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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序，作者是邹嘉生、越其杰和马士英。越其杰是曾在《桃花扇》里出现过
的人物，“拒媒”一出开场，杨龙友道白说，“下官杨文骢，因叙迎驾之功，
补了礼部主事。盟兄阮大铖，仍以光禄起用。又有同乡越其杰、田仰等，亦
皆补官。同日命下，可称一时之盛。”越是贵阳人，能诗文，作过河南巡抚，
是货真价实的马党。马序结尾处是“崇祯庚午首夏，题于符离客舍。社弟马
士英具草。”三篇序后面是“诸社长送游赠言”，一共有25 人之多，多半是
吴越之间名士。这样，不但杨文骢，就连马士英，原来也是社中朋友了。但
这两位，后来自然都被开除了社籍。南陔堂本吴■《复社姓氏录》里就没有
文骢的名字，只在最后贵州省项下著录了一个杨鼎卿（爱生），这是文骢的
儿子。但在一本黑格旧抄的陆世仪《复社纪略》里，首引张天如的“国表”，
那最后一名却正是“贵州杨文骢”。张天如是在甲申以前死去的，他手定“国
表”的时候杨龙友还是社盟中间一位活跃分子。从这些小小的变化中间也可
以看出，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杨龙友的记载竟如此之少。他有了
马士英那样的阔亲戚，经过弘光一局，许多老朋友连躲还躲不迭，哪里还肯
记，恐怕连过去写下的诗文也都赶紧删去了。
不过不肯删削，终于还保留着一鳞片爪的也不是没有。多年来流览所及，
只有邢昉的《石臼前后集》、方文的《涂山集》、杨补、杨昉父子的《怀古
堂诗选》里还保留了一些颇为珍贵的材料。
吴梅村在《画中九友歌》中提到杨龙友，那四句诗是“阿龙北固持戈矛，
披图赤壁思曹刘，酒酣洒墨横江楼，蒜山落月空悠悠。”这是说他在弘光中
以职方监军京口时的故事。梅村又在《读杨文骢旧题走马诗于邮壁漫次其韵
二首》里，更全面的对他进行了回忆、评价：
数卷残编两石弓，书生摇笔壮怀空。南朝子弟夸诸将，北固军营畏
阿童。江上画龙图割据，国中指鹿诧成功。可怜曹霸丹青手，衔策无人
付朔风。
君是黄骢最少年，骅骝凋丧使人怜。当时只望勋名贵，后日谁知书
画传。十载盐车悲道路，一朝天马蹴风烟。军书已报韩擒虎，夜半新林
早着鞭。
这两首诗是写得沉痛的。这和他们同属社盟中人一事应当不无关系。诗
里讲到南明覆亡的原因，也提到龙友在短暂的一年中飞快的超擢。还提到了
他的韬略。旧时代的文人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癖好就是谈兵。连只会“锦衣素
蟒、临师江上”的阮胡子，也写过什么“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
的诗，不知道杨龙友的韬略是否也属于此类。不过邢昉在诗里确也多次谈起
他这方面的才能，和早在永嘉令任上就在海上用兵中作过监军的经历。这可
能就是后来监军京口的张本。不过就邢昉诗中所说，“杨子好文亦好武，乞
得闲官一尺组。堂前日日罗众宾，左染丹青右挥麈？ 。白日腾腾气亘无，杨
子拔剑怒起舞。马前止列一健儿，马后更带两疆弩，千人一呼城门开，观者
如墙声如雷。？ 。”也还差不多是作戏。可以推想，他在弘光防江一战中，
也无法有怎样更好的表现。不过也不像吴梅村所说那样的一溜了事，“福王
时擢右金都御史，巡抚常镇，兼督沿海诸军。清兵破南京，命鸿胪丞黄家鼒
往苏州安抚，文骢袭杀之于嘉定，遂走处州。”他是袭杀了降敌的说客以后
才出走的。这以后，“唐王立，进浙闽总督。顺治三年七月，清兵入闽。文
骢急移军卫仙霞关，清兵已间道先入，不能御。负重创，退至浦城，被执，
不屈死。”（陈垣）
清军入闽，阮大铖扮的是投降并带路的角色，最后“鞠躬尽瘁”死于仙
霞岭上。杨龙友在这关键时刻是站在他的“盟兄”的对立面上的。
龙友死难的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江南一带。我们今天还能读到不多几
篇悼诗，就弥觉珍贵，不只因为这是难得的史料，同时也由于这是出色的诗
篇。
