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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喜欢的书本放在一起。这次又重翻了一遍，这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历史，
不过肃然的心情依旧不曾改变。
同一作者的诗集《往日集》，印成于1961 年，纸墨讲究得多了，不过依
然是一本小册子，所收的诗也还是以40 年代的作品为多，这次也一起回到我
的手中，那么就和《革命者的乡土》作伴，重新藏在书柜里。
商务印书馆出过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装制颇精，也全是小册，这次回
来了三本。朱自清的《你我》，卞之琳译的《西窗集》和郑振铎的《西行书
简》，全是我喜欢的书。特别是那后一本。记得那是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不久，
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打听到郑振铎的住址，就跑了去访问。果然在静安寺
“庙弄”的一座小洋房里找到了他。这是第一次相见，也并无人介绍。他穿
着一身半旧的西装，就在他家的小花园里和我这个年轻的读者谈话，我说完
了准备好的几句话以后，就从袋里摸出了《西行书简》，请他题字。他就站
在花园里，取下钢笔在扉页上写道，“旧游之地，今已沦为狐兔之窟，何日
得重游？郑振铎。”他那“龙飞凤舞”的钢笔字，特别显露出一种凌厉之气，
使我今天还能记起当时被激起的敬佩之情。
？ 。？ 。
书的故事是说不完的。这回真的是写倦了。且待下次有机会再接下去吧。
（注）《革命者的乡土》、《往日集》，陈凡作，为通讯集和诗集。
日记？日记文学？
日记侦察学
多年来的习惯，临睡之前，枕侧一定要摆几本书，好像不翻看几页，总
不肯安然入梦。有时白天有什么事，当天的报纸有重要的文章来不及看，想
在枕上补课，但效果往往不好。不是失眠就是弄得头脑发胀，引人入胜的小
说也要不得，它会使你不能掩卷，就算下了决心熄灯，也还是要辗转反侧？ 。
我的经验，枕上读书，最好是短篇的散文、杂文，郁达夫的日记尤佳，简直
是找不到更好代替物的了。
达夫的《日记九种》和后来的《达夫日记集》我都是多次读过的。说来
可笑，二十多年前要写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文章，缺少参考资料，
达夫日记就曾帮了大忙。这怕是无论谁也想不到的。
不久前遇见刚从富春江上归来的苗子，闲谈中听他说起，达夫的日记手
稿还安然保存在富阳的老屋里，由他的儿子珍藏着。最近这日记曾整理了一
些陆续发表在浙江的刊物上，我曾草草翻阅过一点，说不出什么。据说，这
日记的原稿和《日记九种》中所载，颇有不同。原来，达夫在发表之前，是
曾加过工的。我这才恍然大悟，仿佛摸到了从“日记”到“日记文学”的途
径。达夫先生在《再谈日记》一文中说起他发表自己日记的经过时，也没有
透露这一节，这就使我非常高兴，因为又学到了一点过去所不知道的知识了。
日记，大抵总是写了给自己看的。不过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作者，当下
笔之初，就已经打定了传世的主意了。如李慈铭，当写好了半年或一年的日
记，就装钉起来，准备旁人来借抄。不过《越缦堂日记》里常常会遇到大片
大片用墨笔涂得一塌胡涂的地方，使人看了气闷。可见他老先生在借出以前，
曾经仔细地检查过一番。这可不是我心目中日记的正宗。此外，如曾国藩的
《求阙斋日记》、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 。大抵都有类似的气味，不
过这些到底都是名人，他们日记的手迹，也都早已影印出来，而且研经治史，
朝章国故，以至封建教条的种种内容也各已辑印行世，当然也都是有其参考
价值的。但这毕竟不是我所向往的读物。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日记竟成了一种危险的恶习。特别是过去10
年，不少人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往往只不过是在日记里被发现了什么
把柄。因为是白纸黑字，是定罪的头等证物，因此也更为某种人物所重视与
欢迎。如此这般，我发现，一门崭新的学问，姑且名之为“日记侦察学”吧，
