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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下说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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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现任相国的门卒。“日侍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
此吾之所为师也。”这位马伶自述深入生活的正确态度,是大可佩服的,他
深深懂得只有生活才是艺术唯一源泉的道理。尤可佩服的是他挑选生活原型
的方法与眼光。“我闻今相国某者,严相国俦也。”到了封建时代的后期,
腐朽透顶的剥削机器总是无可救药,一个严嵩垮了台,他的“俦类”却依然
在,这情形,马伶明白,当时的老百姓也都明白。
这就是《鸣凤记》终明一代始终传唱不衰的根本原因。
《明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容城椒山杨继盛自著年谱》是很可贵的一件历史
记录。这是杨继盛杀头之前在狱中完稿的,《年谱》的最后一句是:“凡此
皆据匣床书也。”这是一篇正气凛然,浸满血泪的文字。
(嘉靖)“辛亥(一五五一)年三十六岁? 。赴京考满,投文日即升兵
部车驾司员外。予虽不才,然素妄以天下事为己任,况此时虏患最急,又官
居兵部,忐欲身亲兵事,扫除胡雾。岂意一入兵部之后,见其上下所行,俱
支吾常套,不得着实干事。”这时,正碰上了马市的争议。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寇大同,又攻古北口,取道通州,威胁着当时已经
成为国防前线的北京。明朝自成祖以来保卫京城的兵备体制这时已几乎完全
废弛,兵部尚书丁汝夔点查结果只剩下五六万残兵。率兵勤王的咸宁侯仇鸾
不敢开战,派人和俺答议和,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只要不来攻城。后面策
划主使的严嵩拒绝了兵部尚书请战的要求,等俺答饱掠以后退出长城,却把
丁汝夔作为替罪羊,由明世宗杀掉、“振作纲纪”了。第二年大将军仇鸾又
不敢开战,坚主开马市以羁縻俺答,那就是每年用若干币帛粮食,换取一批
无用的马匹,还美其名曰进贡。杨继盛坚决反对马市,结果是:“下八臣会
议? 。此时鸾之宠势甚盛,而诸老亦无有实心干天下事者? 。虽徐公(阶)
亦中慑之,不敢异。会议本上,遂下予锦衣狱,拶一拶,敲一百敲,夹一夹。
后命下,降予陕西临洮府狄道县典史。”
嘉靖三十一年,明世宗忽然罢了马市,收了仇鸾的大将军印,中国与鞑
靼之间又恢复了战争态势。杨继盛也在半年之中,四次升迁,被任命为兵部
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说:
先是,得刑部报,即图归家,以敕命事焚黄祭先父母,期告病不出。
及得兵部报,则翻然思曰:“一岁四迁其官,朝廷之恩厚矣,尚何以有
身为哉。”舟中秉烛静坐至四鼓,妻问其故。予曰:“荷国厚恩,欲思
舍身图报,无下手得力处。”妻曰:“奸臣严阁老在位,岂容直言报国
邪?当此之时,只不做官可也。”予闻其言,乃知所以报国之本? 。遂
欲因元旦日食,奏劾大学士严嵩。稿成,恐过家则人事缠绕,或不能元
旦抵京,乃由别路,于十二月十二日到京,十八日到任。
他终于在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一五五三)正月十八日,递上了本章,第
三天就得到了预料必然得到的后果。
上面抄的这一节,应该就是《鸣凤记?写本》一折的本事。焦循《剧说》
有一条说:
《弇州史料》中杨忠愍公传略与传奇不合。相传《鸣凤》传奇,弇
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
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
矣。”乃终宴。这故事也很有意思。那位县令不用说是心有大悸的人物,
他的情报工作也做得很差,看了邸抄以后,虽然勉强终席,但不待说肯
定是心有余悸的。
《鸣凤记》一般都认为是王世贞或他的门客所作,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
问的。《李卓吾评选杨椒山》卷四,首列“杨忠愍公行状”,就是“同年生
