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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来给她……送点儿东西……
我根本不理他,就像没看见一样地从他跟前走过去。这种无言的鄙视是最好的报复,不是为我,是替莫姜。 再看见他,手里果然提着东西,不是麻豆腐就是豆汁,以证实“送点儿东西”是不虚。
父亲似乎不反感刘成贵,有时候知道刘成贵来了,就把他叫到里院来聊天。刘成贵进里院从不走垂花门,而是由厨房的小门进,顺墙溜,沿着东廊进北屋,进来也不坐,垂手站着,以示卑微。我一见他这副孙子模样就反感,就拿眼瞪他,想他抡菜刀的时候是何等凶恶,何等无情,现在装得跟避猫鼠似的,骗谁呀,狗奴才!
父亲让他坐,他说不敢。父亲说现在解放了,都是人民了,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没有那么多礼数了。刘成贵还是不坐,还是站着,说他站惯了。父亲说,你成了《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
刘成贵说,四爷跟西太后是本家,看在老先主儿的分儿上我也得站。
我说,让他站着,没让他跪下就便宜他了。
父亲惊奇地看着我,不满地说,你什么时候学得这样刻薄,老刘师傅头发都白了,你跟一个老人能这样说话?有工夫我得上你们学校一趟,跟你们的校长谈谈,把学生都教育成这样不行。
我一调大屁股,出去了。
父亲跟刘成贵聊的多是吃饭的事情,扯什么满汉全席134道热菜,48道冷荤的内容,不厌其烦地用纸记了,说是要写文章。那时候父亲刚进政协,对搜集文史资料充满了热情,一礼拜恨不得写八篇文章往上递,说有些东西不写下来就丢了。父亲是光绪十四年生人,被慈禧派出去留学,学成回国,老佛爷驾崩了,到了也没目睹上老佛爷真容。刘成贵是见过慈禧的人,据他给父亲介绍,老佛爷精力充沛,食量惊人,只要肚子稍稍感觉到空,只要是没什么事情好做了,就得吃东西。有一回在颐和园景福阁刚吃完小吃,往谐趣园走,景福阁和谐趣园相隔不远,几步路,还是下坡,老佛爷不要坐辇,说要遛遛食儿。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不知为着什么,要吃鱼羹,厨子就得拿出带着的小灶,当场制作,当场品尝。刘成贵说,老太后实际是死在嘴上,怨太贪吃,太没有节制。有时候半夜醒了还要吃“烧猪肉皮”,最喜欢的清炖肥鸭几乎顿顿要上,夹肉末的马蹄烧饼和炸三角要吃刚出锅一咬流油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怎禁得住这些油腻!深秋时节,秋燥,调理不当,拉肚子了,成了痢疾,硬是拉死了……宫里的御膳并不都好,太精细,吃几顿可以,老吃就停在肚里不走了,弄得皇上和几位太妃的胃肠都不好。民间吃得糙,大眼窝头麻豆腐,绿豆杂面腌菜帮,吃着舒坦,拉着痛快。
这些话,好像不应该是从御厨嘴里说出来的,刘成贵自己在砸自己的行当。几十年后我才悟出刘成贵的道理,器具质而洁,瓦瓮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布衣暖,菜根香,恬淡平静的百姓日子是最弥足珍贵,最舒服养人的。
此经验非一番磨砺不能悟出。
自从刘成贵在父亲的怂恿下开始登堂入室以后,东直门外粉坊的豆汁和麻豆腐就经常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出现。豆汁和麻豆腐同属绿豆淀粉和粉丝的下脚料范畴,将绿豆泡涨,捻皮,加水磨浆,倒入大缸发酵,下沉者是淀粉,上浮者是豆汁。豆汁酸而浊,一股泔水味儿。麻豆腐是做粉丝的剩余物,颜色青绿,有豆腐渣的嫌疑。刘成贵是个狈,动嘴不动手,在他的指导下,下里巴的麻豆腐被莫姜做得精致无比。羊腰肉切丁,香油烹炒,放入青豆、雪里红、胡萝卜丝,单搁出;再炒黄酱,将蒸过的麻豆腐倒入,炒至香味四溢再把备好的作料搀进去,充分融合,起锅,盛入淡青色盘中,中间打个窝,浇上现炸的辣椒油,四周撒上青韭,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麻豆腐就可以端上桌了。炒麻豆腐的味道往往传得很远,胡同里一旦飘出那特有的香味,人们便知道,叶家又在吃麻豆腐了。相比,豆汁的做法比较麻烦,刘成贵在送豆汁的时候还要捎带从东直门棺材铺带些锯末来,熬豆汁切忌滚开大火,大火熬的结果是渣是渣,水是水,在锅里还浑然一体,盛到碗里,不待上桌,便汤水分离了。刘成贵的做法是,豆汁烧开用锯末熬,点着的锯末永远处于似燃非燃状态,豆汁便永远处于似滚非滚模样,水乳达到充分交融,喝起来酸中带甜,酵味实足。父亲翻出一本老旧的书,上头有说豆汁的,“糟粕居然可做粥,老浆风味论稀稠。无分男女齐来坐,适口酸咸各一瓯”。