长洲杨补字无补，是明末著名的诗人、画家，入清以后则是突出的风骨
高峻的遗民、隐士。他和杨龙友是好朋友，龙友在浙东作小官时，杨补和邢
昉都是他的亲密诗友、画友和游侣。杨补的诗集《怀古堂诗选》，清初刻，
流传很少。我所见的是王乃昭旧藏的一本。杨补的儿子杨炤字明远，有诗集
十二卷，康熙刻，名称也是《怀古堂诗选》。在杨明远的诗集里有一首长诗，
诗题是“岁丁未（康熙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夜梦少司马杨龙友先生入室。
角巾素袍，颜色如平生。余跪而奉其手曰，不意此生复得见先生也。失声一
哭而觉，旋睡去，梦呈先生令永嘉时画赠先君子兰卷曰，将持此作西台恸哭。
忽而觉，又复梦去。歌载驰之卒章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
因谁极。歌未竟而又觉。声琅琅犹在耳也。家人闻余寐而哭，哭而歌，屡呼
余问故，悲不能答。起而识之，复哭以诗。”诗是五古长篇：
先生贵阳秀，弱冠登贤书。胄既承华谞，身复挟才谞。当时出其技，
海内谢不如。人知擅三绝，是以得士誉。谁知抱英略，廿载困公车。头
白始监军，社稷将为墟。姻娅虽秉国，志业卒未舒。仅能右正人，缓急
借吹嘘。不使挟仇怨，善类肆诛鉏。君子免钩党，小人恨切肤。三江既
失险，八闽奉銮舆。督师建宁州，戮力效驰驱。拉？ 。天柱倾，几见只手
扶。成仁惟一死，庶不负心初。被执义不屈，不愧烈丈夫。桐城瘗其首，
建宁葬其躯。孙临桐城侠，慷慨捐头颅。挺身认都督，鼎卿遂得逋。两
首并函归，实借孙氏奴。化碧垂二纪，血食斩诸孤。魂今千里来，风波
越江湖。巾带宛平生，不改颜色腴。江山文藻留，高价重珊瑚。西台越
江滨，洒泪迷榛芜。正气公则有，得士皋羽无。小子荷提挈，忆昔在留
都。勤学蒙奖借，文会偕凤雏。许附元礼舟，考试还姑苏。率我谒文靖，
徒步到吴趋。付托既得所，问讯时双鱼。厚意久衔戢，未尝忘须臾。梦
见最分明，昨夜倍欷殻АＭ┏怯虢问备Х睾簟�
诗后有双行小字注：“鼎卿，先生长子也。登武进士。历官都督。建宁
城陷，先生谓其郎官孙临曰，‘吾受国厚恩，此而不死，非人矣。子可速去。’
临曰，‘如此好事，让公一家作耶？’先生被执，复索杨都督。临曰，‘我
杨都督也。’亦被害。临给事晋之弟，素善鼎卿，遂代之死。”
这是我所见有关杨龙友结末最详尽的记载。孙临，字克咸，桐城人。也
是复社的成员。杨鼎卿，字爱生，文骢子。唐王时加左都督，太子太保。见
《复社姓氏传略》。
在杨补的诗集里也有两首悼念龙友的诗。《有美》两首，题下小注“怀
杨少司马龙友也”，这是南都倾覆以后，消息未定时所作，在怀念之余还抱
有万一的希望：
有美春江别，东风又绿波。崎岖遭国难，消息畏人讹。幽愤应如病，
贞心洵匪他。莫将青翰舫，徒拥越儿歌。
未觉桑榆晚，还收浴日勋。勉旃尝胆苦，感激枕戈勤。长夜几时旦，
忧心方坐焚。西倾如再起，不死会逢君少后，无补“得龙友死节实信，
哭而挽之”：
擅名君最早，才气实超伦。士论推机岳，时危见远巡。国存犹尽瘁，
事去独成仁。大汉恩如海，无多似若人。
方文的诗集里也有“闻杨龙友孙克咸同日死难，诗以哭之”和“高淳晤
黄叙百，得杨龙友李卓如死难消息”诗。又有《与程穆倩感旧》诗：
万岁楼前司马台（杨龙友先生以职方监军润州——原注），与君觞
咏日悠哉。惊沙一起秋风乱，故里重寻晚角哀。湖海相逢犹历落，肝肠
不语自崩摧。南徐以后无知己，薄俗谁怜樗散才。
方文和程穆倩都曾是龙友监军京口时的座上客，此诗最能写出龙友对朋
友的热情，不只作县官时如此，在出任方面大员以后也还是如此。“南徐以
后无知己”、“不死会逢君”这样的句子，都不是敷衍应酬话，而是诗人出
诸胸臆的真实感情。杨补和方文都不是作应酬诗的人，他们作这些诗时，龙
友已被杀，写这些诗除了可能招来横祸之外，别无好处。这就使我们能借以
认识龙友的为人。
在杨补诗集卷前，保存了七篇序文、寿序、行状、墓志、传记、诔。其
中徐俟斋枋所撰《隐君杨曰补先生六十寿序》，记录了一段故事：
弘光时，权奸构党祸，杀戮名贤。遂煽蜚语染逮先文靖（徐汧），
势岌岌殆矣。亲戚交游，畏祸观望。而先生独策蹇至金陵，语所知曰，
天下事可见矣，而尚欲杀大贤以快己私耶？先生旧居金陵，金陵之名公
