是茅房,用月亮门隔成一个小院,与东南角的月亮门厨房小院相对。过去东南角厨房小院是厨子老王住的,西南角小院是女仆刘妈住的。茅房在院子里位于“煞位”,用屎尿压着,以恶制恶。与茅房相对的厨房,应着东厨司命的说法,将灶安在东南角,灶院有小门和正院东屋廊下相连,东屋是餐厅,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母亲没让莫姜住刘妈的旧屋说明她就没认可这个女人,没有给她任何身份,心内对她还存有疑虑和防范。 
  我极不情愿地把莫姜领进屋,母亲夹着刘妈用过的一套被褥跟进来,扔在外屋的小木床上,对我也是对莫姜说,就这么的了! 
  我的嘴噘得老高。 
  这是我母亲的精明之处,小家出身有小家出身的心计。 
   
  二 
   
  老北京家家都睡炕,炕下头有炕洞,冬天生个带轱辘的小铁炉子,傍晚时推进炕洞里,炕便一宿都是热乎的。在寒冷的北方,这不失为一种简便实惠的取暖办法。老百姓一般不睡凉炕,怕作下病,有俗话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指的是生熟不论的生猛,不是凡人。 
  那晚,我睡在热炕上,莫姜睡在小床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来是从没有和陌生人这样睡过,二来是跟一个脸上有刀痕的人同睡,就好像和鬼睡在一起。《豆汁记》里,当了官的莫稽,以娶叫花子的女儿为耻,上任的时候以赏月为由,把金玉奴推江里去了。这个北宫门捡来的莫姜,谁又能保证她是好人?我心里埋怨母亲的粗心大意,埋怨母亲太不把我当回事,就在炕上弄出很大声响,暗示对方我并没有睡着,时刻在警惕着呢。小床上,静得如同没有人,借着窗外的雪光,我见莫姜侧身躺着,如一张弯弯的弓,一动也不动。在这滴水成冰的天气,她那一床薄薄的棉被,抵得住吗?她睡着了没有?她不可能睡着,没睡着怎么不动弹?她在想什么? 
  满心的思虑,满心的恐怖,我终熬不过没有声息的莫姜,在焦躁中沉沉睡去。 
  早晨醒来是满天的大太阳,伸了个懒腰,洒满阳光的窗户纸上有树影在摇曳,掀开窗帘,玻璃上满是冻的“大白菜叶”,外头什么也看不见。赶紧折回被窝,把头正要往被窝里缩,母亲的凉手伸进来了,在我的肚子上揪来揪去,把我弄得睡意全无。猛然想起房内还有一个莫姜,就朝外屋床上看,母亲说那娘儿们正在厨房做早点,天没亮就起来把火早笼着了。 
  生炉子,老北京叫“笼火”,是居家过日子一件寻常又麻烦的事情。笼火需用劈柴、刨花将乏煤点燃,再装硬煤,冒半天大烟,旧时的北京一到早晨满城是煤烟味儿。“笼火”是技术性很强的活儿,硬煤搁早了搁晚了火都要灭,前功尽弃,满脸煤灰是太常有的事。跟我憷头“々タ冂匚”一样,我母亲也很憷头早晨的笼火,我刚一睁开眼睛她就把这个告诉我,足见她内心的满意。我说,那个女的睡觉一动不动。 
  母亲说,你以为谁睡觉都跟你一样,在炕上尥蹦儿。 
  不知卖花生仁的能做出怎样的早点,以她的出身手艺不会比母亲更精彩。老王就是老王,厨子就是厨子,人家是“萃华楼”出来的,那些京酱肉丝、烧明虾的美味鲁菜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我来到堂屋,看见父亲正坐在八仙桌前喝粥,小米粥熬得黏稠腻糊,小酱萝卜切得周正讲究,一碟清爽的暴腌脆白菜,两个煎得恰到好处的鸡子儿,简单普通的早点看着就很赏心悦目。让我感兴趣的是桌上几个刚出锅的“螺蛳转儿”,“螺蛳转儿”是一种火烧,在面剂儿的做法上复杂一点儿,需一层层把油盐卷了,横切,盘紧,压扁,先烙后烘,中间微微隆起,才算地道。桌上的“螺蛳转儿”烙得的确好,小巧玲珑,精致可爱,比我们平时吃的小了一半,小点心一样,看着焦黄,闻着喷香。 
  这些都是莫姜所为。 