鸡鸭鱼肉固然高贵,却不如其貌不扬的豆汁滋味悠长。
但是我拒绝刘成贵拿来的豆汁和麻豆腐。这些吃食,隆福寺小吃摊上都有,不稀罕“老浑蛋”的赐予。
我已经上高中了,活动的范围和自由程度都非小学时代能比,对同班同学顾寅颇有好感,下学常约了顾寅到隆福寺东边夹道去喝豆汁。摊上的豆汁尽管没有家里的地道,但是有焦圈可配,还有咸菜丝。更主要的,是有顾寅在旁边,并不是为了喝豆汁,我们主要是欣赏豆汁摊的环境,头顶一个白布棚子,一个绷着脸,目不斜视的老头子,两条长板凳,一张小矮桌,周围是闹哄哄的人,左边是卖炸灌肠的,右边是卖切糕茶汤的……这是谈恋爱极好的地方。
此时的我,再不会让莫姜做奶酥六品来为我壮门面,足见我对这场恋爱的认真。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粮食日趋紧张,副食也开始计划供应,每人每月四两清油,一斤肉,连碱面和肥皂也要用购货本去买,莫姜纵然有天大本事也再做不出一咬流油的炸三角来了。父亲的单位里,干部们主动削减粮食定量,党员带头,从三十斤减到二十八斤、二十四斤。父亲说他每月有十斤粮食足够了,为保险起见,他给自己订了十二斤定量。依着父亲的算计,在那些红焖笋鸡、清蒸鲥鱼、烧鹿尾、烤羊腿以外,也真的吃不了多少饭了。单位领导没有理会父亲的想法,很理智地给定了二十八斤半,为此父亲还愤愤不平,认为人家挫伤了他的积极性。
莫姜有些失落,有几次我到厨房去找吃的,看见她挖挲着手在厨房里转,不知道该干什么。粮食按说不少,却突然变得不够吃,每月24号一大早就得到粮店排队,买下月粮食。父亲因了他的职务,每月多有供应,但极有限,无非是些黄豆和伊拉克蜜枣,有时是几斤咸带鱼。奠姜不会做成带鱼,她拿着那干瘦的长条问母亲,是用温水发还是上屉蒸?我由此推断,慈禧老太太是绝没吃过咸带鱼的。
连青菜也少见了,入冬,每户每人配给了五斤粮票的白薯,一斤粮票买六斤白薯。我们家用架子车拉回一车,堆在院子里,父亲见了那些白薯高兴地说,这回可以吃拔丝白薯了。
莫姜愁眉苦脸地说,四爷,拔丝好做,油呢?糖呢?
父亲说他就是说说而已。
有人发明了用“双蒸法”做米饭,据说可以多出三分之二的饭量。街道上推广,母亲让莫姜去学,莫姜不去,母亲去了,回来照章操练,把米先炒了再蒸,果然爆米花似的发起不少,母亲很高兴。莫姜说,米还是那些米,哄了眼睛哄不了肚子。
母亲还学会了做人造肉,吃小球藻,净弄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让我们吃。
那一阶段,莫姜和母亲常出东直门,到人家收获过的地里去捡剩儿。捡剩儿的城里人挺多,老娘们儿们为半截萝卜,一块菜帮而打架。逢有争执,都是母亲出头,莫姜不会吵架,她连大声说话也不会,她只会用头巾遮着半张脸,在旁边呆呆地站着。母亲回来,得意地张扬着她的收获,莫姜则一头扎进厨房再不出来。好像一切都变了,都倒过来了,南营房穷丫头出身的母亲在此时此刻展现了她无可替代的优势。
饮食问题变得越发严酷,不少人出现了浮肿,莫姜面对的不再是抓炒芙蓉鸡片、滑熘鱼片,而是如何向我母亲学做疙瘩汤,如何将豆汁饭做得黏稠腻糊。当我发现自己的腿按下去也成了一个坑的时候,母亲哭了,一向“顺其自然”的父亲也背过身长长地叹了口气。
父亲不顺其自然也得顺其自然了。
我们期盼着刘成贵送来豆汁,在饥饿面前,我再不能矜持,即便是“老浑蛋”拿来的东西,也照喝不误了。
粉坊成为了国营,还在生产着淀粉和粉丝,市面上豆汁和麻豆腐早已绝迹。刘成贵负责夜间看门任务,大约是本单位的职工,还时时能分得一些豆汁。“老浑蛋”提着豆汁,迈着蹒跚的步子,进东直门,拐南小街,将豆汁送到莫姜手里……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东直门外那个国营的粉坊,没有刘成贵和那些随时供应的豆汁,我那年迈的父亲是否能熬过那艰难的岁月。
不知是我们家的豆汁救了莫姜,还是刘成贵的豆汁救了我们。
想起了莫姜的话:过日子,能说谁养活谁呀?