贵人，无非先生友者，故其言足重，而事亦寻已。
杨补到南京营救徐汧所访问的“名公贵人”，就是杨龙友，不过徐枋不
肯明白说出。在吴门法柄撰的《杨隐君传》里，就记得更为详尽：
时贼臣构徐文靖公甚急，而杨文骢为柄国者至亲，官武部郎，贵用
事，所言无不得当于柄国者。隐君闻之曰：“龙友不言，可以绝交矣。”
龙友，文骢字也。乃立起如金陵，语文骢曰：“天下以文章声气推君，
垂三十年。天下之所以交重君者，以君能右善类、附止人也。君于柄国
者为至亲，君言无不得当者，天下莫不闻。徐公负天下苍生之望，天下
方倚望之为相，以佐中兴。君居能言之地，而不为推毂，天下故失望。
今事急，君固何以谢天下。”语未卒，文骢曰：“子责某是也。微子言
吾已谒之相君。此非相君意，寻当解耳。”于是隐君即出金陵而归。
这里的记事不但更详密，也更真实。像杨补那样的旧交，对处身南明小
朝廷中的新贵杨龙友，也不能完全没有疑虑。30 年来，杨文骢在清流中的交
游、声望，是为马士英所深知、重视，也必然要加以利用的。不过在政治斗
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个人之间的交游、情愫。杨龙友生活在夹缝中间，
心情的矛盾、痛苦，可想而知。他虽然努力作一点调和补救工作，又能有什
么作用呢？事实上从迎立福王开始，甚至从更早的《南都防乱公揭》开始，
他就已从清流中分化出去了。《桃花扇》中有些复社的集体活动，都不让他
参加，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但因此也失去了更深刻地刻画这个充满了矛盾的
人物的机会。全部《桃花扇》中的人物，论性格的复杂恐怕没有谁超过杨龙
友。他既非正生也不是净，“脸谱决定论”者在他面前是会踌躇无策的，只
要一看面色就能决定人物好坏，这样“岂不快哉！”的便宜事，可惜这里并
没有。
我想杨龙友不可能是个两面派，这从杨补父子的悼念诗篇中可以推知。
杨补和龙友是老朋友，但在去南京营救徐汧时曾对龙友产生过疑虑，这也是
完全真实的。说了要说的话以后就立即告辞回家。这以后杨补（包括更多的
人）必然会密切注视龙友此后的言行。直到得知他殉难的确讯后写了沉痛的
悼诗。这说明，即使杨龙友是那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一些老朋友最后还
是拥抱了他。像杨补那样的人，是不可能热情拥抱一个两面派的。
龙友的死难，自然会给他带来好名誉，不过这也不像是杨补判断事理的
惟一根据。应该指出，这一条确曾为某些人奉为检验人物的重要标准。如卓
尔堪在选《明遗民诗》的“凡例”中就说，“遗民惟重末路，苛求其他，吾
则何敢！”这就是把死难或隐遁作为首要标准的意见。还有一位在弘光小朝
廷作礼部主事的黄端伯，不肯迎降清军，后来被豫王捉去，两人之间有一段
对话，是很有趣的。“王问，‘弘光何君？’曰，‘圣君。’问，‘何以指
昏为圣？’曰，‘子不言父过。’问，‘马士英何相？’曰：‘贤相。’问，
‘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遂下狱。”（《小腆纪年》卷十六）
这个黄端伯是不怕死的，他也是主张只要不怕死、不投降就是好人的。不过
他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死抱着“子为父隐”那样古老的封建教条，就不
能不闹出绝大的笑话。人一旦死掉，就会变成一个毫无缺点的完人，何况还
是光荣地死于“国事”，这种评价人物的习惯，也确实有了长久的历史。只
是到了最近，我们才发现这方法不够妥当。杨补、方文等自然十分着重“死
难”，但我相信，这也不会是他们所持的惟一标准。
毛氏汲古阁刊《八唐人集》，前面有文骢一篇序，手书上版，作于崇祯
己卯。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他仅有的一篇论文。他提出声情、风味之说，补
充前人“气格、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