  父亲吃得很滋润,满面红光,告诉母亲,老王回来之前就让莫姜在厨房干活。 
  莫姜就成了我们家的临时厨子。 
  回山东的老王再没回来,听说他家里分了田地,他愿意在家当农民,不愿意再出来做饭,活活把手艺给扔了,我们都替他可惜。老王不回来,看门老张也走了,回唐山当他的“老塔儿”去了,莫姜无处可去,就留下来。莫姜既非亲戚,也不是名正言顺的仆人,我们无法称呼她,就一直莫姜、莫姜地叫,叫顺了,也不觉得什么了。 
  莫姜不善言语,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父亲让她“在厨房干”,她就总在厨房待着,院里屋内根本看不到她的影子,好像我们家里就没有这个人,不像前一个女仆刘妈,什么都张罗,大黄蜂似的满院飞,替母亲当了半个家。莫姜说话不紧不慢的,让你听得真切又从无高声,在父母亲跟前说完话都是向后退两步再转身,不像我,动辄便调过大屁股对人。莫姜走路快而轻,低着头目不斜视,无论高兴与否嘴角永远微微向上挑着。父亲说这叫“喜性”,是做人的一种很重要的功夫,无论内心想什么,外表永远是雷打不动的愉快,这种做派非一日之功,像我那样动辄噘嘴吊脸,是最没水平的表现。我在莫姜的脸上看不出什么“喜性”,一张疤痕累累的脸,倘若再“喜性”,只能是丑八怪。 
  母亲说我说得对。 
  毕竟和莫姜在一个屋里住着,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慢慢儿缩短。晚上,我会以“写作业”、“背书”各种名义晚睡,等着莫姜。当然不会白等,莫姜进屋见我没睡,先是淡淡一笑,然后打开手里的白手巾,手巾里包着核桃粘、红枣蜂糕、酪干什么的,每天不重样。在吃面前,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深谙有奶便是娘的道理,谁给我好吃的,我就跟谁好,在某种程度上,我觉着莫姜比我母亲更让我亲近。 
  在我嘎嘣嘎嘣嚼酪干的时候,莫姜就准备她的床铺。莫姜睡觉前衣裳必叠齐整了搁在椅子上,一双鞋也摆齐了放在床沿下,躺下睡觉不翻身,不打呼噜,不咬牙放屁说梦话,静得像只兔。莫姜跟我说话从来都是“您”、“您”的,好像她从来不会用“你”,说到我的父母亲,她用的词是“怹”。“怹”是“他”的尊称,现在的北京人已经没有谁会用这个词了,这个词大概快从字典上消失了,有点儿遗憾。
  父亲每月给莫姜5块钱,意味着不是白使唤人家。莫姜开始不要,说在我们家白吃白住,哪能还拿钱。父亲让莫姜把钱攒起来,说将来说不定用得着,莫姜诚惶诚恐地接了,然后请双安,以示谢意。莫姜将那些钱拿回来用手绢包了,也从不见她检点,她对钱物似乎看得不太重。 
  莫姜的全部家当就是她的紫花小包袱,就搁在枕头旁边,也不避讳我,包袱里除了几件换洗衣裳还有一个袜子板。我问莫姜怎还带着这个东西,莫姜说是她离开家时她额娘给她的。她额娘说袜子穿在脚上,虽不显山露水却是件很重要的穿着,女人最丢人的是袜子破了露脚后跟,无论是自己做的布袜子,还是洋线袜子,跑路一多就要破,补袜子用的家什得随时预备着。莫姜的话有道理,我的袜子一礼拜就破,在学校一提脚,不光是脚后跟,连后脚脖子都露出来了,有时候挺让人尴尬。莫姜的袜子板有年头了,木头色泽已变得深红发暗,光溜溜的,我很喜爱。莫姜也没说送给我,只告诉我,有她在,我的袜子永远不会露脚后跟。 
  莫姜的包袱里还有一个不让我碰的东西,一根梳头用的翠绿扁方。这种东西我们家有好几根,都是父亲的第一个妻子留下的,我那个没见过面的母亲是旗人,姓瓜尔佳,娘家是内务府的,平日是旗装打扮,梳两把头,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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