已经产生。这确实不是我的耸人听闻，而是有确凿的事实根据的。
我是有写日记的“恶习”的，而且也已持续了数10 年之久。解放前写日
记，虽然因为年轻，阅世未深，不知此中利害，但到底心存顾忌。即使如此，
今天看来，违碍之处着实还是不少。但上帝保佑，竟平安地保存下来了，没
有出什么乱子。解放以后，放心大胆地记日记了，每年总有一本或几本。除
了日常活动，书信往来，也记些读书笔记，创作意图，山川风物，文物图书。
在我，是记得津津有味的，自然做梦也想不到有出版或辑录成书的好运。但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奇怪，这些日记，十年前的一天，一古脑儿被拿去了。我
还清楚地记得“英雄”们发现它们时得意的神色。当时我还奇怪地想，这又
不是银行存折，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可证执迷不悟之深。
不久以前，这些日记又回到我的手中了，足足装了一麻袋。有趣的是，
每本日记中，都有几十百条夹签，上有红笔批注；在日记里面，又划满了红
杠子，也就是夹签指出的要害所在。每本日记的封面上，都贴上一张纸，上
写编号、年月、“已抄”等等字样。此外，就又发现了扎得整整齐齐的一大
捆“抄稿本”。这就是根据夹签的指示，恭楷抄下来的分门别类的“日记摘
抄”。这实在不能不使我惊异、佩服，而且感激了。真是做梦也不曾想到，
竟变成了如此伟大的人物。在“四人帮”的爪牙们看来，我大抵是有被“宣
付国史馆立传”的资格的。不知道到底应该放进“黑帮传”还是什么传里，
反正是一展卷而材料皆备矣。真是不胜其惶悚屏营之至！
至今我还不敢擅自整理，夹签也一张都不敢抽去，也没有时间仔细研究。
现在只能举几个例在这里。如日记中记与友人吃饭，就被归入“腐化生活”
类；有记买书事就归入“进书”类；（按，这是执行那个所谓“理论权威”
的“指示”，搜集我“以伪乱真”的“罪证”的。）记写了什么文章，就归
入“炮制毒草”类；记采访荣德生、郭棣活事，就归入“吹捧资本家”类；
出版了一册新书分送朋友，就批“从赠书名单看黄的关系人”？ 。我只不过
多少翻了一下，就发现我的平凡生活竟是如此丰富多彩！真使我开了眼界，
重新发现了自己。
从一个角度看，这正是新兴的“日记侦察学”的发展与实践的一个好例。
那用心之细密，分类之严谨，着实使人吃惊；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四人
帮”的道德观、是非观？ 。总之是世界观的极丰富、全面的展览。我想什么
时候稍有闲空，就要加以整理、研究，这是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篇有分量的学
术论文的。这可实在并非什么笑话。
1979 年3 月23 日
春夜随笔
自从“半个红学家”江青垮了台，《红楼梦》研究的空气又浓厚起来了。
报刊上出现的这类文字风起云涌，有些还是煌煌巨著的摘要，殊使人有目不
暇接之势。鸿篇巨制自然不是咄嗟可办的，那么是早经着手的无疑了。可见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也还有不少人闭户研究，并不跟随“半个红学家”起哄。
也许，此中还有着与清代乾嘉考据之学盛行相同的因素，也说不定。
我见闻有限，消息不灵。不过也曾浏览过部分论文，有些感想，当然这
只能是一个读者的读后感。
总的来说，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比过去大不同了。对曹雪芹的家世，已经
探索到他的远祖；通过几个古钞本的比勘研究，探索原本面貌的工作，也有
人着手了；对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研究，也铺展得较宽了；有关作者传记
材料的新发现，也时有所闻，而曹雪芹的文学传记也开始出现了。连曹寅的
《楝亭集》也已影印出版。至于分析研究作品人物、创作思想、文学技巧的
文章就更多一些。当然不能说全部都是精彩之作，这怎么可能呢？不过质总
是建筑在量的基础上的。如果只准许一两个人发言，而且声明只有这才是惟
一正确的，那可实在危险得很。万一这不幸而是昏话，后果如何，不问可知
矣。盖不只“红学”一事为然也。
如果要说一点意见的话，那么我想指出，有些论文，水平是不能说怎样
高的。例如有的作者在研究有关《红楼梦》研究中的“随笔论著”，这自然
是很好的。但所举出的不过是几种极少参考价值的小册子，而且花了很多篇
幅来介绍那些明明是无聊、荒谬的论点。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又有人重新