吴郡王世贞谨撰”的。他们是同年,又是志趣相同的好友。曲本填词也确是
文彩斐然,还喜欢掉弄书袋,处处都显示了弇州山人的特色。原本写杨继盛
灯下修本,先上小鬼,“隐灯下,作叫介”,继盛说,“我晓得了,是我祖
宗的亡灵,恐有祸临,教我不要上这本了”。这鬼不听劝说,最后还现了形,
扑灭了灯。然后张夫人才持烛上场。
今天的演出本则是先上张夫人,她在等候继盛,又提出同饮数盅庆祝复
官之喜。继盛却紧张地在灯下修本迟迟不去。张夫人知道修的是参劾严嵩的
奏疏,就婉转劝阻,不听,才假扮被迫害死去的杨母亡灵,扑灭了灯,最后
被继盛发现,接下去则是夫妻之间的一场辩论。张夫人的理由是:“妾闻皋
夔稷契,优游无事,谓之良臣;龙逢比干,因谏而亡,谓之忠臣。妾愿相公
为良臣,不愿相公为忠臣。”“况相公职非谏官,事在得已。纵然要作忠臣,
养其身以有待如何?”最后还分析了严嵩的“宠固君心,贿通内监”,劝他
“投鼠必忌其器”,这许多都不能使继盛回心转意。周传瑛同志演到这里,
说道,“夫人,你是明白事理的,”接下去脸一板,说明再没有商量的余地
了。
我看这是改得好的。不只是避开了一个真的鬼魂,同时作为一个独立演
出的单析,情节交待也更清晰、完整。这一场,无论原本或改本,都尽力从
正面刻画了采取重大政治决策之前尖锐的思想斗争,写出了舍身捍卫正义的
正面人物形象,而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是许多生活在今天的人曾经普遍
有过的经验。演出在今天依旧有非凡感人的力,那原因也正在此。
中国戏曲从来就有着非常鲜明的反映现实斗争的传统,这当燃是一个值
得骄傲的传统。元曲如此,明人传奇也如此。特别是当明代后期阶级矛盾日
益尖锐、民族矛盾也更加突出时更是如此。借古喻今的作品出现了,再后来,
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现代戏”也大量出现了。像《鸣凤记》这样的作品正
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戏”。它创作于这场尖锐政治斗争尚未全部结束之前,
初演于严氏父子刚刚垮台之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日万人争看、经久不衰
的热烈情景。我们今天看到的穿了明代衣冠的演出,在当时也正是一种“时
装戏”。
这以后,反映与魏忠贤斗争的剧本大量出现了。如《鸣冤》、《磨忠》、
《请剑》、《喜逢春》、《广爱书》、《秦宫镜》诸记都是。我们还从旧记
中知道,当时在每次大的政治斗争之后,反映这斗争的剧作总是大量出现的。
当然这中间有些是粗糙的甚至是“赶任务”的作品,但这不也正好说明人民
群众强烈的政治感情和对戏剧的要求么?
像写海瑞故事的《十五贯》和《朝阳凤》、谴责严嵩父子的《冰山记》
和《一捧雪》,都是在这前后出现的“现代戏”。袁于令作《瑞玉》传奇,
是写逆珰魏忠贤徒党毛一鹭和织造太监构陷周顺昌故事的。也是赶写赶排,
随即上演。上演之前,还缺太监的一段引子。袁于令赶来看戏,要过笔来就
填了一阙“卜算子”:
局势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频添一段忙,待织造迷天网。
这是很尖锐的讽刺。毛一鹭听到消息,托人带了“厚币”来说情,袁于
令就把一鹭的名字改作了“春锄”。(《剧说》)看来当日这些文士不但没
有什么顾忌,甚至还要敲一点竹杠。这对我们理解少后出现的著名“现代戏”
《桃花扇》中所写名士与阮大铖的种种关系,也是有帮助的。
借名影射、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剧本也出现了。有一本已经失传的《绿
牡丹》传奇(不是粲花轩五种的那一本),据张秋水《冬青馆集》,说是“吾
乡温氏启衅于复社之原”。其中的角色各有所指,如复社张天如、周介生和
王玄趾、陈章侯等。“大致如《风筝误》、《燕子笺》,亦明季文字风气所
趋。而语语讥切社长,极嬉笑怒骂之致。宜愧庵当日按试,械时相阍人,究
及书肆贾友,而毁板厉禁之。”这剧本据说是买雇了剧作家写出的。张秋水
说,“如以为三百年国社所关,则一茎草现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杂爨少
之。”这话说得不错,他是看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能认识到戏剧的作
用的。
清初著名的剧作家苏门啸侣李玉写过一本《清忠谱》传奇,在戏剧史上
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只写了魏阉与清流的激烈斗争,更可贵的是反映了苏
