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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少气盛，也完全没有考虑许多复杂情况，就贸然提议将这些精美的古版
画编为《版画丛刊》，陆续印行。大致以新安、金陵、杭州？ 。不同地域的
作品为经，以时代先后加以贯串。并无另起炉灶编为全史的野心，只想早日
把这些珍贵资料提供出来，使之化身千百，可期垂远。惜华慨然赞同。我提
议请阿英写一总序，因为他是内行，同时也是极有资格的美术史论的作者。
我以为我这想法是不错的。阿英是谦虚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匆促中不可能
进行全面的论述；材料固然丰富，但还不能说是全面的？ 。这些因素他都考
虑到了。即使如此，他还是答应有了材料，来做整写的工作。这就说明他没
有任何个人考虑，他盼望此书能够刊行，甚至比我们还要焦急。
后来我们接受了他的意见，把简单的例言，化为在一定程度上详悉的提
要，尽可能使之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深度。稿子写好了。珍贵的样书也寄来了。
一起有十几大包，而且都是头本，也就是全部精图所在的卷首。微型照片也
拍好了。我和出版家交涉了很久，跑了不知多少趟，但最后也还是不成功，
终于功败垂成。甚至直至最后我也没有从出版者那里得知明确的印或不印的
决定或理由，每次都被一副笑嘻嘻的面孔挡了回来。今天想来，我原应早就
悟出那道理了，但当时就是那么天真，那么一厢情愿。今天想来，阿英对我
的依赖，也实在使我感动，他的天真也不下于我这样一个幼稚的年轻人。后
来我将一包包书样重新寄回给惜华，再一次欣赏那些珍贵的古版画时，那种
憾惜之情，到今天也还是如在目前。更令我抱憾的是辜负了阿英真诚、善良
的热望。他自己，还为搜集石印的插图资料而独力奔忙着。比起明刻版画来，
晚清石印插图算得了什么呢？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我是应该在前辈面前脸
红的。因为没有这些“晚近”的资料，也就没有了完整的插图史，我竟连这
样基本的事实都没有认识。
1979 年4 月1 日
往事回忆
在信堆里又找到了两封阿英的旧信。窗外下着淅沥的春雨，灯下独坐，
翻阅着这些发黄变脆的纸张，蓝墨水早已变黑。我于是想到，日子像流水似
的过去，一转眼已经快30 年了。
我还是想把它们重抄下来。
《西厢记与白蛇传》收到，谢谢。前寄金石书一帙，亦收到，迄此
补谢。
《曲品》原稿，前在文物局见到。兄将此记发表，真是功德无量，
惜论断评介未能全部发表。不知你曾否录有副本，如有，甚盼能一借钞
也。（如有并可以，请交慧珠同志，她今日返沪，二十后来。）（到后
一周，即可寄回。）
前托之方所觅，系嘉业堂本《武梁祠画像考》，后又托人在苏寻觅，
亦未找到。拟托兄代为留意买一部，需款请随时示知即寄上。
不知你何时能再北来了。
一年来写了一部反官僚主义的话剧——《模范段》，除此发表了几
篇研究性的东西。最近写了一部《中国年画发展史》（人民美术出版社）。
下月，拟从事第二话剧写作。此外别无可告。
姬老想常晤见，看通讯，你要去体验生活，不知何时离沪？匆此敬
礼。
弟阿英
八月十三日
此信写于1953 年。信里是有一些故事的。我买到祁彪佳的《曲品》、《剧
品》原稿后，先是将摘要发表在《西厢记与白蛇传》里，作为附录。随后就
将原书赠给了北京图书馆。阿英说他在文物局看到此书，那是在团城郑振铎
的办公室里。阿英、西谛都是古本戏曲的热烈爱好与搜集者。《曲品》的出
现引起他们怎样的狂喜是可以想象的。他立即想要借抄，拳拳之心，到今天
也还灼然如见。我的校注本，在两年后也印出了。当时曾写信告诉他。我知
道，这书寄到北京以后，必然是当做宝贝“深锁琅嬛”，无论谁想借抄也很
困难，那就还是先设法印出为妙。
《武梁祠画像考》是《嘉业堂丛书》的一种，不知何故，流传极少，我
终于也不曾为他找到。嘉业堂是刘承干的藏书处。鲁迅先生曾称刘为傻公子，
虽然行事有许多可笑之处，但他确也刻过一些别的聪明的阔人所不肯刻的大
书。这就是傻公子的可爱之处。
从这信里特别使我感动的是他那生气勃勃的战斗、工作精神。他当时担
任着全国文联极为繁重的工作，可是写了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剧本，还想另
写一个。又写成了年画史的著作，还在搜集汉画像，戏曲资料。真是了不起
旺盛的精力和工作意志。从这里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1953 年老一辈革命作家
的精神面貌吗？这种极为可贵的精神面貌在不久以后就开始受到摧残，到了
十几年后索性被彻底搞垮，终于只剩下了魔鬼的舞蹈了。
信里还提到了言慧珠。
慧珠的追悼会是前些时和徐森玉等五位合并举行的。那天我去参加，大
厅里已经挤不进去，只好站在门口“吃柱子”。面前的柱子上就正好挂着姬
老写给她的一副挽联。我一直念着挽联上“惊变埋玉”、“还巢失凤”的字
样，望着厅里挂着的她的照片，听着悼词，想起了许多事情。慧珠当然够不
上江青所鼓吹的什么“高大完美”，不过作为一个演员，她是优秀的。她聪
明，肯向前辈虚心学习；她继承了梅兰芳身上的某些可贵的艺术素质，她也
有自己的特色，不过还来不及凝聚、融化，形成自己的风格就去了。而且去
得那么凄凉。听说她是在某一天受尽了侮辱折磨之后，回家，上理发店，上
饭店，回家，盛装，然后？ 。“惊变”、“埋玉”不只是她曾演过的两折曲
子，她的结末，也和“埋玉”里的杨玉环没有什么两样。我想起了鲁迅先生
在《女吊》里的几句话，觉得好像正是说的她。
1979 年4 月1 日
陈寅恪
中国历史学界，曾经有过著名的南北二陈。北陈是陈援庵（垣），却是
广东新会人；南陈则陈寅恪，江西义宁人也，晚年则久居广州。所谓南北，
可能是指他们掌教登坛之地而言。两位陈先生都有专精的学养，门弟子满天
下，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有深远的影响。现在两先生都已谢世，虽然晚岁荣
枯颇有不同，不过现在都已得到正确的评价，遗著也都先后陆续刊行了。这
是使人非常高兴的事。
抗日战争中，寅恪先生辗转来到昆明教书，援庵先生则留居北平，著作
不辍。所作多含有深痛的民族意识与家国之感。其《明季滇黔佛教考》一种，
于1957 年重刊。前有陈寅恪所撰一序，重刊时照样收入。其时援庵已参加中
国共产党，而寅恪方大受批判。我得读此序，深感援庵先生的风义，同时也
发现寅恪先生虽然以“资产阶级学者”著名，而其言论却颇新颖而正确，并
不如举世哄传之谬。此文为我所最爱读的文字之一篇，现在忍不住想重录一
过，以飨读者。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
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
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
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先生先后考释摩尼佛教诸文，
海内外学者咸已诵读而仰慕之矣，今复以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远寄