提出了，但说来说去不过是重复十多年前已经提出过的论点，使人读了意兴
索然。有些学术刊物，好像不编入一两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就不够时
髦似的，但后果如此，不能不使人感到白报纸确也使用得可惜。
清初禅悦之风和《红楼梦》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是有的，可能还很密切。
这是个出色的研究题目。从作者排列的目录章节看，也是很吸引人的，但读
下来的感觉是有如在灵隐山门外面摸了一下冰凉的石柱础；蒙眬地望了一眼
大殿的影子，终于没有能得到些微向往已久的知识。只好叹口气，废然掩卷。
此外，还有一些过于“高深”、“细腻”的考证之作，是我所看不懂的。当
然也要怪自己缺乏闭户读书的功夫与耐心。这样的研究也许是必要的吧，但
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它与大众的关系是不大的。
由于读者对曹雪芹的尊敬与因此而产生的关心，有关作家的遗事、遗物、
遗作？ 。一直成为研究者搜求的重要目标，而这种搜求是日益困难起来了，
因此凡有发现，也必然要引起注意。在这方面吴恩裕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
30 年来，他曾提供过不少有关资料，至今还为研究者所运用。最近的消息是
他又有新的发现了，曹雪芹的遗稿和遗物。不过对这些发现目前正在进行着
颇激烈的争辩，真伪尚无定论。不过这种争论究竟还是比较实在的，不那么
虚无缥缈，因此读者是多的，也更为人们所理解和关心。此外，就是所谓大
观园的遗址，也是争论得非常激烈的问题。我见过一篇有趣的论文，是反对
大观园实有其地的。当然这也是一种意见，说出来也并非难事，但文章却花
了极大力气，从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起，下至《大观堂文集》、《大观
录》？ 。凡有“大观”字样者一一排比而罗列之。其实这对作者的论点并无
若何关涉。而且我想，这种排比，也肯定仍是挂一漏万的。我看，这倒应该
算是《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别格。
《红楼梦》研究成为一时风气，人人争作红学家，这自然是一种盛况。
不过作为一个读者，我想冒昧地提出更加切实些的要求，避免花拳绣腿，虚
饰浮夸；少争个人闲气，多下实在功夫。学术文章，特别是“红学”，不一
定非做得那么神秘、复杂不可。科学研究是需要深入、细致下去的，但绝非
“八阵图”，使读者进去以后就钻不出来，难怪有些人只是在阵图门口探头
张望一下，立即避开了。大概这并非作者的本意，不过也难说，可能倒正是
本意也说不定的。
以上，只是一些极为粗略的印象，也一直不曾有过写下来的意兴。同时，
也没有看到过有关《红楼梦》研究风气、趋向的意见。最近，先是从报纸上
得到介绍，继而从《北方论丛》上读到了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
的文章，这才深切感到我所一直抱有的某些“隐忧”，确已公开化了。因为
论文作者不但提出了新的论题，而且表现了空前英武的姿态。他宣布过去的
《红楼梦》研究，有的“大概也就全部完蛋”，有的就该“相应予以报废”，
有的要让它们“见鬼去吧”？ 。而他的论断将使某些研究者“满头冒汗瞠目
结舌”或“暴跳如雷”。总之，在他看来，干脆彻底得很，包括我上面所列
举的那些研究文字在内，统统无非是“胡（适）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新”“旧”“红学家”
——春夜随笔之二
在我们的《红楼梦》研究者中间，似乎长久以来就存在着一种“不平等”
的关系了。有些作者，或是自封，或经指定，是要比另一些研究者“高出一
等”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红学家”的专称，这是个半开
玩笑，带有嘲讽意味的头衔。第一个发明者大概对“小说家流”抱有一定程
度的蔑视，认为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居然有人会来研究，居然又七嘴八
舌弄得如此热闹，真是咄咄怪事。没有办法，跟“臭老九”一样，在九流之
末，姑且为之安排一个座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