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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延国书屋品茗
舌耕之余，好读闲书。曾在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中读得一则《中外文字之比较》，现不妨引录如下：
文字孳乳，以西洋为最速，我国为最迟。或即据文字之增加，以考一国文化之进步，似未可据为典要也。我国文字，自苍颉造字至汉许氏《说文》，其数为九千五百五十三字。此后则历代皆有增加，至《康熙字典》，仅得四万二千一百七十四字。以年代计之，则平均所增，岁仅二三字而已。持是以考泰西各国文字，其孳乳之迟速，有不可同是而语者。兹即以英国考之，在十七世纪之末，通用字典仅五千余字，今则巳远四十五万有奇。其文字孳乳之速，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然谓其为多字之国则可，谓其文字之增加，即为一国文化进步之特征，似沿有说焉。试即中外文字增加迟速之故而详考之，知文字多寡，未可与一国之文化为比例也。
夫我国文字，今不过四万有奇，识者以为少，然此四万余字中，人所习用者，亦惟三四千字。以此三四千字作为文章，意无不幸，言无不足，而无周转缺乏之患，此其帮何哉？盖以我国文字与泰西迥异，其妙用在能累而成文，及六书之变化，故字少而周于用，与夫泰西之一字一义，一物一名者有问矣。泰西虽亦有一字数义者，然多见于动词，其他名词为数甚少。姑举一二仍以比较之，如一二三四等之数目字，我国由一以至万，所用之字，去其同者，仅十三字在前以代之。若英文则需二十九字，法文则需二十三字，其他各国葳倍之，或数倍之，要未如我国字之简而显者也。盖数目字以我国为最简，尤以我国为最明了。法虽少于英，较英尤拉杂累赘。如曰九十，彼不直曰九十，而曰四二十十。盖四个二十合为八十，再加十则为九十也。此等文义，在他国人闻之，非精於数学者不能遽辨。此其一也。又泰西文字，凡一物，则多锡以专名。夫天下万物本无穷尽，若一一锡以专名，虽数千万字，亦有时而穷，殊不若我国之累而成文，用字少而名物多也。兹任举一字以为喻，如皮毛之“皮”字，在我国则可用作书皮、树皮、地皮、象皮、羊皮等。即以一“皮”字为名词，而以“书”，“树”等字为形容词，字少而义赅。在西洋则皮字为一名词，书、树、地、象、羊各为一名词，而书皮、树皮、地皮，象皮等又各为一名词。即以上数词计之，在我国仅用六字，即皮、书、树、地、羊、象六字而已。在泰西则需十一字矣。即皮、书、树、地、象、羊、书皮、树皮、地皮、象皮、羊皮。英，法，德皆然。此又其一也。
匪特此也，英国之形容词，动词，或以形容程度之不同，或以动作时候之不同，每字皆有三变体。动词有时则有四变体，五变体者。既因时候之不同，复因发言之人及双单数而各异。如是非之“是”字，在我国固无论时候之迁移，发言人为谁何，及是否为双数，单数，概用一“是”字而已。英国一“是”字，则有八体。如be，is，am，was，were，been，are，art。译义同为一“是”字，乃因时候异，数目异，言者异于是字之形体，亦因之而异矣。我国虽亦间有此例，如《尔雅》“初哉首基”十六字，皆训为“始”。然其用则甚宽广，不以时间数目限制之也。且加以假借，引伸，复不能以一“始”义缚束之也，其他欧西各国，与英国略同，字虽一义，而其因时候，数目，阴阳及发言人种种关系，字形即有若干之变体，德，法较英为尤甚。此虽为泰西各国文字之妙用，然其字数之多，亦其一大原因也。
且我国文人好用古字，故每为文，常搜罗古书中之僻字而用之，以为矜奇。而其所用之字，自皆有本原，人于是皆以为博，曾未敢有以杜撰之字为文者也。泰西则不然。凡一代文豪，一国文章事业即任其操纵，文法，字体，凡出于文豪之改变者，举国莫不遵之，其他皆非所问，此与我国适成反比例。文字增加迟速之故，与此亦有密切之关系者也。挽近泰西科学昌明，即科学名词一项，已达二十余万字。而此二十余万字，译为我国字，以最通习之数十字，即足以赅之，此人之所习知也。虽曰于译义容有未尽，然较诸泰西仅锡专名多无意义可寻者，犹有间焉。综此数例，知泰西文字所以多于我国者，在不知累而成文也。不知累而成文，字数虽多，徒增其烦扰而已。且我国文字之妙用，尤不止此。其精粹尽在六书，六书之体备，文字之用亦备，虽历百世而不增，亦自无缺乏之患，可断言也。
通览这则文字，可以窥见其作者旨在对中国文字（实为汉字）字少，而西方文字字（实为词）多这一现象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文字字数“孽乳”迟缓，是由于这种文字具有“累而成文”的特点的缘故。而西方文字字数“孽乳”迅猛，造成字数繁多，恰恰是由于未能具有“累而成文”这一特点所至。作者拈出一个“皮”字为例，进行比较，颇具说服力。此外，西方文字如英文的动词、形容词等有多种变化形式，如“是”字，在英文中便有八种变体，这也是西方文字字数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该文作者还认为，由于汉字能累而成文，尽管西方科学名词多达数十万，汉译时，只需“以最通习之数十字，即足以赅之，此人之所习知也”。
通过这些比较，作者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字的优越性，即“字少而用于用”，能够做到“意无不幸，言无不足”。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字的“精粹尽在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种造字方法——引者注） 六书之体备，文字之用亦备，虽历百世而不增，亦无缺乏之患”。
耐人寻味的是该文作者还从另一个视角剖析了中国字少，西方字多的原因。即中国文人好从古书中搜罗僻字为文，而丝毫不敢杜撰新字。西方人却迥然不同，一国的文章事业，尽可任一代文豪操纵，这些文豪可以大胆创造新文法，可以大胆创造新字体，而“举国莫不遵之”。中国人的保守态度与西方人的创新精神，在这一点上，也形成了鲜明的“反比例”。对前者，该文作者无疑是持否定态度的，对后者，他未明言，但从字里行间似可嗅出几分褒扬的气息。不过作者毕竟是一位爱国者，他在文章伊始，两度重复“据文字之增加，以考一国文化之进步，似未可据为典也”的观点，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清稗类钞》的编者徐珂，系杭县（今杭州）人，清光绪年间举人。他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长于文学，善于诗词，尤喜搜辑有清一代朝野遗闻。晨抄露篡，笔耕不辍，以此终老，卒年六十。著有《小自立斋文》《可言》《康居笔记》等书，编有《天苏阁丛刊》初二集，而以所编《清稗类钞》用力尤勤。是书初刊于一九一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外文字之比较》一文，不管是徐氏辑录他人所作，或者还是他本人所撰，均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这则文字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不容等闲视之的历史事实，即早在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便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进行着中外语言的比较工作，他们的所为虽未臻宏业，但其开辟的草莱道路之功，却是不可埋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