州以纺织工人为主体的市民暴动,后来一直演唱不衰的《五人义》就是本于
此剧。此书的顺治原刻本前面,有吴伟业的一篇序文,后来刻《梅村集》时
删去了。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字,简直可以说是一篇东林、复社的政治宣
言,也是他们对晚明历史的一份政治总结。难怪易代之后,梅村不敢在集子
中保留这篇著作。按照封建社会的习惯,戏曲不过是“小道”,是“倡优”
之流的玩意儿,士大夫偶然高兴填词,也只肯属一个笔名。像《清忠谱》的
直书剧作家姓氏,并冠以大字的“梅村吴伟业题”序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吴梅村的政治观点,在今天看来,当然有许多根本性的谬误,不过他指
出了朱明一代宦官(以魏忠贤时期为代表)的罪恶,他说:
上自宰辅禁近,下及省会重臣,非阉私人,莫参要选。时倾险之士
思逞志于正直者,亦愿为之爪牙,供其走噬,甚至自负阿父养子而不惜,
而东林之难作矣。故自辛酉至丁卯七年之中,在朝诸贤,无不遭其坑戮,
而国家之气以不振。
这些话说得却相当深刻,今天读来,也还觉得新鲜。吴梅村还称赞了民
变的义士:“事闻。诏捕首乱,颜佩韦等五人,毅然诣官府,自列赴死,无
改容。”
又说,“逆案既布,以公(指周顺昌)事填词传奇者凡数家,李子玄玉
所作《清忠谱》最晚出? 。而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
可也。”这一段话,指出了当逆案公布以后,立即出现了反映这一政治斗争
的多种剧作,直到二十多年以后,还有人进行再创作。这许多都是按照历史
真实写出的现代戏。李玉虽然是有名的剧作家,但在当时的文坛上并没有什
么地位。吴梅村说他“言亦雅驯”,是带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奖掖之意的。不
过他肯出面写这一篇序,也是不容易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文化阵地出现的统
一战线的一个侧面。
1980 年4 月21 日
残本?复本
大部书,因为种种原因,不完整了,只剩下几本或孤零零的一册,这就
成了残本。在线装书中这情况尤其容易出现。除了单本书之外,即使是小部
头的也大抵有两本、四本或六本,因而极易拖散。过去的藏书家和书坊店,
都很看不起残本,认为这是不值得收藏的,价钱因此也定得便宜。我开始买
书,所得就往往是残本,后来也一直采取着这种人弃我取的策略。
试去翻翻过去的藏书目录,时代愈早,所记的残本就愈少。似乎到了明
代的内阁书目,才大量出现了残本。不过那是帐簿一类的东西,是向皇帝报
帐的,性质不同。到了毛子晋的秘本书目,才偶有残本出现,不过大抵是绝
无仅有的宝书。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中所著录的宋版书,就有许多是不全
的;到了30 年代的《宝礼堂宋本书目》,则绝大部分都是残本。并不是藏书
家们忽然思想解放,而是宋版书日渐稀少下去的原故。除了宋元以外,明刻
的残本他们还是不屑一顾的。到了解放后编印的一些书目,如北京图书馆、
北京大学? 。的,才不计钞刻、不论时代地著录了大量的残本,这当然是一
种进步,是读书界实事求是作风有了长足进展的标识。
经过十年浩劫,旧书剩下来的不是很多了。除了彻底消灭不留痕迹者以
外,残存下来的残本是大量的。它们大抵被堆集在仓库这样的地方,保管的
条件有些也很不理想,听说发霉变质的情况也不是个别的。这是应该引起足
够的重视的。应该组织足够的人力,抓紧抢救。首先防止仅存的书籍进一步
毁灭;然后再来进行整理编目。必须彻底打破旧时代藏书家心中的“完缺之
见”,重视残本、保护残本。把一切有历史文献价值的书籍保存下来。不这
样做,不积极抢救,那在客观上似乎就是在继承着林彪、“四人帮”未竟的
“事业”,这可有多么荒谬!
前些时到富春江上去了一次。经过桐庐时承有关同志的好意参观了县文
化馆。他们还珍重保存着一些线装书,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贫乏的。
我翻检了一过,明刻本和旧写本也不过只有几种,其中有的就是残本,是明
代晚期浙江作者的诗集,颇罕见的名目。像这样的残本,极可能同时也就是
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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