五
转眼到了1966年,那年莫姜整七十岁,过完了七十岁生日莫姜提出辞工的要求。
莫姜已经没有精力料理我父母亲的一日三餐,刘成贵成了她生活的一大负担,六十二岁的刘成贵早早地落了炕,瘫痪了。年中我给莫姜送钱去,是父亲的意思,为的是不忘莫姜二十来年在我们家的好处。我在杂院的小南屋见到了刘成贵,见识了那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家,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摇摇晃晃的桌子,桌上茶盘里有两个磕了边的茶碗,一把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图案的茶壶,正面墙上贴着五年前的奖状,是奖给民兵打靶第一名刘来福的。刘来福在京郊一家国防工厂当工人,自从当了学徒以后就淡出了这个家庭,在厂里住集体宿舍,逢年过节也不回来,也不给家里钱。我知道,以莫姜的恬淡性情不会和刘来福去计较,在我看来,那个是非小子能独立出去也未必是坏事,有他在家里搀和只能是添乱。
刘成贵坐在炕上歪着脑袋流着哈喇子,脖子上婴儿一样围着小围嘴儿,见我进来,嘴里呜啦了半天,不知说些什么。莫姜说刘成贵吃喝拉撒全得人照顾,心里什么都清楚,就是说不出话来。
莫姜问我父亲的情况,我说医院检查出是胃癌晚期,这病挺麻烦。莫姜说,四爷是好人。
我看着莫姜给刘成贵喂饭,一勺一勺把些个糊状的东西喂进那张口呙斜的嘴里,刘成贵边吃边顺嘴角往外流,莫姜就得迅速用碗边接了,用手巾把嘴擦净,再喂下一口。其细致与耐心,不异关照一个婴儿。碗里的糊糊散发着热气也散发着香味,那是我从未闻过的味道。我问莫姜喂的是什么,莫姜说菜汁、黄豆大米面加鸡蛋黄。我说刘成贵口福不浅,还有鸡蛋黄吃。刘成贵呜啦了几句,莫姜翻译说,他说了,要是用甲鱼汤再加点儿嫩羊肝煮,就赶上西太后喝的什锦粥了。
阳光照射在屋内,光线中飘浮着细细的微尘,一切似乎都变得很柔和。刘成贵一脸的满足,一脸的幸福;莫姜一脸的平静,一脸的爱意。折腾了一辈子的夫妻,到了竟然是这样……
这样的日月大约是老夫老妻们必要经历的过程吧。
我父亲的病一日重似一日,我三天两头跟父亲的单位要车去医院,单位开始还给派,后来连人也找不着了。老三被关在牛棚里,我只得借隔壁人家的平板三轮拉父亲去医院,我在前面蹬,母亲在后头推。我想,亏得是老夫少妻,否则我的车上得拉俩。医院里空空荡荡的,大夫护士都去造反了,母亲没了辙,只会掉眼泪。
父亲瘦得成了一把骨头,无论是八珍鸭舌还是豆汁稀饭,对他都没有了意义,他的生命如摇曳的油灯,在“顺其自然”中渐渐熬尽。
一件绝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燠热的早晨,刘来福领着一伙人到我们家造反了。刘来福已经改名叫做“卫东彪”,是随了他母亲卫玉凤的姓。也就是那天,我才知道刘来福并不是刘成贵的亲子,而是卫玉凤的遗留,他的真父亲是谁,无从查考。卫东彪自言苦大仇深,她的母亲被万恶旧的社会迫害致死,刘成贵名为继父,待他实同奴隶,非打即骂,不给饭吃,使他幼小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不能再沉默,他要造反了,造这个日本的反!
我听了半天,敢情跟我们家没什么事儿,就说,有账你找刘成贵算去,我们家姓叶!
这下卫东彪炸了,将皮带狠狠一抡,发出嗖嗖声响,指着我说,别以为革命群众不知道你们的底细,叶赫那拉,你们窝藏了谭莫姜几十年,谭莫姜是什么人?谭莫姜是漏网之鱼,是封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