寅恪读之，并命缀以一言？ 。抑寅恪读是书竟，别有感焉。世人或谓宗
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
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
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地。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微一
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
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
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呜呼！昔
晋永嘉之乱，支愍度始欲过江，与一伦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
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
年。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
负如来也。”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
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
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
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今先生是书刊印将毕，寅恪
不获躬执校讐之役于景山北海之旁，仅远自万里海山之外寄以序言，藉
告并世之喜读是书者。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非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
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欤！
此序写于1940 年7 月。今天读来，则不但陈援庵1957 年不抽去此序为
不可及；1940 年初刊时竟登此序也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寅恪所说宗教与政治
不可分割的道理，自然是正确的。他引支愍度南渡事，更是对动乱社会与人
民心理有深刻理解的表现。序文写得更是文情俱胜。这在寅恪先生晚年著述
中更是一个特色，也许可以称之为“历史学与文学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
关涉之一例证”的吧。
上面一抄就抄了许多，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大合适。不过我还想更抄一段
另外的文件，这是从我过去的一个抄本里转录的。那是陈寅恪先生为冯著《中
国哲学史》下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也已是40 年前的文献了。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
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
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
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
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
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
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
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而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莫肯售，姑
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幸亏这一段并不太长，抄起来还不费力。可是其意见之尖锐、犀利，态
度之坦率、风趣，也正不易企及。虽然他的某些见解是属于百家争鸣的范畴，
可供讨论批评的；但他在40 年前的意见，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也还是
可以作为参考的。几十年中间，有多少学人、志士曾经为此事而反复考虑。
即使不能称之为先进的中国人，但敏锐的中国人这一称号，在陈先生是可以
当之无愧的吧。
我抄下这两节并不太长的文字，用以介绍寅恪先生思想的一两个侧面，
看来比我吃力地说许多废话效果要好得多。
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
昨天看到新刊《中国史研究》中收有陈垣的《治史遗简》，是从援庵先
生的家书中选录出来的。其中有许多精语。1940 年7 月31 日一信中说：
前日接到十七日函，并寅恪先生序。第六卷将印毕，正好赶到，喜
出望外。兹有复先生一函，便寄去。《佛教考》稿现在何处？寅丈看过
后，口头有何批评，至紧告我。
这里所说，就是寅恪先生为《佛教考》所写序文从昆明寄到北平的事，
援庵先生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寅恪先生的尊重，对诤友的指摘的竭
诚欢迎，都是极为动人的，因附记之。
1979 年5 月12 日
“寒柳堂”的消息
陈寅恪教授的遗稿《柳如是别传》的“缘起”已由广东《学术研究》发
表，他的《论》也已由上海《中华文史论丛》刊出。“论丛”本较
1959 年香港印本多“校补记”一节，系1962 年对《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
身世有了新的发现并考证之后作的补充研究。
这两种著作是寅恪先生晚年用力最多的研究成果。它们的一种共同特色
是应该指出的。这虽是两篇学术论文，但《别传》的“缘起”和《论》的结尾都有作者近于自传性质的叙述，并附载了十多首诗。陈先生的诗写
得极好，这些诗多成于抗战期间流离转徙之中，感情尤为深挚。他虽自嘲“论
诗我亦弹词体”，但这实在是笔端沉痛，声韵凄楚，写尽了时代声音和家国
之感的一组好诗。像“钟阜徒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这样的句子写
于“九？一八”事变之际，确是吐露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心声，不只是诗人的
个人慨叹而已。
陈先生在“文革”中间，也无例外地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不幸于1969